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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虹:中華名人在江西

2021-04-06 13:50:50  來源:新華社  編輯:石麗敏

  1、李白五上廬山

  2、白居易遺愛在九江

  3、“江西山水真吾邦”—蘇軾與江西的不解情緣

  4、辛棄疾在江西

  5、王陽明在南贛

  6、千年瓷都第一人—唐英

  李白五上廬山

  李白先後五次來到廬山,寫下40余篇詩詞。他在走遍千山萬水之後,評價廬山説,“予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俊偉詭特,鮮有能過之者,真天下壯觀也”。生性豪放的李白喜愛廬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抱負遠大,不甘歸隱于山間,所以他的一生都在“隱”與“仕”之間苦苦掙扎,而五到廬山的經歷恰恰是他這種掙扎的真實體現。每當他在仕途中受到挫折,廬山總會用寬容溫柔的胸懷接受他,撫慰他的傷口,幫助他重拾自信,抖擻精神,再度出發。或許,李白的命運早已同廬山糾纏在一起。

  仗劍去國,豪情萬丈

  李白五歲發蒙讀書,十五歲已賦有多首詩詞,並得到一些社會名流的推崇,亦開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唐玄宗開元十二年(西元724年),二十四歲的李白離開四川,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涯。他帶著一腔熱血仗劍而行,路過成都、重慶、湖北,經洞庭湖順長江而下,二十六歲(西元726年)初次來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李白到此的目的,其一是看望在江州做買賣的兄長,其二是遊覽廬山。

  “廬山”這個名字,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河渠書》裏的“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但沒有對廬山作過多解釋,也許那時廬山已是一座眾所週知的名山。廬山的美景吸引了歷代文人騷客,它的吸引力也是李白無法抗拒的。他第一次登上廬山香爐峰就被眼前美景所驚艷,並留下了《望廬山瀑布二首》千古絕句,特別是第二首七言絕句廣為流傳。“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在這首詩裏,開篇就營造了一個夢境或者説是仙境。他在頭七個字裏對瀑布一字未提,只告訴人們,陽光照在香爐峰上,朦朧的紫色煙霧籠罩了整個世界,仿佛山峰真的就是香爐,而雲霧就是這香爐散出的輕煙。簡單七字,瀑布的神韻盡在其中。然後才點出自己的位置和吟咏的對象:遙看瀑布挂前川。由“遙看”二字領出的這句,仿佛是一聲驚嘆,就像是李白不經意抬起頭來,壯觀的瀑布突然映入眼簾。“遙看”不僅將瀑布的空間感描寫了出來,也顯示了自然的偉岸和人的渺小。在這兩句的鋪墊下,李白在最後兩句詩裏完全飛了起來: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將廬山瀑布的雄偉綺麗表達得淋漓盡致。

  另一首《望廬山五老峰》雖不比《望廬山瀑布》的知名度高,但也極有神韻。“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五老峰是廬山最高峰之一,也是廬山知名景點之一,因遠眺山峰形狀像五位老人並肩席坐而得名。正因為五老峰奇形怪狀,容易使人産生想像,這對於極富浪漫主義精神的詩人李白來説,無疑是一次極佳的發揮想像的機會。特別是“青天削出金芙蓉”一句,讓人不禁要問,青翠蔥蘢的五老峰怎麼會有“金芙蓉”呢?原來,當夕陽西下,只要站在五老峰東南,縱眼眺望,落日的余暉照在五老峰上,眾峰突兀,仿佛一朵巨大的金色芙蓉,在天空下盡情綻放。

  李白首次上廬山所寫的詩,處處洋溢著青春的氣息,頗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風采。但廬山並不是李白此行的目的,他的目光放在遙遠的東海之濱,放在了富庶的東南一帶,那裏有極度繁榮的大城市。離開廬山後不久,李白先是到了金陵,後又遊揚州,並在這座風花雪月的城市“散金三十余萬”。但這仍不是李白的終點,他的終極目標是大唐王朝的中心長安。

  求仙問道,韜光養晦

  李白于天寶九年(750)第二次再訪廬山,距首次來已過了24年。這時候的李白不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他已經做過了翰林學士,雖然僅有兩年,但親見了朝廷的腐敗和仕途的艱險。李白曾得到唐玄宗的賞識和寵信,令同僚不勝艷羨,也因自由豪放無拘無束的性格得罪了當朝權貴

  李白生活在崇尚道教的時代,求仙問道已不僅是一種宗教狂熱行為,甚至變成了獲得聲譽、進入朝廷的一條“終南捷徑”。這次李白來廬山,是求仙問道,更是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雖然廬山並非道教名山,但是因為它靈澈幽靜,自古以來就吸引著求道之士在這裡隱居。這也使得廬山擁有非常深厚的道教基礎。三國末年,道士董奉曾隱居廬山,《神仙傳》裏説:“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或雲三國時人,或雲晉宋間人。隱廬山,有道術,為人治病不取錢,病癒者使種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所種杏,鬱然成林。”杏林日後成為中醫醫術高明者的別稱,就來源於此。今天廬山蓮花峰和般若峰下均有杏林故跡。

  到了道教氛圍濃厚的唐代,更多的求道之士在廬山築廬棲隱,甚至還有不少女道士。天寶年間,在廬山五老峰旁的屏風疊,住著兩位女真人,一位是在屏風疊北咏真洞天裏修行的蔡尋真,另一位是在屏風疊南修行的李騰空。李騰空在唐代擁有盛名,因為她的父親就是聲名狼藉的奸相李林甫。但是李騰空的名聲比其父要好很多,也許正是因為她很早就離家修行的緣故吧。

  天寶九年(西元750年),五十歲的李白再次與廬山結緣,多少和李騰空有關。在他來到廬山之前,他已經送自己的妻子宗氏到廬山拜李騰空為師。為此,他還專門寫了《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在第二首裏李白想像自己的妻子在廬山“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紫煙”的意象再一次出現了,它將二十多年前李白初到廬山時的情感與經歷聯繫了起來。李騰空所在的屏風疊,也成為了日後李白的卜居之地。在送妻求道後不久,李白也于這一年的秋天來到了廬山。六年前,他已經接受了道教符籙,正式成為了一名道士。這次在廬山所寫的詩歌也多是與道教有關。但廬山仍然只是李白漫漫長途的一個中轉站。他那“經時濟世”的雄心壯志,也並沒有隨年齡的增長和現實的打擊而逐漸消滅,他仍然試圖尋找機會,一展自己的胸襟與抱負。正如李長之在《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所評價的那樣:“像李白這樣的人物求仙學道,是因為太愛現世使然的,所以他們在離去人間之際,並不能忘了人間,也不能忘了不得志於人間的寂寞的。”於是,李白很快便離開廬山,踏上了北上之路。

  輾轉亂世,失望歸隱

  離開廬山的李白一路北上,一直抵達幽州。幽州是范陽郡的中心,當時擔任范陽節度使的是安祿山。李白本是想在這裡謀求一個幕府參謀的職位,但看到的情況讓他感到震驚——他發現了安祿山正在為謀反摩拳擦掌。於是李白迅速南返,安頓家人。

  天寶十四年(西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京都危在旦夕。面臨災難,唐玄宗惶恐不安,奔逃到川蜀。李白當時正在安徽、越中一帶避難,儘管他深知朝廷腐敗不堪,但也沒想到會崩潰得如此之快。當唐玄宗逃亡蜀中的消息傳到李白耳中後,他帶著失望繼續向南奔逃,帶著宗氏夫人又一次來到了適合休憩療養、能為他撫慰心靈的廬山隱居。

  這是李白第三次到廬山,也許,這次他是真的想把廬山當作他後半生的棲居地。這次他在廬山居住長達半年之久,並修建了讀書草堂,其間寫下《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臺綠蘿月。會稽風月好,卻繞剡溪回。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荊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李白此詩,實際上是對自己的前半生作了一個總結,並表達了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自己卻無從用力的悲憤失望情緒。此時的李白雖在廬山避難,仍有一顆愛國之心,無奈中還存有對國家山河抱負的嚮往。

  應邀出山,夢斷潯陽

  就在李白隱居廬山不久,唐玄宗之子永王李璘,時任鎮守江陵的四道節度使向李白髮出了盛情邀請。李璘的幕僚曾三次上山來代表李璘聘請李白,這讓李白不禁想起了“三顧茅廬”的典故。李白動了心,決定再次出山,這也是他第三次離開廬山。

  李白懷著消滅叛亂、恢複國家統一的志願應邀入永王李璘幕府。在李白看來,天下亂局已現,唐朝將被割據。因此,他贊同永王攻佔金陵,在江南立足,便於稱帝,並隨李璘軍隊一路東下,其間寫下了《永王東巡歌》十一首。雖然這些詩歌才氣縱橫、意氣風發,但它們卻成為李白附逆的罪證。即位不久的唐肅宗發現李璘的目標並非是安祿山的叛軍,他不允許手握南方兵權的永王與自己分庭抗禮。至德二年初,肅宗下詔,命令永王回蜀中,永王拒絕,兄弟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最終,永王戰敗被捕。而李白因為追隨永王,還背上了附逆之罪。永王被殺以後,肅宗開始清除余黨,李白逃至彭澤時被捕,以“附逆作亂”的罪名被投入了潯陽(今江西九江)獄。對於這個天才詩人來説,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和摧殘。而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囚禁他的地方,正是在廬山腳下的潯陽。當他看到廬山的時候,會不會這樣想:如果當時能夠一直隱居在那裏,他的人生又會是怎樣的呢?歷史沒有假設。在潯陽獄中的李白,遭受了此生最大的痛苦和恥辱。他寫下了大量的詩歌,每一首都感人至深,每一首都充滿了苦難對一位詩人折磨所留下的傷痕。

  五十七歲的李白,生死難測,尚在廬山的夫人宗氏聽到李白入獄的消息後四方託人求救。終於,前來江南安撫百姓的宣慰使崔渙和御史中丞宋若思向他伸出了援手,他們向朝廷申辯李白無罪。李白感受到了恩情和善意,這使得他臨終之前仍想報效國家,洗脫自己的污點。唐肅宗至德三年(西元758年),李白被判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三年。於是他再次遠離廬山,開始了流放的生涯。在被流放夜郎之後,他寫下了《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詩,在這首詩裏,李白用充滿想像力的筆觸、極為炫目的色彩與技巧和濃烈的感情,談到了自己的一生志向,以及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後的遭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名句就是出自這首詩中。

  獲赦而歸,永別廬山

  乾元二年(759)春,關中地區遭遇大規模旱情,朝廷頒布了一條特赦令:天下現禁囚徒,死罪從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獲赦的李白,立即歡喜而歸,在白帝城,他乘舟順流而下,寫下著名的《朝發白帝城》一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突如其來的自由,讓李白無比興奮,筆下滿是意氣風發,依稀之間,他仍是從前鮮衣怒馬的少年。途中遇赦得歸,時已59歲。

  唐肅宗上元元年(西元760年),李白再登廬山,這一次更像是一次告別。在李白的一生中,廬山與他始終有著不解之緣,每當仕途受挫時,他被廬山召喚而來,而廬山的寧靜給了他最好的安慰。現在李白老了,他似乎預見了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要向這座山告別了。在《過彭蠡湖》一詩中他傷感地説道:“青嶂憶遙月,綠蘿愁鳴猿。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在另一首《下尋陽城泛彭蠡寄黃判官》詩中,李白寫道:“石鏡挂遙月,香爐滅彩虹。”從“青嶂憶遙月”到“石鏡挂遙月”,這“遙月”究竟是山中之月,還是李白的化身呢?“香爐滅彩虹”,這句詩再次將他二十六歲那年的廬山之行連接了起來,只不過那時的彩虹,現在已經消散、熄滅了。李白離開廬山的第二年冬天,逝世於安徽,享年六十二歲。

  李白一生中留給廬山的詩歌並不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潯陽獄中寫下的。儘管如此,李白還是用他天才的情思給廬山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在他的筆下,廬山是戰雲密布的:“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豫章行》)、“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但更多的是空靈:“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廬山東林寺夜懷》),是可以洗去內心污濁的明凈:“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閒。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望廬山瀑布二首》其一),還有他人無法領略的壯觀:“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這首寫于李白最後一次來到廬山的《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是所有寫廬山的最好的篇章之一,1959年,毛澤東曾書寫此詩贈廬山管理局諸同志。人們對於廬山的感觀,多是秀麗空靈,而李白用他寬廣的胸襟,給廬山注入了一股宏闊壯觀的氣象,這氣象包容萬物,延綿不絕。正是這位過客給廬山寫下的五色斑斕的詩句,為廬山留下了瑰麗篇章,使秀麗的廬山從此有了蔚為壯觀的解讀和豐富內涵。

  李白離開了廬山,但這裡人們始終沒有忘記著這位翩若驚鴻的詩人。五老峰下李白曾隱居的山谷被命名為青蓮谷,谷中有李太白書堂,明代還曾在附近建過青蓮寺。今天這些建築都隨著時間遠去,但他的偉大詩歌必然萬載流芳。有了那些雕刻在人們心中的名句,對於廬山來説,已經足夠了。(朱虹、宋佳星)

  白居易遺愛在九江

  一支潯陽琵琶曲,佔盡天涯無限淚。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創作的長詩《琵琶行》,情詞兼美,情景交融,情樂並茂,被譽為“古今長歌第一”。詩中“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觸動古今中外無數愁腸。不僅在當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擁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句尾“江州司馬青衫濕”更是將古代的江州郡,也就是今日的九江市,推到了時人視線焦點中,為千萬人所誦。

  不過江西人看《琵琶行》,真有點又愛又恨。既自得于這一段千古留名的風雅紀事,發生在九江,發生在江西人引以為豪的大江大湖之上,又對詩中“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的地理環境,和“潯陽地僻無音樂”“嘔啞嘲哳難為聽”生活品質的評價心生芥蒂。

  其實大可不必,白居易謫居九江的這段時期(815——819),頭尾算上是5年,實際居住時間為3年5個月左右,江西山水與九江風物給他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是他較為順遂的官宦生涯裏極為特殊的經歷,也是他人生關鍵的轉折期。

  白居易留下了約3000多首詩作,與九江相關的高達370多篇,佔生平創作的十分之一強,遠遠超過他外放在忠州蘇州杭州期間的總和。其中,更有《琵琶行》《與元九書》《廬山草堂記》這樣重量級的代表作。可以説,貶謫九江的日子,讓白居易的政治觀、人生觀、文學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他的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家素來將被貶江州作為他創作歷程的分水嶺。

  白居易為何被貶九江

  他在九江做了什麼

  他又給九江留下了什麼

  這三個問題是今天我們關注白居易

  作為江州司馬的這一段歷史

  從心而發的追問

  一、非賢非愚非智慧,不貴不富不賤貧——樂天其人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作有《長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所處的年代為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時期,其時藩鎮割據、宦官弄權、朋黨傾軋,期間雖有過“中興”的希望,但是旋即破滅,難挽頹勢。白居易的文學創作既是這一歷史時期的真實映照,也是他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個體生命的思考和記錄。他與元稹共同倡導“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新樂府運動,他“無題不能入詩”的豐富著述,他關心時事也觀照身心的閒適詩想,他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的詩作,為他贏得“詩魔”和“詩王”的頭銜,與李白、杜甫共尊為唐代三大詩人。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白居易的家族是“世敦儒業”的官宦之家,祖父(鞏縣縣令)和父親(襄州別駕)官階雖不高,卻極為注重文化教養。

  白居易少時正值藩鎮之亂,為避戰亂,寓居宿州符離(今安徽宿州符離鎮),在那裏度過了童年時光。由於北方戰亂頻繁,他從十一二歲起到吳越一帶避難,奔走南北,對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有深切的體察。白居易十五歲開始發憤讀書,非常刻苦,讀書讀到“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相傳他16歲就寫出了“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的名句,卻囿于家境困窘,遲遲不能參加科舉,直到799年在安徽宣州參加鄉試,得到宣歙觀察使崔衍推舉,才得以進長安應進士試。次年便以第四名的成績進士及第,躊躇滿志,揮筆寫下了“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803年,他又考中了朝廷吏部的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從此步入仕途。

  白居易作為一個朝中無親故,以進士出身的寒門庶族,他的仕途和李白杜甫甚至同時代詩人相比,可算順遂,以正三品的刑部尚書退休,晚年閒居洛陽,75歲病逝。他在生前就已盛名稱天下,冠蓋滿京華。

  白居易以“樂天知命,閒適身心”自詡,“非賢非愚非智慧,不貴不富不賤貧”,後世評論白居易的這種閒適官宦生涯,是在被貶江州之後,他深思熟慮創造性地採取“吏隱”的人生態度而謀求得到的。

  那他為何被貶江州呢?

  二、昔為京洛聲華客,今作江湖潦倒翁——被貶江州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長安任太子左讚善大夫,這個職位掌傳令、諷諫、讚禮儀、教授諸郡王(指太子之子)經籍,一個與權力中樞頗有距離的官職,對於曾任左拾遺官職的白居易來説,這個職位是皇帝對他的一種訓誡。

  元和十年是中唐一個特別的時期,首先這一年發生了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以王叔文、王伾為首,主張打擊宦官勢力的新政,僅僅持續了146天就宣告失敗,他們麾下的八名幹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俱被貶為州司馬。七天之後,白居易的摯友元稹被貶通州(四川達縣)。

  白居易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新政,但是他任左拾遺期間,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對朝廷各項政策的不足進行勸諫,還創作大量諷喻詩,矛頭直指權貴、宦官和藩鎮,埋下禍根。他自述“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聞《樂遊原》,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與元九書》)。

  權貴近臣們惱恨白居易,而一直喜愛白居易才情因而破格提拔他的唐憲宗,也因為白居易幾次直言勸諫,對他有所不滿。《新唐書》和《舊唐書》都記載了唐憲宗對旁人怨言,白居易這小子是朕親自提拔的,可他居然對我無禮,我必要斥責于他。幸虧當時翰林承旨李絳在旁,他和白居易交情不錯,婉言勸解,唐憲宗才沒有發作,但從此有意將白居易調離諫官的職位。

  810年白居易左拾遺任滿,唐憲宗借著給他升職的名義,讓白居易調為京兆府戶曹參軍。第二年白居易的母親去世,他回下邽服喪,離開了權力中樞,也離開了皇帝的寵眷。814年,白居易三年服喪期滿後回到長安,只謀得了太子左讚善大夫這個職位,這是皇帝的屬意。

  元和十年6月3日,“二王八司馬”事件僅數月之後,一件亙古未有的大事轟動朝野:當朝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被刺客殺害,刑部侍郎裴度重傷。據説刺客還到處撒傳單“勿急捕我,我先殺汝”,囂張至極。驚天血案一齣,百姓大駭,人心惶惶,這兩位都是朝中主張對藩鎮用兵的主戰派,如果反應不當,恐怕朝廷對淮西藩鎮的政事會有變故。

  白居易雖不再任諫官,但他一直關注時局,憂心朝事,認為“朝廷有非常事”時自己有責任發聲,他也知道一旦出頭必有不妥,但是他自問“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他第一個上疏要求急捕兇手,以雪國恥。結果被斥為“越位”,“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説諫官御史還沒有論請,讚善大夫“何憂國之深也”,於是“奏表為江州刺史”,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這還不夠,被白居易的詩歌針砭得體無完膚的權貴近臣們紛紛射來暗箭,有攻擊他浮華無行的,有牽強附會説他母親看花落井身亡,他卻作《賞花》、《新井》詩,是為不孝的。真是“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與元九書》)最後中書舍人王涯添上最後一塊石頭,説他行為不妥,“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三、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琵琶行》的誕生

  江州司馬是個什麼官職?

  在唐代,對於江州這樣一個人口四萬以上的上州而言,設置了刺史(從三品)一名,別駕(從四品下)、長史(從五品上)、司馬(從五品下)各一人,餘下不提。白居易貶官前的太子左讚善大夫為正五品上,任江州司馬確實是貶了職。而且司馬這一個官職名為副職,行政上主管軍事民防,實際上由於中唐以後,地方藩鎮實力強大,刺史可以自行聘用幕僚,組建一套管理班子,所以長史和司馬都成了非領導職務,只相當於巡視員。白居易自敘“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案牘來時唯署字”,唯一的工作就是簽字。

  這是白居易人生的最低谷。唐朝規定,凡被貶謫的官員,詔書下達的隔日必須啟程,不許逗留,而且要“日弛十驛以上”,三十里一驛,一天要走三百里。

  朝廷任職詔令下達第二天,白居易就匆匆離開長安,前往九江。他走得很狼狽,農曆八月初動身,十月初到達江州。

  從長安到江州,順漢水而下,過襄陽、抵長江、到潯陽,旅途的後半段全是水路,江南多風雨,正值一年中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時節,他乘著小舟一葉,飄搖于江湖風波中。強烈的拋棄感、挫敗感、孤獨感、無力感和對前途未知的恐懼感,深深地纏繞著他,這一路上他寫了52首詩。

  越不安越作詩,越不平越寫文,白居易以敏銳的思考和多情的咏嘆,與命運對抗,與自己精神中的負能量對抗。此時距離他寫出《琵琶行》還有一年時間,從創作的角度來説,《琵琶行》的胚芽已經孕育,但是還要等他到江州,等他安排好俗世的負累和牽掛,等江州的山水為他洗去風塵垢污,他不再逞強,不再激憤,世間的榮辱悲歡都不再攪亂他的心靈,那動人的詩情才會瓜熟蒂落,絕世而立。

  白居易其實知道,就貶謫地而言,江州不差。

  江州(今九江市),距長安四千里,居長江中下游,《尚書•禹貢》記錄“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長江、漢江大水滔滔奔流向海,在“九江”眾流歸一,可見水勢之澎湃寬廣。秦始皇一統天下時,將包括今天的安徽、河南淮河以南地區、湖北東部、福建西北部和江西大部列為九江郡。西漢時為揚州柴桑,晉武帝司馬炎時劃為江州,又有湓口城之稱。到了白居易所在的唐朝元和年間,江州屬江南西道,據白居易同時代的《元和郡縣圖治》記錄,元和期間有戶籍17945戶約10萬人,在1000多萬人口的唐朝人口占比其實比今天還高。

  江州治所在潯陽,世傳是西漢大將灌嬰于西元前201年所築。灌嬰是劉邦手下一員猛將,後來位及丞相,眼光開闊,他一口氣在江西築了南昌、九江、宜春、贛州等城市,可稱江西城建之鼻祖。他在潯陽還掘了一口井,為市井繁華築下了基礎,可見此處不凡。

  九江為江西北大門,北臨長江,坐擁鄱陽湖,西北有漢江聯長安、通巴蜀,南面有唐初張九齡拓寬的大庾嶺商道可越閩禺,聯絡東西、貫通南北,是一個物資集散、移民匯聚的的水陸交通碼頭。南北朝以來受益於“衣冠南渡”“安史之亂”北方士庶舉族南遷,先進的中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勞動力注入,使得原本處於邊緣地帶的江南地區逐漸得到發展。

  這裡“左匡廬,右江湖,士高氣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馬廳記》)“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與微之書》)還是陶淵明故里,有庾亮登過的高樓。山水滋潤,風景優勝,物産豐盛,再加上江州刺史崔能有禮有節,親自到江邊以朱輪車迎接白居易。長官的優待,司馬官職的閒散,白居易得到了一個較為優容的身心空間。

  初到九江的三個月裏,閉門不出,藉口整理行李和詩稿。他在燈下檢點書箱,編撰文集,對自己的過往履歷、生平取捨、文學傾向進行深刻的剖析,並寫成《與元九書》,凝練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學理論。他把眼光放大,可以審視人生際遇、宦途得失;他把視野放長,可以盤點文章千古、進退去留。他聽著潯陽江畔的浪濤,神思馳騁在曲折蜿蜒的大河之上,決定也將效倣河流的開泄轉向,從“志在兼濟”轉向“行在獨善”,他要從詩歌“美刺”的社會功利性,轉向更貼近人間與人民。

  理清楚了亂麻般的思緒,白居易雖然情感上仍然無法釋懷,但是向來樂天的他,隨著春天一到,九江的山水、風物、人文都使他心神盪漾,興致勃發。他正當壯時,年紀在45左右,腿腳靈便,又是從政後第一次有足夠的閒暇可以遠遊,司馬一職的名頭在地方上還是響亮的。

  白居易拄著他的紅藤杖,優遊九江山水名勝,“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鬆雪,司馬盡有之矣”(《江州司馬廳記》),腳印遍及潯陽城內外,連不在江州範圍內的建昌區域也去了。他遊得很細,當時還沒開發的大林寺、北香爐峰等地他也登山遊覽了一番。再加上九江山水佳盛,高僧逸道文友傾情相招。如果碰上春秋佳日,天時地利人和,由不得白居易遊興和詩興大發了。

  要問九江的山水對白居易的情緒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應該誦讀《琵琶行》。細細去讀充盈著泠泠水氣和淼淼江浪的詩句,字裏行間浸透著江湖碼頭的生活氣息,來去倏忽的舟楫商戶,飄零和繁華並存、萍聚與離散伴生的人間世情。只有在九江的水邊才會産生這樣的相逢,只有在江邊深切生活過的敏感的心靈才能營造出這樣的意境,也只有擱淺在人生困境裏抽離出來的白居易,才能把握住似水光陰裏稍縱即逝的永恒的一瞬。

  將《琵琶行》與白居易年輕時的成名作《長恨歌》稍作比較,更能體會到這首傳世之作的雋永魅力。《長恨歌》是一齣“好萊塢式”的大製作巨片,它以翻天覆地的“安史之亂”為背景,以風流帝王與絕佳美人驚世駭俗的愛情糾葛為主題,以三千粉黛和天下群雄為陪襯,場地布景豪奢華麗到糜爛,故事情節上天入地到離奇,其中更有香艷入骨的場面、驚天動地的廝殺和曠古爍今的悲劇結局,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詩句辭藻華麗如綴錦聯珠,摹情寫景儀態萬千,如盛唐一般氣象恢弘。

  《琵琶行》則去除一切華麗布景和離奇情節,一切戲劇俗套和繁複背景。一切都是極簡,簡單到了一幕劇,一個地點,兩個人物,其他都是虛寫,好像一道追光在茫茫江夜罩住了這條船,除此之外的世界化為虛無,浩瀚的時光裏只有江上兩條船的靠攏又分別,短暫的交織又相忘于江湖。這是一種哲學般的抽象,它的高明就在這裡。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大珠小珠落玉盤”,“幽咽泉流冰下難”,“銀瓶乍破水漿迸”,都是水的意象。“潯陽江頭夜送客”,“別時茫茫江浸月”,“唯見江心秋月白”,“繞船月明江水寒”,“移船相近邀相見”,“去來江口守空船”,所有的場景都緊扣住江夜。

  這個江夜不是槳聲燈影裏流動脂粉香的秦淮河,沒有那麼喧鬧溫軟;不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的瘦西湖,沒有那麼狹窄溫暖;不是“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的武昌,沒有那麼雄渾熱鬧,它有大江大湖的開闊又有偏居一隅的冷清,它充斥著南來北往的商旅,又有風平浪靜可以停泊數月的港灣。它是工匠商賈通行無礙的天堂,也是戀棧廟堂之士的天涯。

  怎麼將這種與世相隔,尤其是和京都的繁華光明天壤之別的冷落感受表現出來呢?白居易選擇了音樂這個載體。

  在孔子倡導的儒學正統體系中,音樂是可以“通政、治道、修身、養心”的君子素養,而唐朝有唐玄宗熱愛音樂並且親自教導三千梨園子弟,整個國家的音樂水準都是很高的。這也是白居易為什麼選擇用音樂來表述“貶謫之意”的一個原因,“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誰陳”的意思。以很久沒有聽到京都的琵琶演奏,來表達自己貶謫到偏遠之處以後,已經是個與世相隔、淪落天涯的落後分子了。

  《琵琶行》更為打動人的原因,是詩人將自己的社會存在降到很低,將世間非常重要的倫理稀釋得很淡,人和人之間在這首詩裏幾乎沒有隔閡。社會階層的差異、貴賤身份的分別、主客賓朋的親疏,這個江夜裏都給人世間惺惺相惜讓位了。做官的白居易和嫁作商人婦的樂伎是平等的,他們的人生遭遇是平等的,他們的痛苦感情是平等的,他們的飄零命運是平等的,這太奇妙了。

  在《琵琶行》裏,送客的白居易原本“主人在馬客在船”,當琵琶女出現以後,“移船相近邀相見”“東舟西舫悄無言”這兩句詩顯示白居易也下馬上船了,他們都成了江夜上飄搖的人,拋棄了所有被疊加的社會屬性,坦誠相見。這才是這首詩最感人所在。當白居易脫去了所有的外殼,驟然一輕,他就會明白貶謫是一種社會屬性,政治理想也是一種外殼,都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屬性。只有將自己坦誠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同情,才能明白這個道理。於是,那個瞬間,白居易終於釋然。

  白居易通過《琵琶行》奏出了衝破自我囚困的最強音,脫去了被貶失意的沉枷,貶謫的負面情緒到達一個高潮後,開始回落。不愧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白居易,他承認了“有貶謫意”後終於掙脫出來,看看九江這個地方,看看身邊的山水,看看余生要行向何處。

  他決心不再重蹈覆轍去追尋權力的遊戲,他需要一個新的理想,一個時時在朝堂之外逗引他的念頭,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朝堂之外追求的不二之選——隱居。

  陶淵明的故鄉田園和墳墓,甚至門前的五柳他都懷著仰慕去瞻仰拜訪過了,道教與佛教的聖地之一廬山他也認認真真地遊覽過了,他開始思考自己的隱居理想該如何施行,是像陶淵明一樣辭官回故鄉歸田園居,還是像王維買下輞川別居一樣在莊園裏休憩?

  迷茫中,廬山給了他靈感。廬山又名匡廬,傳説在殷周時有異人匡氏兄弟隱居山中,依岩結廬而得名。

  是不是可以效倣前人,在廬山建一座草堂呢?

  四、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為送老官——流連廬山

  白居易對建房子有一種執念。

  關於白居易早年的成名作《賦得古原草送別》,江湖上一直流傳著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彼時白居易還是籍籍無名的赴考少年,少不得到處向大人物投帖干謁以求評鑒。文壇名宿顧況展卷一看帖上“白居易”的名字,就幽了一默:“長安物價正貴,恐怕居不易!”再往下看,首篇就是“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不禁嘆賞:“能寫出如此的詩句,居亦易!”

  故事只是故事,事實上一直到白居易貶謫九江,他還沒有擁有一座自己的房宅。他在《卜居》中感嘆説:“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少年時輾轉飄零,中年時宦海沉浮,白居易對於構成身心安適空間的房屋,一直有著非比尋常的渴望。他創作了超過160首以房屋空間為主題的詩文,這在整個唐代詩人裏都是罕見的。

  白居易在廬山營建草堂,既是源於政治理想破滅後,他想以構建理想中隱居之所的方式,來重新構建自己的信仰,就像陶淵明創造桃花源,柏拉圖描繪烏托邦。還有一種重要的原因是廬山的風景,完全符合他的理想。

  白居易對廬山一見鍾情,簡直是宿命般的相遇。他在給元稹的信裏描述這種心動“仆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他評價廬山的雲水泉石以壓倒性優勢勝絕第一,他平生所喜好的景物這裡全都有,不僅使人流連忘返,而且想終老此地。

  從第一次上廬山,也就是寫出《琵琶行》的816年,白居易就在詩中時時透露出要在廬山建草堂的想法“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來年春天,他果然在東林寺與西林寺之間,香爐峰的北面和遺愛寺的西邊,營建了廬山草堂。

  在白居易寫的《草堂記》裏,我們知道這座草堂大至營建位置、風水陰陽、房屋結構、庭院景觀、建材用料,小到裝飾風格、傢具種類、器物擺放,他都親自設計安排,可以説廬山草堂就是白居易藝術審美和生活情趣的一種具體呈現,是他安放軀體和靈魂的聖殿,也是他對於朝堂和官署所代表社會功利的一種対立。他以返璞歸真的廬山草堂來對抗世俗道德的冠冕堂皇。這是一個“逃名地”,也是“別造一世界”。白居易在草堂居住身心泰然,“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每次前往都要盤桓十數日,可謂是靈魂居所,白居易命名為遺愛草堂。

  草堂在春天落成,白居易在3月27日入住,4月9日他的文朋詩友以及東西二林寺長老等22位朋友前來慶賀,然後他們從草堂出發,賞桃花,登香爐峰,宿大林寺,身心怡悅。這一天白居易興奮不已,詩情勃發,他寫了《草堂記》《遊大林寺序》《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懷,題于石上》等詩文,還隨口就作了一首千古流傳的絕句《遊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這首詩看起來是即興口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了一個奇特的自然現象。它之所以跨越幾千年還讓人津津樂道的,不僅是妙手天成的語言,琅琅上口的韻律,還是短短28個字裏詩人精心營造的“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折和關於“春歸何處”的設問解答。令人頗覺別有意味的是,為何偏偏是桃花,又為何與桃花的邂逅,類似于陶淵明筆下武陵漁人遇見桃花源?假如把“春”解釋為理想國,人間的芳菲已盡,廬山的桃花卻在盛開,人間的理想無處追尋,盛開著桃花的廬山是不是另一個桃花源,亂世裏“不知魏晉”的桃花源是不是另一種春天?

  寫在慶賀白居易廬山草堂落成這一天的這首詩,大有深意。他從草堂出發遇見大林寺桃花的這個過程,這條路,和武陵漁人遇見桃花源的境界何其相近,不同的是,武陵漁人不懂得桃花源的可貴,而白居易懂得。白居易這一首吟咏大林寺桃花的詩,是對陶淵明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種繼承。他經過營建廬山草堂,尋訪大林寺,無意間遇見錯過人間季節的桃花,完成了對貶謫這一人生重大挫折的接納、消化、沉澱和新生。於是,我們才能看見歷史上那個始終豁達的白樂天,那個用不一樣的視野和創作手法豪吐三千首的詩魔,那個無微不至無所不寫登上唐代文壇制高點的詩王。

  為了紀念這一天,人們將白居易遇見大林寺桃花的地方命名為“花徑”。今天南來北往的遊客慕名前來追尋白居易的詩蹤遺跡,走進廬山花徑公園,這裡花徑如故,草堂儼然,還能瞻仰到1930年出土的“花徑”石刻,據傳為白居易當年親書。由著名雕塑家王克慶雕刻的白居易塑像作吟咏狀,生動還原了時光片羽中,詩人驚艷于廬山春光之美的靈機一動。

  五、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後人——遺愛九江

  元和十三年(818年),江州司馬白居易在九江住滿三年後,早年的好友崔群任宰相,在他的幫助下,白居易等來了一紙調任忠州刺史的詔書,這是他起復的信號。兩年後,提拔白居易為近臣又貶謫他到江州的唐憲宗去世,繼任的唐穆宗對白居易的文才十分仰慕,曾經一天之內三次下詔給白居易陞官。從此後白居易宦途平順,富貴終老。

  白居易被貶九江時來得滿心不願,離開九江卻走得戀戀不捨。818年臘月得到任命,次年三月才啟程前往忠州。在九江的三年多,他編撰了文集,確立了將來的人生道路,嘗試了或淡泊質樸或浪漫飄逸、或言簡意深或率然成章的文風,認識了相交一生的朋友。在這裡他迎接了三個女兒的到來,又送走了如父般慈愛的長兄,悲欣交集,實難忘懷。還有廬山上的遺愛草堂,是他親手選址親手設計親手營建,此處不只是遺愛,還是他理想的遺蛻。臨走前白居易前往草堂告別,把詩文書稿交付東林寺長老,再三囑託代為照看草堂,並留下《別草堂三絕句》。他説“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卻歸來”,他認為自己終將歸隱廬山,此去不過是暫別。

  長慶二年(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赴任途中特意到九江,上廬山,在草堂裏安歇一夜,又匆匆離去,他感嘆道“五年方暫至,一宿又須回”,不過“縱未長歸得,猶勝不到來”《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只住一晚也聊以安慰。這時他還認為自己會“不能成一事,贏得白頭歸《重題別遺愛草堂》”。

  二十年後(835年),白居易一直和九江的朋友保持聯繫,先後兩次把編著《文集》交予東林寺收藏。三十年後(846年),已近天年的白居易還唸唸不忘廬山草堂,夢想重遊:“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雖在鬢如絲。登山尋水應無力,不似江州司馬時。”

  白居易遇上九江,九江以靈秀的山水浸潤滋養了落魄失意的詩人,詩人則報以傾心吐膽的錦繡詩文和一生難忘的眷戀。白居易遺愛九江,遺留下他根據夢中的家園而營造的詩意居所——廬山草堂,他追尋陶淵明筆下桃花源般的理想之路——花徑,他貫通音樂聖殿與人生共鳴的藝術絕響——《琵琶行》,他調動巧思慧眼記錄的世情百態——寫于九江的300多篇詩文,他生前身後以一己之力對九江文化産生的波瀾壯闊的影響力,應了他的詩“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後人”。是慈悲亦是愛,如東林寺的鐘聲,至今仍迴響在九江的山水間。(朱虹、張雷)

  “江西山水真吾邦”—蘇軾與江西的不解情緣

  蘇軾(1037年-1101年),字子瞻、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生於經濟發達、重文輕武的北宋,是傑出的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和治水專家。

  蘇軾天賦異稟、才華橫溢。他博採眾長、涉獵廣泛,在詩、詞、文、賦、書、畫諸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綜合評價,在國內外堪稱翹首。蘇軾的一生,跌宕起伏、多次被貶。他曾在14個州縣擔任過職務,足跡遍佈神州大地。

  蘇軾雖然不是江西人,也從未在江西任職,但他對江西情有獨鍾,多次到江西,並留有一百多首詩詞。他第一次到江西,就罕見的以江西省名為詩名,題寫名篇《江西》,開頭兩句即是“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對江西的綠色生態高度讚美,並直抒胸臆:江西山水真是我的故鄉啊!

  “不識廬山真面目”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諷議新政導致“烏臺詩案”,被貶為湖北黃州團練副使。5年後改遷汝州,途中路過江西,便有了與江西的初見。

  首次遊歷江西,自然會選擇聞名古今的廬山。4月是廬山最美的季節,蘇軾在這裡駐足了一個月。初赴廬山,他便被廬山美景深深吸引,古往今來的文人大家早就留下大量讚美廬山的名作,而蘇軾也一發而不可收,四過廬山,在這裡留下了50余首詩詞,其中最有名的是《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開頭兩句描繪了廬山的層疊交錯、千姿百態,而後兩句是借景説理,人們之所以不能辨認廬山的真實面目,是因為身在廬山之中,為廬山的峰巒所限,看到的只是局部而已,從不同的角度只能看到不同的內容。蘇軾告訴人們,要認識事物的真相與全貌,必須超越狹小的範圍,即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人最難看清的也正是自己!

  以往寫廬山的詩詞,大多是讚美壯麗的景色,而蘇軾既描繪了廬山的神秘莫測,又運用了深入淺出、樸實簡潔的語言表達出處事的哲理,寓意深刻,啟人心智。這與蘇軾的人生感悟有很大的關聯,他捲入了新舊之法的爭議,反對新法,但並不偏激,主張汲取新法合理成分,反而又為舊黨所不容。

  因此,蘇軾筆下的廬山是撲朔迷離的,正如當時的政治環境,朝廷各黨派都執著于固有的執政思路,不能理性的思考事物發展規律。蘇軾對山水的體察,反映了他善於從不同方位認知事物的思想變化,也反映了認識事物的普遍規律。這首詩雖只有短短的四句,但卻超越古人,後無來者,成為蘇軾最有名的詩歌之一。

  “事不目見耳聞”,不可“臆斷其有無”

  蘇軾擁有一雙善於發現的慧眼,正是這雙慧眼讓他始終保持樂觀的心境,在失意之時不氣餒,在艱難之境不潦倒。

  元豐七年(1084年)六月,蘇軾送其長子蘇邁前往饒州的德興任縣尉。途中路過取名頗有爭議的石鍾山。酈道元認為石鍾山下面靠近深潭,水石相搏,聲如洪鐘而得名。李渤卻認為是山中石頭敲擊發出的聲音得名。一座小小的石鍾山勾起了蘇軾的好奇心,便想一探究竟。

  夜裏,蘇軾先是讓小童拿斧頭敲打石頭,又乘小船深入山底,發現山下有多個石穴縫隙,波濤涌入拍打石壁發出巨大的轟鳴聲。小船緩緩駛入深處,又發現山體中間有一塊巨石,其石中空上面有洞穴,風與水搏擊,在石縫中來回衝撞,發出“窾坎鏜鞳”之聲,與“噌吰”之聲相呼應,故名為石鍾山。

  蘇軾便發出這樣的感慨:“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揭示了要了解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質,必須深入調研考察,否則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蘇軾就是這樣一位可愛又較真的人,他嘆息酈道元的簡略,嘲笑李渤的淺陋。而作為這次考察成果寫成的《石鍾山記》,不僅辨明瞭石鍾山命名的由來,而且還因其文結構獨特、行文曲折、修飾巧妙、語言優美等特點成為蘇軾散文的代表作。

  “賴有高樓能聚遠”

  蘇軾送子到德興就職後,時任德興縣令單錫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單錫素知蘇軾喜愛遊覽山水名勝,故盛情邀蘇軾父子攀上城北枕山,遊覽新建的聚遠樓。登樓眺望德興山靈水秀,清風徐來,不汲不戚,不悲不喜,讓人感覺寧靜和諧,長途跋涉的疲憊仿佛煙消雲散。

  從黃州一路走來,遊山玩水看似逍遙,但畢竟處在貶謫之境,進退之中思緒萬千,飽含了多少艱辛苦楚。一時間,情感的交錯在他的內心醞釀發酵,終於噴薄而出寫下了《題咏聚遠樓詩》:

  雲山煙水苦難親,野草幽花各自春。

  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

  這首詩既寫風景,又寫哲理。雲霧繚繞的山和煙雨朦朧的水難於親近在一起,而野草和山花都各有自己的春天,幸好有這高樓將遠方的景色聚在一起,整理給我這賦閒的遊人觀看啊。這裡實際也寓意了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和他自己的心情。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高度讚賞蘇東坡詩,興之所至,特賜御書“聚遠樓”金匾。才子作詩,皇帝賜匾,一時傳為佳話。從此,聚遠樓聲譽鵲起,名人雅士紛紛登上聚遠樓吟詩作賦。蘇邁任德興縣尉期間,勤政愛民,深受百姓愛戴。百姓感念其恩,曾建“景蘇堂”,頌揚和懷念眉山蘇氏父子。

  在歷史的更迭中,聚遠樓毀於元末兵亂,明代重修,又毀於清末。2003年高樓得以重建,成了這座城市的標誌性建築。文人賦詩多是率性而為,有感而發,一首詩便讓一處風景擁有了靈魂。縱觀歷史,多少亭臺樓閣,多少山水湖泊,因與歷史和文化的融合而擁有了生命力。

  一代名流雖已遠去,一件盛事也化為了歷史,唯有這優美的故事成為了永恒,代代傳頌。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臨朝聽政,盡廢新法,蘇軾得到重用,並被召還京。僅一年多時間,蘇軾從散官一躍升到三品。但對蘇軾而言,美好的光景總是短暫的。蘇軾的一生經歷太多的大起大落,但他依然從容去面對。

  “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蘇軾被貶惠州,由北向南就任途中路過江西,在萬安寫下《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此時的蘇軾,經歷了世事的變化,仕途的險惡,卻依舊達觀豪放、坦然自適。他將自己比作水流湍急的惶恐灘上,一葉命運難測的扁舟,顛簸起伏、驚心動魄,不由感嘆被貶的淒涼。然而蘇軾的詩總能給人驚喜,筆鋒一轉似乎又有了搏擊水流之上順風出行的快意。

  此次蘇軾來到江西主要停留在贛州(北宋年間名為虔州),駐足一月左右。贛州奇特溫柔的美景也給被貶途中一路奔波的蘇軾心靈的慰藉,讓他感受到了少有的放鬆恣意。其實蘇軾與贛州早有淵源,元豐元年(1078年)蘇軾為赴陜州任職的孔宗翰送行,為滿足好友兩年前提出的請求,作《虔州八境圖》八首,分別是《石樓》《章貢臺》《白鵲樓》《皂蓋樓》《馬祖岩》《塵外亭》《鬱孤臺》《崆峒山》。當時蘇軾並沒有到過虔州,只能根據圖畫及其豐富的學識和想像,描繪出虔州的美景。十二年後,蘇軾圓夢遊覽虔州美景,曾感嘆“前詩未能道其萬一”,後補作《虔州八鏡圖後序》一篇,來詮釋映入眼簾的虔州美景。從此,贛州八景名聞遐邇,各地紛紛打造“八景”文化,掀起了旅遊景區建設熱潮。

  蘇軾還隨陽孝本等好友遊覽鬱孤臺,登臺遠望,虔州美景盡收眼底。興之所至,寫下了《過虔州登鬱孤臺》:

  八境見圖畫,鬱孤如舊遊。

  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

  在蘇軾的筆下,鬱孤颱風景絕倫、美不勝收。此時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即將流放嶺南的苦楚,但依舊樂觀的希望能早日結束這漂泊的生活,與家人團聚。蘇軾在被貶途中自然抑鬱,但看到江西的錦繡山川頓時讓他沉浸其中、忘卻煩惱。甚至發出“他年三宿處,準擬係歸舟”的感嘆,用佛教“三宿戀”的典故,希望虔州能成為自己人生的歸宿。在贛州,蘇軾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如《天竺山詩》,那是蘇軾受其父蘇洵影響所寫下的;《廉泉》一詩將他在贛州的詩詞創作推向了高潮。此時,蘇軾雖遭貶謫,但他那清廉如水的品格,曠達超然的胸襟,令人稱羨。

  “曾見南遷幾個回”

  古往今來,文豪大家皆有失意之時,而在失意中,往往可以參悟人間世道,在詩詞中直抒胸臆、一吐為快,最終誕生眾多名言警句,為後人所傳頌。每逢蘇軾失意之時,便是他文學創作暴發之時。59歲的蘇軾在被貶惠州途中,拖著年邁的身軀和疲憊的心靈翻過贛州和廣東交界處大庾嶺,以悲壯的心情寫下了《過大庾嶺》: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凈。

  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撫我頂,結發授長生。

  紹聖四年(1097年),蘇軾繼續被貶,這一次被貶到荒蕪之地海南儋州,這是他被貶最偏僻的地方,也許他再也沒能想過自己還能重回故里。

  遙想當年,年輕氣盛,恃才自傲。初出茅廬,連仁宗皇帝都對他欣賞有加。遇上嚴厲上司陳公弼百般挑剔,蘇軾內心總有些不服氣,於是寫文譏諷上司,沒想到這位心胸寬廣的長官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告知了對他嚴厲的原因。其實陳公弼也同樣惜才,但怕才華超眾的蘇軾初入職場便驕傲自滿,故意對他苛責。

  時過境遷,蘇軾早已體會到老師的良苦用心。再看今朝,也許還有些遺憾,但都化成一聲嘆息,命途多舛的大文學家經歷了人生的頓挫波折,磨去了當年的棱角和銳氣,成就了如今的淡定和坦然。

  靖國元年(1101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蘇軾由南往北回歸途中再次穿越大庾嶺。當他在一村店休息時,一位老翁問到“官為誰?”隨從答“蘇尚書”。老翁感嘆道,今日北歸,是天佑善人。蘇軾微笑而謝之,並在墻壁上題寫《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

  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

  被貶荒島得以北歸,從古至今有幾人能夠做到?命運最終沒有辜負這位千古奇才,在暮年還能回家鄉,這也許是蘇軾最大的心願了。可惜他的足跡未能走得更遠,只是從贛州走到了常州,便永久停留在了那裏。1101年8月24日,蘇軾病逝于常州,時年65歲。

  蘇軾的一生,跌宕起伏,雖有輝煌時刻,然大多在貶謫的艱難中度過。在江西的這100多天應該是他坎坷崎嶇人生中透出的一線光明。美麗江西的奇山秀水和亭臺樓閣,讓他可以短暫的忘卻煩惱,在困苦的人生中感受些許溫暖與歡樂。而他以自己的智慧、才情和心血為江西留下了大量的瑰麗詩文,給江西風物注入了斑斕色彩,饋贈給江西寶貴的精神財富。特別是他的不少名篇絕句進入大中小學教材課本,至今傳誦不衰,仍在對江西的影響力和知名度發揮著巨大作用。江西人民永遠感恩蘇軾。(朱虹、宋佳星)

  辛棄疾在江西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我國歷史偉大的豪放派詞人、愛國者、軍事家和政治家。

  辛棄疾生於1140年,逝于1207年。其所生活的時代,正值南宋與金朝南北分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期。彼時的南宋,偏安東南,茍安享樂,而中原地區的人民不滿金朝統治,不斷掀起抗金起義的浪潮。22歲的辛棄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參加了抗金起義,而後歸依南宋。南歸初期,辛棄疾一心抗金,力圖恢復中原,可朝廷對北伐之事並不感興趣,只是讓辛棄疾輾轉各地擔任地方官員。西元1181年,辛棄疾被彈劾免職,先後閒居上饒帶湖、鉛山瓢泉等地。之後,又有兩次被啟用的機會,但時間都不長。西元1207年,辛棄疾病逝于鉛山瓢泉,墓葬鉛山縣永平鎮瓜山虎頭門。

  一

  軍事天才

  他是有勇有謀卻又不得志的軍事將領。他22歲就舉起義旗,加入耿京領導的義軍,擔任掌書記。和辛棄疾關係相好的義端和尚隨他一同加入耿京陣營,但是義端有了叛變之心,盜走了辛棄疾所掌管的帥印去金營邀功。耿京知道後大發雷霆,問罪辛棄疾。辛棄疾深知難辭其咎,立下軍令狀要追回帥印。他策馬狂奔,追上義端和尚,手起刀落,義端身首異處。1162年,辛棄疾南下聯絡南宋,在此期間,起義軍中發生內訌,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殺害。辛棄疾得知後,怒髮沖冠,率領50騎兵,奇襲金營擒拿張安國,交南宋梟首示眾。可謂“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其年僅23歲。洪邁稱讚曰“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南歸宋朝後,他曾考察戰局,分析宋金形勢,寫成《美芹十論》進奏朝廷,稍後又進獻北伐計劃書《九議》,致力推進光復中原大業。1180年,辛棄疾在湖南創置“飛虎軍”,“雄鎮一方”,這支部隊也成為長江邊上最好的防守部隊。可是,朝廷中的主和派對辛棄疾十分忌憚,不僅不對其委以重任,反而不時打壓彈劾。他心情十分鬱悶,只有在醉酒之後,辛棄疾才能“挑燈看劍”,只能在夢裏,才能“吹角連營”。他率百萬雄兵,北伐征戰的願望終難實現。

  二

  治世能吏

  他是政績卓著卻又不被重用的治世能吏。在辛棄疾南歸後的前20年時間,他輾轉于江西、江蘇、湖北、安徽等地,先後擔任江陰簽判、建康通判、滁州知州、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江西提點刑獄、京西轉運判官、江陵府兼荊湖北路安撫使、隆興知府兼江西安撫使等職務,他關切民生、民力,每到一地,必有政績。西元1172年,辛棄疾知滁州。滁州正當江淮要衝,地位重要,但由於連年天災戰亂,經濟蕭條,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商賈不至。辛棄疾到任後,首先張貼佈告,招撫四方百姓,將官府的庫銀貸給他們,給流離失所者土地、農具、耕畜、糧種,鼓勵安家落戶,恢復生産;然後上書朝廷,要求對滁州以邊境之郡待之,免去歷年所欠朝廷的賦稅;他制定政策,宣佈凡過往滁州的商賈只收取過去稅收的十分之三;他還組織百姓砍伐木材,燒制磚瓦,恢復重建了市區的商店旅社。經過了艱苦的努力,不到一年時間,地方經濟復蘇,百姓安居樂業,商賈們紛紛涌進滁州,財稅日增,這裡很快成為兩淮地區商品的集散地,一改往日荒涼、蕭條的景象。

  1175年7月,辛棄疾到贛州任江西提點刑獄,三個月的時間就平定了茶商軍的叛亂。在到贛州的第二年,他途經造口遙望鬱孤臺,吟唱出了一闕充滿豪放之情的《菩薩蠻》:

  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

  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1180年,辛棄疾第二次調任隆興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當時江西發生嚴重的旱災,糧食歉收,物價飛漲。辛棄疾到任後貼出告示:“閉糶者配,強糴者斬”。南昌的物價頓時穩定下來,辛棄疾還把所買十分之三的糧食撥給了正處於饑荒中的信州。每到一地,他都取得了公認的政績。很可惜,每當他準備大幹一場之時,朝廷的調令又到了。

  三

  詞中之龍

  他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詞作家之一。宋代是詞作的高峰,辛棄疾和蘇軾共同創造了宋詞的巔峰,人稱蘇辛。有人稱辛棄疾為“人中之傑,詞中之龍”。王國維稱讚曰“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他在《人間詞話》中,引用了辛詞名句“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作為讀書治學的最高境界。毛澤東主席多次説他喜歡讀蘇東坡、辛棄疾,在他故居藏書中,圈畫得最多的是辛棄疾的詞,約98首,有的甚至是反復圈畫,其詩詞風格也深受辛詞影響。著名學者葉嘉瑩評價辛棄疾説“他在詞中所做出的開拓和成就,不僅超越了北宋的蘇軾,而且也是使得千百年以下的作者一直感到難以為繼”。辛棄疾繼承了蘇軾的豪放詞風,而又把詞的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中國詞史上的豪放流派。以蘇、辛為代表的豪放派與傳統的婉約派平分秋色,給後世詞壇産生了深遠影響。辛棄疾不僅是南宋最偉大的詞人,而且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詞人之一。

  雖然辛棄疾的詞作主流是豪放風格,如“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但是其詞在沉雄豪邁中不乏細膩輕柔。比如,《滿江紅·敲碎離愁》中“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人去後、吹蕭聲斷,倚樓人獨”。古人論詞,往往將其人品與詞品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辛棄疾在用他的生命去寫詞,把他的理想抱負和性格特色融入到辛詞裏。他一生都北望中原,致力於北伐收復中原,要積極備戰,向上奮發。可是他向上奮發的力量卻一直面臨著向下打壓的力量,幾次遭到讒毀、罷免,他歸依南宋後的40多年中竟有20多年是閒居家中。所以他的詞中,有理想浪漫和現實殘酷的兩種對立力量在激蕩盤旋,讓讀者更覺得百轉千回,韻味深長,悲嘆不已。比如,在《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中,他剛寫完“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達到人生理想的巔峰,忽然一句“可憐白髮生!”又打回原形回到殘酷現實。

  《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據統計資料數據,辛棄疾現存詞作篇數629篇,在兩宋詞人中居第一,又就詞集的版本、數種詞作在歷代詞話中被品評的次數、當代研究評論著作的篇數、歷代詞選入選的詞作篇數和當代詞選入選的詞作篇數這5項指標綜合衡量,辛棄疾在宋代詞人中同樣高居榜首。由此可見,辛棄疾的詞作在中國詞中的地位和在歷史上的深遠影響,他確實可進入中國最偉大的詞作家之列。

  四

  退隱江西

  辛棄疾生命中近一半的時間都在江西度過。根據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的《辛棄疾年譜》統計,辛棄疾在江西呆了27年,贛州、南昌、上饒都留下了辛棄疾的足跡。1175年7月至1176年秋,辛棄疾在贛州擔任江西提點刑獄;1177年冬至1178年秋和1180年冬至1181年冬,辛棄疾兩次在南昌任職,均擔任隆興府(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撫使。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時間在上饒的帶湖和瓢泉,《稼軒詞》600余首,超過一半作品寫于帶湖與瓢泉。

  1180年在南昌為官時,辛棄疾就想在上饒建園林式的莊園,安置家人定居。他根據帶湖四週的地形地勢,親自設計了“高處建舍,低處辟田”的莊園格局,並對家人説:“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因此,他把帶湖莊園取名為“稼軒”,並以此自號“稼軒居士”。

  1182年開始,辛棄疾開始閒居上饒帶湖,帶湖和鉛山縣的瓢泉成為他生命中長期的住所。這一年,辛棄疾寫下了《水調歌頭·盟鷗》:

  帶湖吾甚愛,千丈翠奩開。

  先生杖屨無事,一日走千回。

  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

  來往莫相猜。

  白鶴在何處?嘗試與偕來。

  破青萍,排翠藻,立蒼苔。

  窺魚笑汝癡計,不解舉吾杯。

  廢沼荒丘疇昔,明月清風此夜,

  人世幾歡哀?

  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

  江南廣袤。為何獨選上饒?因為辛棄疾既想為國效命,期待朝廷啟用,又想與美麗山川相伴。洪邁《稼軒記》説,“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蜂午錯出,勢處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當時,南宋朝廷偏安於臨安,距離信州只有八百里行程。進,可以即刻入朝;退,可以歸隱林泉。而且上饒這個地方風光秀麗、上風上水、民風淳樸、物産富饒,宜居宜業宜遊在全國名列前茅,很多北方南遷的名門望族都聚集於此。開始,他曾設想在上饒只是短暫閒居,不用多久即會被啟用,而沒想到這一閒就是十年多的時間,由青絲變白頭。

  也罷也罷,既然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如結盟鷗鷺,相伴山水,過一段愜意舒適的田園生活。在這片安寧的土地上,在恬淡的田園生活中,詞人與自然同行,與風月同醉,書寫下大量不朽的詞作…

  比如,“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賀新郎》,“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清平樂》。在帶湖居住時,他經常到上饒黃沙嶺附近遊玩、講學,一天,當他經過黃沙嶺驛道時,眼前景色令他陶醉,明月、清風、驚鵲、鳴蟬、蛙鳴,他揮筆寫下《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稻花香裏説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

  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隨政治仕途之變而變的,是辛棄疾的詞作風格。從前期的激情澎湃、憂國憂民,到後期的閒雲野鶴、寄情山水,從中可以看出他關注視角和內心情懷的轉變。

  今天的帶湖早已不見蹤跡,辛棄疾的帶湖莊園也不見了蹤影。有意思的是辛棄疾在帶湖的住所緊靠茶聖陸羽所定的天下第四泉,我們想從中考證是否辛棄疾因為泉水而居住在帶湖,但求而未得。或者,這是一種歷史的緣分,來自泉城的辛棄疾註定一生與泉水分不開。

  1186年,辛棄疾到鵝湖山一帶覓泉,來到桐木江岸的奇師村,發現村旁的瓜山山麓有一口周氏泉。因形狀似瓢,辛棄疾取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的含意,取名為瓢泉。夜闌,星疏月朗泉嗚咽,徹夜無眠,浮想聯翩,賦詞一首,抒發內心的驚喜之情,即《洞仙歌·訪泉于奇師,得周氏泉,為賦》:

  飛流萬壑,共千岩爭秀。

  孤負平生弄泉手。

  嘆輕衫短帽,幾許紅塵,

  還自喜,濯髮滄浪依舊。

  人生行樂耳,身後虛名,

  何似生前一杯酒。

  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

  更手種、門前五柳。

  且歸去、父老約重來,

  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

  翌年正月,辛棄疾重訪瓜山奇師周氏泉,將此泉及房屋商購門下,決意在泉邊建個茅草書樓。不久,茅樓建成,改奇師村為期思村。期思者,期待與希冀也。如此易名,無疑寄託了詞人那結束南北分裂局面的殷切願望和東山再起為之奮鬥的耿耿胸懷。而後,他便來往于上饒帶湖和鉛山瓢泉間。

  1188年秋天,陳亮(字同甫,1143—1194)寫信給辛棄疾和朱熹,相約到鉛山紫溪商討統一大計。後,朱熹因故未能與會。這年冬的一個雪天,浙東愛國志士陳亮來訪,好友相會話語多,二人鵝湖同憩,瓢泉共酌,長歌相答,極論世事,逗留彌旬乃別。留下了中國歷史上一段佳話—“第二次鵝湖之會”。

  1196年,辛棄疾57歲,農曆六月,帶湖莊園發生火災,房屋毀於灰燼。這次火災,使免職在家的辛棄疾傾家蕩産,大病一場。後遣散家裏的全部歌妓。農曆八月,他搬遷到鉛山縣的期思瓢泉居住。在那裏,他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時光。他把精力用於寫詞,會友。無奈,身上的錢也越花越少,身體也大不如前。

  1203年,辛棄疾先後被起用為紹興知府、鎮江知府等職。1205年秋,又被罷官,辛棄疾懷著滿腔憂憤回瓢泉。1207年秋,68歲的辛棄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為樞密都承旨,令他速到臨安(杭州)赴任。詔令到鉛山,辛棄疾已病重臥床不起,只得上奏請辭。這年農曆九月初十,他帶著憂憤的心情和沒有實現的遺願離開了人世。臨終前大呼:“殺賊!殺賊!”

  辛棄疾是一位有著傳奇經歷又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有人説他殺人如麻,有人説他生活奢華。我更覺得他是一位被歷史錯位而成的文學家。他一身武藝,可深入虎穴,縱橫沙場。但卻退居上饒,聽曲弄詞。他終生北望,有説不盡的憂愁。中國的歷史少了一位像霍去病、岳飛般捷報頻傳軍功至偉的大將軍,南宋王朝也少了一次又一次北定中原的機會。對於辛棄疾個人而言,是人生的悲劇。但有辛棄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多了一位化武成文、創造宋詞之巔的作家,中華文化的詞庫中多了一篇又一篇傳誦千年的經典名篇。辛棄疾和辛詞給以柔為美的宋詞注入了剛柔相濟的元素,也為中華兒女的精神世界裏中注入了英武豪邁、奮發圖強的民族基因。對國家和民族而言,也是值得慶倖的大好事。(朱虹、曉毅)

  王陽明在南贛

  王陽明,明代傑出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我國歷史上公認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他不僅精通儒釋道學,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心學體系,並在人生實踐中踐行良知學説,立下救世安民之大功,成為“知行合一”的後世楷模。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1472年生於浙江余姚,1529年卒于江西南安(今大余縣),葬于浙江山陰洪溪(今紹興蘭亭)。王陽明所生活的時代,正值明代中葉,明王朝由穩定開始進入動蕩、衰敗的多事之秋,社會矛盾突出,各地動亂嚴重。特別是南贛汀漳地區盜賊滋多,百姓受害,巡撫一職成燙手山芋。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朝廷授王陽明為督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從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陽明至南贛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他離任,僅有短短四個年頭,可這四年卻是王陽明一生中最輝煌的四年。正如明史專家方志遠所説,如果説貶謫龍場開始造就中國哲學史上的王陽明,南贛汀漳巡撫的任命則造就了中國政治史上的王陽明,正是這兩個方面相互激發、相互結合,才造就了一個完整的、千古一人的王陽明。

  一、剿匪安民建奇勳

  王陽明在巡撫南安贛州期間,立下了“破山中賊”的奇功,取得了“破心中賊”的實效。

  45歲的王陽明在經歷了科舉登第、因言下獄、被貶追殺、龍場悟道、廬陵知縣種種磨礪之後,終於在南贛迎來了他人生的巔峰時期。

  王陽明未到任之前,南贛汀漳巡撫已連換幾任,都無所作為,山賊聚結守險,搶劫商賈,對抗官府,規模越鬧越大,僅南安府城就數次被攻破,不僅有千戶、主薄被殺,百姓也深受其害,局勢常處於失控狀態。

  王陽明上任伊始,便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夜審老吏、截獲賊情,清除內奸、行“十家牌法”,組建民兵、演練軍隊等一系列舉措,然後採取先易後難、聲東擊西的戰術,對漳南、南贛橫水桶崗浰頭的山賊各個擊破,僅用一年三個月時間,就將屢剿不絕禍害當地幾十年的匪患全部剷除。

  在王陽明看來,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滅山中賊,是能臣就幹得了的事情;而即剷除人們心中的私欲惡念,那才是“聖賢”的不世偉業。從王陽明赴南贛戰場途中所作的《丁醜二月徵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一詩中,便能看出他對南贛戡亂、止兵息戈策略的思考。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

  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

  莫倚貳師能出寨,極知充國善平羌。

  瘡痍到處曾無補,翻億鍾山舊草堂。

  南贛滅賊首戰告捷後,王陽明寫下《喜雨三首》,詩中抒發的不是凱旋的豪情,而是他關注農耕、體恤民生的真摯情懷。其三:

  吹角峰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

  前旌已賀洗兵雨,飛鳥猶驚卷陣雲。

  南畝漸欣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

  正思鋒鏑堪回淚,一戰功成未足雲。

  南贛匪患盡除後,王陽明即刻著手開展了全民性安民教化活動,包括:考察民情,安撫百姓;勸農耕種,恢復生産;上書朝廷設立平和、崇義、和平三縣,加強管理,讓山賊無處藏身;推行《贛南鄉約》,通過民眾自治,維繫基層社會穩定;興建書院,培養學子,贛州府衙、南安府學、通天岩等地都留下了他講學的身影;恢復社學、大行教化,對民眾進行系統的傳統道德教育,改易當地好鬥逞兇的習氣。使得當時的南贛,社會風氣煥然一新。

  對此,王陽明年譜有明確的記載:“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學社,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久之,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

  王陽明綜合治理南贛取得的成效,可從他十年後的一首詩中窺見一斑。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56歲的王陽明以南京兵部尚書兼督察院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之職赴廣西平叛途經南安峰山裏(今大余縣新城鎮)時,見聞當地商貿繁榮,學風淳正,百姓豐衣足食,有感而作《過峰山城》詩一首,描繪了百姓安居樂業和老幼簞食壺漿相迎的盛景。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猺湖寇尚縱橫。

  民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旌。

  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

  峰山弩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二、深悟良知力踐行

  王陽明在南贛平叛安民的同時,堅持研學弘道,悟出“良知”二字,始揭“致良知”之道,從而完成了知行合一、內聖外王的認知與踐行。

  王陽明是個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傑出人物。作為軍事家和政治家,他是彪炳史冊建立不世之功的文武全才;作為哲學家和思想家,他是開創儒學新天地的一代心學宗師;作為師者和教育家,他是人格完滿、桃李天下的百世之師。

  如果將王陽明成功的原因歸功於他所創立的心學的力量和支撐,那麼,心學的真諦和精義究竟是什麼呢?在王陽明看來, 只有“良知”二字,才是自己一生學術的真諦和精義。他認為,“良知”是天地萬物之綱,是真正的“聖人之道”。

  在南贛平叛後的一年多時間裏,王陽明公務之外也有了大把的閒暇時間,他以宋儒周敦頤的號命名建立了“濂溪書院”,開始了他的講學生涯。他在講學時論及最多的就是“良知”和“致良知”。

  最早提出“良知”的是孟子。孟子《盡心上》説“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陽明則説“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孟子提出“良知”概念後,後代儒者較少論及,直到王陽明才重提良知。而王陽明所説的良知,實際上是對“心”的發揮和闡述,比孟子所説的良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王陽明對“良知”的認識,有一個從無意識流露到有意識揭示的過程。他説: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他還説:“良知”之説,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

  王陽明于百死千難中悟出的內心深藏的“良知”,源於他報國為民的初心和敢於擔當的秉性。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宸濠之亂,本不關王陽明的事,當時他正奉命戡處福建叛軍北上途經豐城縣境,聽聞南昌城有變,出於本心的良知,他扛起了一份責任。在眾多官員觀望、情報不清的情況下,他公開宣稱“寧王謀反”。在尚未得到朝廷批文的情況下,他擅自返回吉安調兵平叛,以萬餘衰弱之兵破寧王十萬之眾,于萬般艱難中取得了勝利。如果沒有內心這份良知,他怎麼會有如此擔當!

  南贛和南昌的平叛結束後,王陽明並沒有真正受到朝廷嘉獎,反而遭受了各種各樣的猜忌誹謗和構陷。面對如此不公平的遭遇,王陽明並沒有為自己叫屈或辯白,而是在冷靜的思考中悟出了“良知”學説。王陽明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也由此昇華到了一個新階段,他明確地説,自從經歷宸濠之亂和許泰、張忠之變,他更是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他在給江西學生鄒守益的信中欣喜地説: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瀬,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陽明在贛州初講“致良知”。此後在南昌、在浙江老家,他都以“致良知”為教學宗旨,宣稱人人心中有良知,人們只要把自己的良知發掘出來並落實在行為上,就是“致良知”。對於“良知”和“致良知”的關係,他強調説,前者是本體,後者是功夫。並非僅僅有良心就可以達到致良知的境界,要達到致良知的境界,絕非等閒中來,要自困頓中來,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要事上練,要實落用功。可見,“致良知”的過程也就是踐行“知行合一”的過程。

  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偉大貢獻,不僅在於他把早已泯滅的“良知”深入發掘了出來,更在於他提出了“致良知”的方法論路徑,並在自己的人生實踐中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三、光明鑄出韆鞦鑒

  王陽明的功業和學術相互激發相互成就,其終極動力來自他“學為聖賢”、救心救世的抱負和光明的內心。

  王陽明曾説,“聖人之心明如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王陽明的一生,光明磊落,坦坦蕩蕩,即便身處逆境,他也始終保持怡然樂觀的心態。心光明,人生才能光明。心外無物,人生之路才會越走越寬。

  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陽明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即因言事下獄被貶謫龍場。在遭錦衣衛追殺亡命舟山,差點葬身大海輾轉到達福建後,他寫下了大氣豪邁的《泛海》一詩,表明瞭秉性光明的他處變不驚、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豁達心態。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在貴州龍場謫居期間,王陽明曾寫下著名的《瘞旅文》,文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正德四年(1509年)秋七月初三,有一個從京師來的吏目,帶著一子一仆途經農場去上任。沒想到,第二天中午有人從那條路過來,説這個吏目已死在路上。傍晚他的兒子也死了,第三天他的僕人也死在了山坡下。聽聞此訊,王陽明悲傷之餘,命兩名僕人去把三具屍體埋了。王陽明感慨地説,我早知道你會是這個結局,因為前兩天我隔著籬笆就望見了你愁眉不展,憂心忡忡的樣子。如果你實在不捨這五斗米的俸祿,就應該高高興興去上任,為何要如此悲悲慼戚呢?窮山惡水、煙瘴毒氣侵其外,憂鬱侵其內,哪有不死之理!我到此處已兩年,歷瘴毒而茍能自全,就是因為心境怡然,未嘗一日之慼慼也。

  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王陽明在平定寧王叛亂後又一次來到南贛,他頂著可能再次被小人誣告讒陷的巨大壓力,大閱士卒,傳教戰法,並作《啾啾吟》一詩,其自信剛毅、不惑不憂的精神境界躍然紙上。

  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類虛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

  王陽明還寫有著名的《中秋》一詩,詩中更是抒發了他無私無欲、報國為民、清白一生的襟懷。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

  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回顧王陽明五十七年的人生經歷,一般人理解的“幸福時光”于他而言似乎是少之又少。他雖立下不世奇功,卻屢遭奸臣排擠,在困頓絕境中大徹大悟,在誹謗構陷中負重前行,寵辱不驚,用行舍藏,以傳道授業為平生最快樂事。他憑著自己的良知、意志和智慧,愣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個飽滿、鮮活的千古傳奇,一生正氣地矗立在人世間,成為光耀後世的百世楷模。

  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西曆1529年1月9日)王陽明卒于江西南安(今贛州大余縣)青龍鋪,年僅57歲。他的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就是對自己一生的真實寫照。

  四、遺風余澤惠後人

  王陽明與南贛有著不解之緣,他不僅將他一生最後的足跡,也將他的精魂永遠留在了南贛。

  歷經五百年風雲變幻,王陽明的形象在今天的贛州、大余依然鮮活。這裡的百姓將王陽明奉為神靈,幾乎人人都能如數家珍地講出關於他的一、二傳説。

  禦寇城池成奇絕。王陽明曾經倡導並資助大余的百姓興建“鄉民自衛、防禦匪患”的城池。楊梅古城是大余“南安九城”建在鄉間裏最大的城堡,也是至今保存尚好的“孤城”。斑駁的城墻,古樸的宅第,鵝卵石巷道,繞城的玉帶水,隨處可見的歷史印記,為這座古城增加了神秘的色彩。楊梅城的建設是因為得到了王陽明的“奏允”才建的。如胡定所撰的《楊梅城池記》中記載:“庾邑楊梅,王氏聚族而居,衣冠禮教之鄉也。陽明明王公治贛時奏允建城,王氏爰砌石甃磚,堅為雉堞,外有繞水,籍以為池,壯哉!”

  丫山古寺多傳奇。丫山不僅有與松聲、竹聲、瀑布聲相伴的美景,也有儒釋道文化包容共存的文化現象。在靈岩古寺,不僅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歷史文化名人曾在此講學遊覽,也流傳著王陽明從廣西征戰因病返鄉經過南安黃龍地界時曾拜謁靈岩寺的故事。民國八年版《大庾縣誌·卷十五雜誌類·拾遺》對此有一段專記:“王文成徵思、田歸,至南安,偶入一寺(指丫山靈岩寺)。先是寺有上座僧將入寂,命其徒鑰所居禪室,戒毋開,曰‘姑俟我至’。文成見其所鑰局甚固,問之,其徒以師語告。文成曰:‘固俟我也。’開之幾有書,塵封其上,拂而讀之雲:‘五十七年,王守仁,啟吾鑰,拂吾塵,若問前生事,開門人是閉門人。’”王陽明閱後大驚,立即帶著隨行人員出寺下山上船,待船行至青龍鋪時,病逝船中,時年57歲。

  陽明遺跡可尋覓。王陽明去世後,為了感念他的功德,南贛各縣幾乎都興建了紀念王陽明的場所。今天的贛州仍然保存有王陽明主持修建的太平橋、結廬講學處通天岩、王陽明親筆手記“平茶寮碑”、“玉石岩碑”等歷史文化遺存120多處。1994年5月,岡田武彥等日本陽明學專家學者280多人捐款在青龍鋪王陽明去世地興建了一座碑亭,即“王陽明落星地紀念碑亭”。2014年10月,大余王氏聯誼會捐資在大余丫山靈岩寺側興建了一座紀念碑亭,稱“陽明亭”。

  陽明心學對贛州、大余、崇義、上猶、南康的影響也無處不在。在陽明心學的熏陶下,今天生活在南贛地區的客家人呈現出顯著的勤勉實幹、樸實善良的品質。贛州等地也成為了受陽明心學浸潤的一方沃土,成為了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百姓安居樂業、民風淳樸、學風醇厚的儒雅之地。

  一種理論如果僅僅停留在書本上,那麼它再好也意義不大;一種理論如果不能經受歷史的檢驗,它也不會生命之樹常青。陽明心學之所以五百年薪火不斷,是因為自其從誕生之日起,它便具備了一種超強的經世致用的品格,它能夠指導實踐,能夠助人行善,助人成功!在這個浮躁並充滿誘惑的時代,當面臨行為抉擇時候,我們一定要牢記陽明先生的教誨,這就是: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朱虹、林泉)

  千年瓷都第一人—唐英

  舉世聞名的千年瓷都景德鎮,自中國明代開始,皇家正式設置禦窯廠,至清未宣統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最後一個帝王年號的廢除,543年的禦窯史為景德鎮的千年陶瓷文化寫下了璀璨不朽的輝煌篇章。作為景德鎮禦窯文化的重要核心要素之一,明清兩朝督陶官制的設立,為景德鎮瓷業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唐英(1682年—1756年),字俊公,又字叔子,晚號蝸寄老人,是清朝雍正、乾隆時期著名督陶官。更是景德鎮明清禦窯廠督陶官制史上的偉業創造者。新平冶陶,始於漢世,縱觀景德鎮二千餘年陶瓷史,無論是作為瓷業工匠、還是文人官吏,唐英堪稱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瓷業聖人。

  首言立德

  中華傳統文化十分強調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將“立德”置於“三不朽”之首,士農工商無不以德育之、以德化之,在華夏5000年文明進程中,士德是文化之魂、民族脊梁,士子即學子,學而優則仕,因此士德逐漸演化為官德以期天下官吏遵循。

  中國古代官德修養歸納為“公廉慎勤學”五個德目,作為封建王朝的一名官吏,從唐英生平、清宮內務府造辦處記檔、奏章、《記事錄》、《陶冶圖》和著本《陶人心語》等諸多史籍典章中,無不能深刻感受到唐英德廣無垠。

  一、

  公

  唐英為官一片公心、可昭日月。在景督陶近三十載,為不負聖命,無時無刻不因“惟辱命誤公之是懼” 而恪盡職守,在他自製的眾多瓷之器皿中,有一件墨彩雲龍紋題句天球瓶,主體紋飾為龍在大海,喻以皇恩浩蕩,以浪波意“恩波”,以桃紅繪水色指“桃浪”,用“恩波桃浪”頌聖德以明心志。

  再從唐英呈改由海關動支銀兩經辦陶務奏言中得知,“所以動用淮關銀兩轉運至京,庶覺便易……竊照江西窯廠燒造瓷器,于淮關嬴余內每年留辦公銀二萬兩,以為窯工並辦差等用……”唐英先為表率,嚴謹苛責,杜絕一切勞民傷財之事,並節約開支用之於民,其忠心為公、一心為民的公德思想和敬業精神可見一斑。

  二、

  廉

  唐英作為京官,特別是內廷京官,有上達天聽的特權,地方官員逢迎親近在所難免。而唐英一到任,即以“杜門謝交遊……”的態度和方式以明心志。

  在《陶人心語》“卷之六”·忍字臆説八則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唐英的清廉,他這樣告誡自己:“忍為天下古今之美德……忍于貨利則清心寡欲,可以立節全名……” 觀後其立志清廉之心,躍然眼前。清代名士沙上鶴在《瀋陽唐叔子蝸寄先生傳》中有評:“操故清潔,囊無余資,所得養廉自辦公而外,由手足以迄親黨故舊之貧乏者,群沾余潤焉。歷外雖久,不植家人生業”。唐英為官一生、炙位肥差卻無産無業,足見其廉。

  三、

  慎

  瓷器的燒制是一個系統而又複雜的工藝流程,其環節之嚴密、細節之繁微,超出外人想像。

  雍乾兩朝各色瓷器的精美華麗,達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作為禦器廠的最高管理者,這一切都與唐英為政處事之縝密不可分。

  唐英到景德鎮督陶三年後,他因與窯工朝夕相處、虛心求教,其實對燒制瓷器頗有經驗,但在奏章中,只敢言敘自己淺得“抽添變通之道”……慎言之至,顯而易見。

  從清宮記檔中,我們還能多次窺析,唐英的慎,還表現在事務管理和選拔優秀人才上。乾隆九年,唐英在奉令“賠補破瓷”的奏折中提及:“……現與協造之催總老格,謹遵核減各條內指駁之處,一概小心更加,務期較從前之花紋,釉水細微鮮艷,其做坯,滿窯亦必敬謹查看,不致破損過多。”

  對於協造老格,唐英經十餘年慎察慎思後,對其極力推薦,並終得乾隆賞識。乾隆十六年(1751年) ,唐英多次上折奏請老格留任禦廠,奏折中稱:“奴才兼管窯務以來,細加留心察看,凡製造禦器老格悉照敬謹辦理,于錢兩並無貽誤,匠役眾多,皆駕馭有方,實屬安靜勤慎之員。又:“懇聖恩念其當差年久,應升品級賞以職銜以示鼓勵。”

  四、

  勤

  回顧唐英督陶一生,勤於政事窯務是其鮮明特點。他身為朝廷命官,卻以陶人自居,親自窯務實踐,“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

  唐英在任督陶官期間,還兼管淮安關和九江關稅務,窯務燒造、稅務徵收,盡心盡力,諸多事宜,親自經營。乾隆四年,唐英《奏請赴窯廠經理陶務由九江知府照管關務折》中説:至每年冬季,“泥土凝凍”,窯廠停工,我讓工匠全部回家,窯火停歇,而瓷器卻需“揀選講究”,到時我就到廠裏親自經理。上述奏折中(惟是關、廠往返、兼之揀選講究,須在廠數天,計以半月為率。……)之語。

  五、

  學

  唐英好學成性,不恥下問。他十六歲侍奉內廷,因好學而深得怡親王賞識,繪畫、詩詞、典章、篆刻、甚至戲曲,都研學探究。在內務府時,其所學內容是:“顧檢點向時所觀之書,經籍莊雅居其半,而稗野僻誕居其半”。從唐英《春典八百序》中的學習經歷可看出,其求學視野並沒有完全禁固于經史子集中,而是廣泛涉獵、博覽眾長。沙上鶴在《瀋陽唐叔子蝸寄先生傳》中有敘道:“事益力,學益勤,雖奔馳勞匱,旅燈客帳,吟哦不輟也。”正是他學貫中西,才得怡親王撥冗,委以督陶重任,這為他督陶功成和立言後世打下了堅實基礎。

  綜上所述,正是唐英“公廉慎勤學”的立德修身,督陶三十載,深受景德鎮百萬窯工的愛戴,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真實寫照。

  二論立功

  唐英在景德鎮禦器廠督陶期間,在陶瓷工藝上,尊古追賢、創新突破,可謂是成果豐碩、功勳卓著,近三十載的督陶生涯,他將中國的陶瓷工藝、尤其是景德鎮的陶瓷工藝推向了巔峰。

  他在為傳承前朝陶瓷名品重器上,稱得上是嘔心瀝血、精益求精,後世對他在FangSong五大名窯、明永宣青花、成化鬥彩等各色器上高度首肯,有復古越古、唐窯為魁的美譽。

  在陶瓷工藝創新上,唐英更是史上最強、功勳卓著。我們從故宮博物院館藏白地墨彩篆書壽字筆筒等一批唐英親制的作品中可見,他以瓷為載體、用瓷作地子,集詩、書、畫、印為一體的文人用瓷發揮到了極至。

  唐英還燒制出集十幾種釉彩、12個開光于一身的“各色釉大瓶”(故宮博物院蔵、國之瑰寶,為公認瓷母),工藝難度達到制瓷史上的頂峰。

  據《景德鎮陶錄》記載,僅顏色釉一項,唐窯就研究出五十七種之多,其中的墨彩、澆黃、抹紅琺瑯以及西學中用的洋彩等釉色,作為陶瓷釉色裝飾,歷久彌新、經久不衰。

  在紋飾造型方面,唐窯更是新品迭出、奇巧無比。在傳承鈞窯的胎釉配方基礎上,創新燒制出倣鈞釉的新品種,如窯變、爐鈞、倣生系列作品,在造型工藝上用鏤空、轉心等方式燒制的夾層玲瓏交泰瓶、各色釉轉心瓶和轎瓶等作品大放異彩,使人嘆為觀止。這與乾隆八年《恭奉發及新擬瓷器折》中“其新擬各種,係奴才愚昧之見,自行創造……”的表述可相互印證。

  督陶官唐英,為千年瓷都景德鎮乃至中國與世界的陶瓷發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貢獻,《景德鎮陶錄》評價唐英:“廠窯至此,集大成矣。”

  再敘立言

  唐英一生,詩文書畫留存後世頗多,他奉旨編撰的《陶冶圖説》,向後人圖文並茂、祥實細微地描述了瓷器生産從採石制泥到束草裝桶的20道生産工藝流程。

  唐英《陶成紀事碑記》殘碑是唐英在清雍正、乾隆時期督理官窯時留下的珍貴遺物,對研究清初官窯生産與官窯制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是當今僅存的督陶官督理官窯的重要實物見證。

  無可置疑,《陶冶圖説》和《陶成記事碑》,是研究景德鎮禦窯陶瓷文化史的重要文獻。

  唐英撰寫的個人詩文集《陶人心語》,不僅是全面研究唐英本人的重要史料,更是研究清早期景德鎮禦窯廠生産管理的重要史料,清雍乾兩朝士林領袖李紱在觀閱唐英《陶人心語》欣然作序評點曰:“讀《起蛟行》及《甲寅五月》詩,見公憂國愛民之心,讀《除夕憶禁中直宿》詩,見公不忘君恩之心,……讀《崔節孝詩》《施貞孝讚》,見公重節孝、端風化之心……”。今人品讀細味唐英《陶人心語》此本集冊詩文,足可窺見感悟唐英的思想境界和人生歷程。

  此外,唐英還著有語言文字《問奇典注》、戲曲集《古柏堂傳奇》等多樣文化史冊。

  唐英留下的文集典史為我們後人保存了一份份無比珍貴的陶瓷文化資料,我們應該不斷地研讀解析它,因為它們為保留景德鎮文化記憶、提升景德鎮文化品格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萬里一孤臣,韆鞦名不朽。(陶人心語《牧羝圖》十二韻)。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75歲的唐英走到了他人生的盡頭。深受皇恩的他于乾隆五年八月曾作詩一首:“宦興無涯半未刪,半官半野半忙閒,半生鞅掌風塵吏,半在廬山粟裏間。”可見其志向鮮明而堅定。

  唐英的一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生;還是孜孜以求、知行合一的一生;更是恪盡職守、忠義大愛的一生。作為清廷官吏,他不負皇命、如履薄冰、善始善終,作為陶人工匠,他精工細作、自成一宗、功成名就。唐英——禦窯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督陶官,他的政績可圈可點、他的影響萬世流芳、他的貢獻永載史冊,是當之無愧的千年瓷都第一人。(朱虹、堯寧生)

  (來源:江西省文化和旅遊廳微信公眾號“江西風景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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