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實生活之光 映照“一帶一路”電影藝術之美

　　經過幾年發展，“一帶一路”正成為上海國際電影節最閃亮的標簽之一。

　　2015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首設“絲綢之路”影展單元，次年將其延伸為“一帶一路”影展單元，如今這已成為電影節展映板塊的常設單元，展現著千年海陸文明交融互鑒滋養下，大銀幕上的絢爛風景。去年，伴隨著“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在上海的成立，154部沿線國家地區的電影最終與上海觀眾見面。如今“一帶一路”電影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本屆電影節同樣收穫沿線國家影人的積極參與，此前共收到53個國家申報的1875部影片。而這其中，由“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各成員機構推薦的20多部影片，共同構成了今年“一帶一路”電影周的片單。而放眼整個電影節展映片單，在金爵獎主競賽單元、亞洲電影新人獎、4K修復等多個單元，都有“一帶一路”沿線電影人的活力身影。

　　聚焦底層百姓，小空間裏也有大視野

　　對於今天的影迷而言，“小眾”“冷門”不再與邊緣、曲高和寡畫上等號，而是區別於那些商業化、套路化的工業流水線産物，成為極富生命力與創造力表達的代名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電影作品，正是帶著“小眾”“冷門”的標簽，經由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銀幕之光，投射進中國觀眾的心中。

　　縱覽這些影片，有悲有喜，或輕鬆勵志，或厚重深刻；而創作者有的是載譽無數的大師名家，有的則是初涉影壇的新銳力量；其背後的土地，或有著數千年的歷史積澱，或曾在戰爭中遭受重創，正憑藉民族頑強的生命力重新出發。

　　不論影片來自何地出自何人之手，正如“一帶一路”電影周的主題“生活之光”，這些電影正是透過現實生活的光亮，得以映照蕓蕓眾生的千百種面孔，和我們各自深愛的民族和土地。

　　無論地域風土，無論種族文化，生活之光最該照亮的，一定是那些默默無聞，卻各有故事的普通人。他們願為理想努力掙脫命運的困境，哪怕貧窮病痛，哪怕身處逆境，依舊保有對明天的憧憬與溫情。

　　只要有夢想肯實幹，平民中也能誕生“英雄”。在“一帶一路”電影人的鏡頭下，這一共同信奉的格言得到生動呈現。比如“一帶一路”電影周中的印度新片《印度製造》。

　　看片名，該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此前網絡熱議的《印度合夥人》。確實從故事來看，兩者同樣是講述樂觀向上的鄉村小夥，為改變自身命運，擺脫貧窮與困頓，號召同鄉夥伴，憑藉勤勞與智慧獲得成功的故事。只不過，前者主人公是通過模倣海外女性用品，造福像妻子一樣的貧苦女性。而《印度製造》中，年輕裁縫不甘於只做複製者，希望撕下製造標簽，成為服裝的設計者、美的創造者。

　　《印度製造》影片靈感來自於導演夏蘭特·卡塔利亞童年在印度德里街道見過的裁縫。或許是有了現實生活的依託，卡塔利亞僅用二十天便完成了劇本初稿。而為還原童年的真實場景，影片于織布工匠的村莊實景拍攝。令“一針一線”改寫命運軌跡的勵志故事更有可信度。

　　當然並不是只有喜劇、勵志故事才能照見生活之光。面對壓抑與困境，更見人性向善的偉大力量。以色列電影《我走以後》，講述的便是一位父親，在經受喪妻之痛、女兒自殺未遂後，重新審視修復父女關係的故事。故事沒有宏大的背景，一邊是失去愛人、事業不順的父親，一邊是失去母親，正值青春期的女兒，通過一段尋訪親友的旅途，展現著親情倫理、人與動物間的微妙情感，折射著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傳統在今天留下的印痕。同樣是一段旅程，愛沙尼亞影片《斯堪的納維亞的沉默》聚焦的群體更為“另類”——哥哥出獄，妹妹迎接，在旅途中傾訴過往，一如窗外掠過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秋日風景，彼此缺席的這些年也如走馬燈般一一重現。為了緊扣題眼“沉默”二字，影片不僅採用了半默片的形式，同時以黑白影像營造個體的壓抑與掙扎。

　　告別年輕人面對理想的奮鬥與朝氣、成年面對家庭情感的徬徨與糾結，當年華老去，又當如何面對倒數的每一天？黎巴嫩影片《早安》給出一個輕巧卻也寓意深刻的答案——填字遊戲。為了對抗阿爾茲海默症，退伍的將軍與軍醫每天都會相約在街角的二樓，邊聊天邊填字。全片沒有更多的場景，就在一個跼踀的咖啡館，展開看似漫無邊際實則包羅萬象、體察社會百態的暢聊。近年來，黎巴嫩電影佳作頻現。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的《何以為家》頗受好評，今年在國內公映時甚至斬獲過億票房與觀眾淚水。而有意思的是，這部《早安》在黎巴嫩電影獎中，擊敗《何以為家》獲得最佳編劇獎，足見其故事講述功力之深厚。

　　透過戰爭的殘酷創傷展現人性的暖色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有著數千年的文明積澱，也曾幾經戰火洗禮，飽受離亂苦痛。而在戰爭陰霾籠罩之下，正是人性之光衝破層層障礙直擊心靈，才能讓人們擦乾眼淚，撫平傷口，帶著逝者的祝福與期待，獲得負重前行的偉大力量。

　　新千年前夕，巴爾幹戰火還在延續。科索沃地區遭遇恐怖主義團體侵擾。塞爾維亞今年3月新鮮上映的《絕密突襲》，以工業化的電影敘事手法，講述一支特遣小隊與恐怖分子展開的較量。大量震撼的戰鬥場面令人膽寒，無辜平民遭遇強暴殺害的鏡頭更讓人痛心。同樣是關於“解救”的故事，作為本屆“金爵獎”主競賽單元的入圍影片，俄羅斯的《兄弟會》有著更真實的歷史依託。故事講述108摩托化步兵師解救將領之子、飛行員亞歷山大所歷經的種種。

　　再把視線移至半世紀之前。1945年二戰宣告結束，不少人為和平到來而歡騰之時，卻有一群從集中營被救出的孩子，陷入另一重恐懼之中。波蘭電影《狼人》講述的是這樣一群孩子，在臨時避難的廢棄孤兒院中，遭遇集中營過去用於執行死刑的獵犬。在獵犬的包圍之下，困守在屋內的孩子斷水斷糧，面臨絕境。而更可怕的還不是獵犬的威脅，而是長時間受納粹迫害後，孩子們心理的扭曲異化。過去不乏表現戰爭殘酷的影片，卻鮮少有人從戰後心理創傷入手，展現其可怖之處。憑藉獨到視角與深刻剖析，該片在波蘭電影節贏得最佳導演和最佳配樂獎。

　　有直面戰爭恐怖的作品，就有戰爭前後普通人生活于困頓中製造點滴溫暖的故事。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對於詩與遠方的憧憬，從來都是守護心靈、撫平創傷的良方。“金爵獎”主競賽單元的哈薩克斯坦電影《光影守護者》，講述了年輕的哈薩克斯坦士兵在二戰結束時，救下一位德國老人，得到一台放映機與若干電影膠片。三十多年後，已是退伍老兵的他成為雲遊四方的鄉村電影放映員，為偏僻村莊孩子們帶來光影斑斕的同時，自己也找到了精神的棲身之所。

　　再往回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人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得到片刻喘息，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在狹小簡陋公寓中長大的比萊，因為生活拮據、父母關係緊張而感到現實生活的壓抑。因而，早慧的她投入書籍和電影的懷抱，在藝術的海洋裏構建出屬於自己的夢幻樂園。這部根據拉脫維亞女作家薇茲瑪·貝爾賽維卡同名自傳小説改編的《比萊》，通過特效與真人拍攝的結合，于逼仄的現實生活之中，透過少女比萊的天真眼光建構起詩意與優雅。影片也因此獲得了2018年拉脫維亞國家電影節最佳影片獎。（本報首席記者 黃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