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的義利江湖

2009-09-10 17:43:13  來源:新華網  編輯:徐雄   
  過去的三十年堙A“有知識”的溫州人憑著硬實力贏得了先機;未來三十年或更久,“沒文化”的溫州人想在倚重軟實力的時代遊刃有餘,就要把接班人培養成市場經濟中的“正規軍” ,“溫州人管理企業真的不怎麼樣,但他們很會合作,很會賺錢。溫州人很講契約,很講誠信,但他們不會把這些寫到法律上去。”溫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洪振寧如此解構“溫州模式”的文化內涵。他將“溫州模式”文化內涵中的矛盾歸結為“新文化和老文化的衝突”。換句話說,被公認為中國最具現代市場經濟意識的溫州人,其實很江湖。

  然而在溫州人近三十年的發跡史中,他們的市場思維和江湖行為似乎從來都是並行不悖的,這大概就是費孝通先生認為溫州經濟模式“富有東方色彩”的理由,但這註定是溫州人總要比其他人面對更多褒貶的原因。

  市場導向的價值觀

  改革開放以前,溫州的全部歷史幾乎都在記錄貧瘠。南宋年間,一位溫州太守曾經說過,溫州人一年的收成只相當於湖州人一年上繳的賦稅,而溫州人一年上繳的賦稅,只夠湖州人吃一頓稀飯。

  耕地資源稀缺和頻發的自然災害是溫州窮困的主要原因,長期的窮困則為溫州人造就了強烈的危機意識和重利事功觀念。早在南宋時期,以溫州本土哲學家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便提出了“不以義抑利”的觀點,而這樣的觀點,與其說是哲人的獨立思辨,倒不如說是對永嘉民意的概括總結。

  當代溫州人幾乎集體承襲了永嘉遺風,所以在今日溫州人的履歷中,“經商”是一個出現幾率很高的關鍵詞,而為了賺錢,溫州人個個肯于吃苦、敢於冒險且甘於小利。

  改革開放之初,十萬溫州人拎著各式小商品在全國跑市場的故事,如今已被理論界視為溫州經濟模式的成功經驗之一。有專家說,那些推銷員是促成溫州經濟崛起的第一批能人。

  事實上,溫州人也是中國市場經濟中最早的一批冒險家。一個溫州人這樣對《小康》講述他的“發家史”:他曾經窮得一文不名,但是現在已經靠倒房賺得身家千萬。他的辦法是,用借來的5萬元向房主交上定金,並承諾一月內全額付款,隨後每平方米加價1000元立即向外出售。在付款期限到來之前,他已經成功地將房賣出並獲得了十幾萬元的差價,繼而便是投機與財富積累的迴圈。

  溫州人經商從來不嫌利小。一位經營打火機配件企業的溫州商人說,他的工廠只生產打火機中的彈簧和滑輪,產品的利潤薄到“一毛錢賣給你好幾個”。但就憑著如此微利的產品,他已經賺得了幾億元。“能賣錢的東西我就做,不管賺多賺少”,溫州人如此積累財富,溫州因此中小企業遍佈。 \

  溫州人並沒有因“利”舍“義”,在市場觀念的引導下,他們很樂意為將“利”、“義”間的關係調和至效能最大化而努力。一位自90年代初開始創業,如今已在全國行業內穩坐第一把交椅的溫州老闆總結說,“我們留住客戶的經驗就是義利合一。在做生意的同時,一定要和對方建立感情。客戶來到溫州,我們一定會不計成本地接待好,把他完全當作朋友來看待。但所有這些都建立在認真分析的基礎上。如果明知一個客戶沒有發展潛力卻仍然這樣做,那就會把自己搞死。”

  說白了,義更像手段,利才是目的,“我覺得這是溫州人的風格。”這位老闆如此概括。

  江湖色彩的方法論

  對於溫州人群體,外界普遍持有的一個積極評價是“抱團”。“溫州人強調的是集體主義”,洪振寧說,“現在全國170多個地市級以上的城市都有溫州商會,200多萬在外溫州人就是靠這些商會和親戚朋友實現的全國化。北京人、上海人出國前要先學好外語,而在國外的溫州人,有些連普通話都講不好,他們能夠在世界各國立足,靠的就是親幫親,朋友帶朋友。”

  據一位熟悉海外溫州人生活的溫州企業家介紹,在美國的溫州人社區堙A一個新來的溫州人憑一口溫州話和一張溫州身份證就能創業。他說,剛到美國的溫州人如果沒有錢生活,那麼他可以投奔當地的溫州商會,溫州同鄉會為他湊錢盤下個餐館或便利店。賺錢之後,他只需每年連本帶息還清一個同鄉的債務即可。整個過程不涉及任何法律程式,通常沒有人催賬,更沒有人賴賬。溫州人“抱團”憑的是信任,而信任這一重要的社會資本,無疑又為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省去了難以計量的經濟成本。

  “在融資方面,溫州是全國最好的城市”,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園區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在接受《小康》採訪時說。他所指的融資不是來自銀行,而是民間資本。“任何企業都離不開融資,我們在週轉不開的時候也會借個一兩千萬元。只要有熟人介紹,借錢一般是很容易的,留個身份證複印件,擔保人再簽個字,就這麼簡單。有時候和朋友借,連利息都不要,純屬幫忙。”

  並非所有溫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都能達到“義氣”的程度,但幾乎所有溫州人都堅守溫州生意圈堛漯懋|規則,在一些人眼堙A這種江湖道義甚至比法律更為重要。一位溫州市民告訴《小康》記者,他的一個朋友欠了銀行50萬元貸款,銀行多次向他討要都未能收回。“銀行的人說你就是借錢也應該把欠銀行的錢還上。我這位朋友說,欠了朋友的錢還不上,我就沒有信用了。”寧願失信于銀行,也不能失信于朋友,對於友人此舉,這位溫州市民用“很有道理”作評。溫州人的江湖氣質如是。

  溫州人慣用的體制外手段常有歪門邪道之嫌,但卻常收體制不及之功,比如80年代初溫州“能人”們教會全國商人的“回扣”策略。“有人認為溫州人搞回扣是行賄,但這確實是很有效的一個辦法。溫州人就是通過回扣策略打破了計劃經濟的堡壘,使溫州的商品打入了國營商場。”溫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員說。

  儘管市場經濟中的草莽路上另有風景,但是當溫州人把逐利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時,他們還是清楚地意識到,接受一套通用的企業經營機制和市場遊戲規則是必須要做的事。

  浙江聖邦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姜緯,在向《小康》介紹他的企業時,特別說明瞭他在上海建立分廠的目的。“上海那邊的工資、保險、福利等等標準會高一些,但我們還是決定在上海建廠。以後中國的企業會像國外一樣越來越正規,法律會越來越健全。企業應該有前瞻性,我們就是要提早走正規化的道路,在上海建廠就是要感受一下正規化的氛圍。”

  財富中毒病

  溫州的地方文化多少帶點媚富斥窮的狂傲。

  溫州的狂傲是有“資本”的。在這個城市狹窄的街道上,賓士、路虎、保時捷列隊行駛是常有的事。溫州市有計程車3300多輛,據說,當地的寶馬車與這個數字大致相當。

  每一年,在外經商的200余萬溫州人會源源不斷地將賺到的錢匯入溫州。據溫州市委的一位官員介紹,溫州市委相關部門在2006年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年春節前一個月內,全國各地通過銀行系統匯入溫州的資金高達330億元。

  “這些流入溫州的錢,實際上更多地體現在消費方面,所以肯定會對溫州的商品成本產生影響。”這位官員分析:“比如溫州的房價比一線城市還要高,為什麼?就是因為溫州有強大的現實購買力支援。”

  在距溫州濱海園區不遠的一片工地上,四座住宅樓正在建設中。溫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個小區的房子設計得“很爛”,所以每平方米只賣2萬多元。馬路對面的一個小區相對好些,那堛漫苳l每平方米的售價是4萬多元。

  在眾多有錢人和強大購買力支援下的溫州物價,無可避免地成了這座城市“媚富”的象徵,而它所具有的另一個現實意義是對窮人和外人帶來的心理打擊。

  “在溫州生活,成本很高,而且壓抑感很強,因為到處都是千萬富翁,一般人會覺得自己是個小不點,心理壓力太大。這是溫州獨特的城市文化。”聖邦公司董事長姜緯認為。

  “溫州人很愛顯擺,在買房、買車、結婚這些事上喜歡攀比。”一位溫州市民坦言,“不過攀比也是掙錢的動力。”

  在攀比動力的驅使下,溫州人總是在想方設法地掙錢,而一些人掙來的錢又成為另一些人掙錢的動力。這個迴圈,如今已經成了溫州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溫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溫州的有錢人好像都很忙,除了賺錢沒有時間做別的,賺錢就是他們生活的目的。 ”

  溫州大多數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如圖書館、科技館、博物館、大劇院等等,都集中于新城地區,有些雖然已經投入使用,利用率卻相當低,因此始終嶄新。

  有知識,沒文化

  “有知識,沒文化”是洪振寧總結溫州人特點時得出的又一個結論。

  “溫州有大量的製鞋企業,這些企業中的很多人連小學都沒讀下來,他們的人文修養確實很差,但是說到做鞋,他們卻能講出很多東西。如果說知識等於資訊加思考,那麼這些每天研究鞋的人就是制鞋領域堛漯壅悀壑l。”洪振寧更願意從積極的角度去總結溫州和溫州人的成功經驗。

  “溫州人辦企業說不出什麼理論,但是在實踐中,他們知道應該把長板做得更長,並且借助別人的長板彌補自己短板的不足。溫州人雖然沒有文化,但很有商業智慧,總是把新的創意變成新的生意。”

  洪振寧的話有溫州人的成功和溫州經濟的繁榮為證。

  然而,“溫州人的素質普遍比較差”,這是身在溫州的外鄉人時常提起的一句話。“溫州人家家都裝修得非常豪華漂亮,但是很多人卻在街上亂扔垃圾。”安徽籍的計程車司機小杜說,“可能是因為財大氣粗,溫州人的脾氣都不太好,所以我們經常被他們罵。”

  這種可能會排斥外部人才的人文環境,對於溫州的發展來說,顯然並不可取。

  土生土長的溫州人小黃把這些問題歸因于溫州人教育背景的蒼白。“最初創業的那一輩溫州人學歷方面都不是很好,小學畢業已經是不得了了。現在很多四五十歲的大老闆,據說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好。”

  過去的三十年堙A“有知識”的溫州人憑著硬實力贏得了先機;未來三十年或更久,“沒文化”的溫州人能否在倚重軟實力的時代遊刃有餘,沒有人知道。不過如今,越來越多的溫州人已將子女教育問題看得比賺錢更為重要。為了把接班人培養成市場經濟中的“正規軍”,出身“遊擊隊”的一代溫商開始紛紛將孩子送到大城市或國外讀書。近年來,溫州人對國家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抱怨日漸增多,這似乎也顯示了溫州人對“有文化”的期待。

  “即使是就發展經濟而言,人文素養的提高也是必要的。溫州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請給溫州人一點時間。”洪振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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