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日報訊： 1978年，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從農業起步。改革打開了鄉村發展的大門。
40年過去了，新時代，鄉村發展走向了另一個新階段：鄉村振興。2018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年，如何讓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迅速在長沙落地生根？如何找到破解“三農”難題的“金鑰匙”來開啟鄉村振興新大門？
“要用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的‘金鑰匙’，打開長沙鄉村振興的發展之門。”在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胡衡華看來，村級集體經濟是鄉村産業振興的切入點，能為人才振興搭建新平臺，更是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文化振興的“力量源”，推動農業的全面提升、農村的全面進步、農民的全面發展，要以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作為鄉村振興的突破口。
2018年7月2日，長沙市委、市政府印發了《關於發展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建立産權關係明晰、組織機構健全、經營管理規範的新型村級集體經濟體系，到2020年基本解決集體經濟薄弱村發展問題，打造100個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示範村，找準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這把“金鑰匙”，形成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長沙模式，精準打開鄉村振興的通達之門。
第一把鑰匙是認準“新型”，探索新模式、完善新機制，破解“錢從哪來”
“作為省會城市，我們很多發展都走在前面，但是村級集體經濟優勢並沒有凸顯，全市還有百分之五六十是空殼村、薄弱村。”11月6日，在長沙市實施鄉村振興工作講評會議上，胡衡華指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現實緊迫性。
擁有直面短板的勇氣，才會有破解難題的決心。村級集體經濟的“蛋糕”怎麼才能做大？
“老模式只能做一個空心蛋糕，新方法才能做一個實心蛋糕，因此要圍繞‘新型’這個關鍵點，不斷地改革、創新，探索新模式、完善新機制、開闢新路徑。”胡衡華認為，長沙要發展的村級集體經濟是新型的，不是過去的“生産隊”模式，也不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辦鄉鎮工廠的方式。
在胡衡華看來，既然是“新型”，答案應當蘊含在基層自主創新的實踐之中。的確，發展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沒有“萬能鑰匙”，關鍵在於找到合適的發展新路徑、新模式，每個村環境不同、基礎不同，不能指望“一張方子”包治百病。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長沙的決策者們深諳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之道，鼓勵基層先試先試，大膽探索出了土地合作型、資源開髮型、物業經營型、鄉村服務型等村級集體經濟實現形式。
一場消除“空殼村”、壯大“薄弱村”的改革在星城大地拉開大幕。有的村因土地合作而滿盤皆活，有的村因資源開發而實現集體經濟的“無中生有”、“有則更強”，有的村則走上了鄉村服務的綠色發展之路……
“農村改革首先是土地主題。”胡衡華認為，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用好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這“三塊地”，整合起來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深化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盤活資源性資産、經營性資産、非經營性資産“三類資産”，激活集體經濟發展機制。
寧鄉縣大成橋鎮鵲山村，一個曾經暮氣沉沉的窮山村，如今成了“聲名鵲起”的明星村，變化緣于一場頂層設計、基層首創的土地經營體系改革創新。
2014年，鵲山村率先在全市搶抓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改革試點機遇，把全村農戶分散的土地經營權歸集起來，以土地經營權入股組建土地合作社，實現土地合作經營4168畝。土地統一整理後，再對入股的土地按50-100畝的面積劃分片區，再採取競價方式統一對外出租，實現了土地出租“一個口子進、一個口子出”。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土地合作社+專業合作社+新型職業農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生産經營體系。
“深化土地合作經營，讓經營權‘合’了起來；推動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讓土地‘活’了起來；緊盯共同富裕目標，讓集體‘富’了起來。”鵲山村黨總支書記陳劍感嘆，如今的鵲山村資本進來了，人才回流了。
踏著鄉村振興的節拍，中南大學畢業生丁偉從北京一家上市公司離職，放棄年薪30萬元的工作，回到家鄉鵲山村創業，成立貪吃俠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當起了“泥腿子”。在鵲山村，像丁偉這樣名校出身的大學畢業生還有很多，全村共有返鄉創業大學生22名，分批次培養新型職業農民127名。
鵲山村引導村集體、土地合作社入股營建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貪吃俠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分別佔股17.5%，享有10%的保底分紅和17.5%利潤“二次分紅”，全村共有招商引資項目3個，撬動社會資本投入5000萬元。村級集體經濟扭虧為盈，從2014年的負債213萬元，到2017年盈餘45萬元，預計2019年達到100多萬元。
鵲山村，因土地合作而全盤皆活。而在瀏陽市沙市鎮東門村，則因綜合樓、培訓樓、遊客接待中心“3棟大樓”撬動了全村的山水資源。
東門村面積6.5平方公里，是沙市鎮面積最小的行政村，六分山林四分地，耕地少，底子薄。村支書張建輝接棒這個負債的“爛攤子”後，幹了件讓村民不解的事——把村部綜合樓建在偏遠僻靜的嵩山腳下。
“我們村沒別的資源，最寶貴的就是綠水青山，村部建在蒿山下，可開發利用的土地、山林、水面多，將來要以蒿山為中心開發旅遊景區，將基礎設施建設與旅遊項目結合起來，給子孫後代留只會下蛋的雞。”在張建輝的耐心解釋下，村民的質疑被打消。
以此為起點，村支兩委帶領村民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又建了一棟培訓樓。2013年，全省唯一一家村集體所有的國家四星級農莊——蒿山生態休閒農莊在東門村開門迎客，村裏又借機建了遊客接待中心，遊客慕名到梔子花基地賞花遊玩。
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2014年，東門村贏得了湖南一家知名餐飲公司的青睞，一舉簽下訂單，將培訓樓作為員工培訓基地，每年支付租金30萬元，村級集體腰包有了首筆入賬。2015年，全村95%的耕地和林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樂而樂農業有限公司、沙東種植專業合作社、利東土地管理專業合作社應運而生，“村民”搖身變“股民”。今年5月，湖南南國雪都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與東門村簽訂整體承包協議，年租金60萬元，並從營業額中抽取提成，村級集體經濟年收入突破80萬元。
東門村用“三幢樓”實現了集體資産的“無中生有”，岳麓區學士街道學華村則用“三個堅持”，盤活了村裏“閒置”資源，實現了“變廢為寶”。
水車、烏篷船、山水、村落……這不是人們心中想像的世外桃源，而是觸手可及的都市田園。距長沙市中心僅15分鐘車程的岳麓農趣谷，盛滿了滿滿的鄉愁和農趣，給長沙市民提供了休閒玩樂的好去處。
都市田園的打造，源於學華村對發展路子的堅守——堅持不大拆大建，堅持守住原生景觀不破壞、堅持原住民生活現狀不改變。
學華村在堅守中尋找出路：把3萬平方米退養的豬場，打造成了生態餐廳，告別了污水、廢氣污染；將230畝廢棄的礦山變成了民兵訓練基地，告別了揚塵污染；將荒廢了11年的老學校改成文化藝術培訓學校，增添了濃濃的藝術氛圍。
而農村集體經濟也在改變中壯大，生態餐廳以15元/平方米的價格出租，月收入4.5萬元，按照20%的分配比例，村集體經濟每年獲10.8萬元收益；民兵訓練營和藝術培訓學校一年分別有120萬元和60萬元裝進集體經濟的“腰包”。
第二把鑰匙是抓準“管理”，規範化管理、市場化運營，破解“錢該如何管”
當“集體經濟的錢從哪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漸漸明晰後，敢為人先的長沙也在率先探索農村集體經濟及其組織誰來管、怎樣管這一重大課題。
在長沙市農委主任吳石平看來，要管理好集體經濟組織，對內要規範化管理，要發揮村黨組織的領導作用，進一步厘清集體經濟組織與村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的關係，進一步厘清集體經濟組織與土地合作經營組織的關係；對外，則要對接市場，進行市場化運營，把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統一起來。
火車跑得快，還靠車頭帶。集體經濟首先需要一個組織來管理，需要一些想幹事、勤幹事、能幹事的帶頭人。長沙市委、政府印發的《關於發展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引導村民推選有公心、有責任、有能力者擔任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理事長，鼓勵在外經商務工人員、大學生、復員轉業軍人回鄉返鄉參選。在政策允許範圍內，鼓勵機關企事業單位退休職工參與管理集體經濟。
瀏陽市淳口鎮獅岩村老支書吳遠圖不計個人得失，8年來為獅岩村累計無償捐獻近億元用於村內河道、道路、等公共設施建設，讓獅岩村舊貌換新顏。
兩年前，在部隊擔任營級幹部轉業的吳佳佳接過父親的接力棒，當選為獅岩村新支書，挑起了壯大新型集體經濟的重擔。
村裏引進“茴香小鎮”旅遊項目，採用獨特的村企共建模式，即獅岩村村委會代表景區內全體村民成為茴香小鎮的股東，僅這一項目正式運營後，鄉村旅遊的所産生的集體經濟收益每年可達30萬元。
雖然集體經濟兜裏有錢，但做企業出身的吳遠圖卻感覺到非常尷尬。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不同於企業法人，又不同於社會團體。由於不具備法人資格，這類經濟主體長期面臨諸多尷尬：無法領取組織機構代碼證，無法簽訂合同，無法申請、註冊網站域名等。
為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問題，長沙著力破解這一難題，全力推進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正是因為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先行一步，長沙市雨花區井塘股份經濟合作社獲領全國首批、湖南首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登記證。
11月17日，雨花區井塘股份經濟合作社理事長王振凱從南京捧回這張意義非凡的證書。這張證書，是在全國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試點推進會議上，由農業農村部首次為全國10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頒發登記證書。
“作為湖南唯一、全國首批獲得‘身份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意味著合作社有了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能更好地開展經營活動、更好地管理村集體經濟、更好地維護全體股東的利益。”剛從南京領證歸來的王振凱，將證書的鏡框擦得锃亮，擺放在辦公室最顯眼的位置。
井塘社區位於長沙市雨花區的郊區。在城市化過程中，井塘並沒有把土地一賣了之，而是將資産量化合作開發。以2013年7月31日為基準日，井塘社區籌建委員會經清産核資、成員確認、股權配置等工作，將全村資産量化，配置股東3504名。全村留夠了20余萬平方米的商業物業，每年能帶來至少2000萬元的租金收入。
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後，成立的股份經濟合作社登記賦碼，有了“身份證”，對外開展經營活動更容易被各方面認可、接受。變化之一在於，井塘社區籌建委員會是由井塘村委會向井塘居委會的過渡機構，以前在銀行開不了戶，不能提供發票給房屋租賃方，直接影響村集體發展物業經濟，間接影響村民的分紅收益。如今，新成立的股份經濟合作社能夠開設銀行賬戶，進行市場經營活動，不斷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
改革後，合作社通過規範管理最大程度地維護了所有股東的利益。王振凱解釋，儘管按照全村資産量化，村裏有3504名股東，但過去村裏都是以村集體公司長沙鑫美景投資有限公司作為主體開發村集體的土地，由於公司是有股東限制的，只能採用股權委託持股的管理模式，即委託其中5名作為公司股東。因此，從法律上説，這是5個人的公司，假如5個人中間一旦有人有經濟債務糾紛，公司可能被凍結，這樣必然會影響到3504名股東的利益。而成立了井塘股份經濟合作社後，集體資産一次性配置給全體股東，股東按份享有、直接持股，管理機制得到優化，避免了風險，股東將更加關心集體經濟發展，積極主動參與監督。
“國家給村裏發了證，合作社成立了理事會、監事會，公司化的管理給我們股民吃了定心丸，作為股東，集體資産用在哪兒、怎麼用、收益怎麼樣？都和我們的錢袋子息息相關，我們參與村集體發展和建設的積極性越來越高了。”井塘股份合作社股東自豪地説。
看到股東滿眼的知足，王振凱笑言，合作社打算再甩開膀子大幹一場：毗鄰香樟路、分別佔地38畝和56畝兩處地塊，未來擬開發成5A寫字樓、休閒購物街以及商業住宅；在圭塘路與木蓮衝路交匯處，村里正謀劃在一處40畝的土地上打造大型商業綜合體。今年，村集體經濟將再邁一步新臺階。
第三把鑰匙是找準“獲得感”，多做為民謀利的公益事，破解“錢該如何用”
奔著共同富裕的目標，村極新型集體經濟壯大最終是為了讓農民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也是長沙市發展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為了規範集體收益使用，長沙市明確指出，要建立集體收益分配使用機制，由理事會根據年度收益狀況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經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2/3以上成員表決通過，報村黨組織批准後施行。堅決防止以薪酬、分紅等名義私分瓜分集體經濟收益。
“集體經濟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用集體經濟收入來做兩件大事：為民謀利的公益事、扶貧幫困的暖心事。”在吳石平看來，村級集體經濟收益使用要以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為根本目的，主要用於加強貧困群眾基本保障，改善弱勢群體生活條件，推動農民群眾增收致富，以及發展有利於促進共同富裕的各項公益事業。
“如果説農村人居環境是鄉村振興的‘面子’，那麼農村集體經濟就是鄉村振興的‘裏子’，‘裏子’主要為‘面子’服務，‘面子’更美了，‘裏子’也就更壯大了。”長沙縣開慧鎮錫福村村支書林益明如此形象地描述。
錫福村位於長沙縣北部，原來是個“養豬村”，臭氣熏天、垃圾遍地。十年前，村裏的原支書王茂存意識到，絕對不能做把垃圾和污染留給政府的事。
經過多年治理後，錫福村留住了“綠水青山”，並引進長沙慧潤鄉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鼓勵農民以限制住房等産權入股公司合作經營，將其打造成民宿旅館。
如何將村集體、村民與企業緊緊地“綁”在一起？經多次商討，錫福村黨支部和慧潤公司探索出了“村集體經濟+村民+企業”完全融合的共同發展模式。由慧潤公司和村集體、村民形成共同佔比的共同發展，投入上，村民提供作為民宿的房屋和基本硬裝改造，慧潤公司投入所有的設計、軟裝和房間內一切服務設施用品，並搭建網絡平臺做市場運營服務。村集體則主要協調各方關係、整合公共資源以及在建設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收入則按照村集體10%、企業30%，農戶60%的比例進行分配。
“只有把村裏建好了、扮靚了，把服務搞好了，才能吸引更多遊客來遊、住、購。”林益明説，村集體的收入主要用於建設、維護公共基礎設施，美化、亮化公共景致，培訓村民提升服務品質。
遊客來得多了，農民自産的生態綠色蔬菜、水果也跟著走俏。企業與村集體、村民再次合作，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社，堅持以高於10%的價格，對農副産品集中採購、包裝，創立“板倉人家”農産品自有品牌，將農副産品變成了生態旅遊綠色産品。錫福村今年僅水果一項銷售額就達1000萬元，直接帶動村集體經濟“強筋壯骨”，帶動農戶增收致富。
“不養豬後收入反倒多了！”陳愷是岳麓區學士街道學華村土生土長的一名普通農民，但他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把自家幾百頭豬退養，和學士城建開發公司一起把豬舍改造成農耕博物館。
説起轉型，陳愷坦言，3年前剛開始建農趣谷的時候，自己還很猶豫，那時候的他養了幾百頭豬，每年收入就有十幾萬元。後來街道天天上門做工作，講環境生態保護，講景區建設會讓我們住得更舒服，講造綠共建家園不會讓農民吃虧。
思路變了，天地寬了，陳愷把豬全退養了，又配合政府把自己屋裏搞了庭院改造，經營民宿酒店，現在的他搭著新型集體經濟的“列車”，收入上漲也進入加速期。
瀏陽市沙市鎮東門村，隨著村集體經濟的壯大，越來越多的福利直接惠及群眾，誰家孩子考上大學了，村裏獎勵1000元/人，70歲以上老人過生日村裏發放200元的慰問金，教師節為優秀教師辦法獎勵金……
“雖然一次發放的錢總數不多，但能讓群眾感受到集體的貼心關懷。”東門村村支書張建輝説，集體經濟用之於民，村幹部才有威信，村集體才有凝聚力，鄉村振興才有推動力。（作者 楊娟 張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