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電影節打開重溫新中國70年的光影隧道

2019-06-14 08:17:53|來源:文匯報|編輯:于曉萱

  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票日,“秒光”系列中,1960年代的動畫片《大鬧天宮》佔據一席。那是上海美術製片廠的經典作品,上集于1961年公映,下集于1964年完成,總長114分鐘。漫長的半個多世紀裏,膠片會老邁,但經典常青。

  這部堪稱里程碑的作品,不但深刻影響了中國動畫的審美,也在累計走向44個國家和地區的過程中構築了世界範圍對動畫“中國學派”的想像。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為此特別策劃了“光影記憶·時代經典”展映單元,匯聚了14部電影,和觀眾一起通過大銀幕重溫新中國走過的70年風雨路。這是對新中國經典電影的回望,每一部都是中國電影史值得收藏的一頁;這是對新中國70年偉大歷程的回眸,光影定格了中國人民攜手共進、砥礪前行的征程,大師們以獨特的美學視角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展現了70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

  今天,我們在光影中回望初心,禮讚新中國,更祝福新時代。

  老片曾為吾土吾鄉傳神寫貌,

  為今天和未來留下不可複製的時代腳印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公映的國産電影是什麼?除了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謝晉還有哪些“非典型”作品?雖然寥寥十多部影片絕不可能窮盡新中國電影的70年寶藏片庫,但一些問號,倒是可以在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中一一拉直。14部精選國産影片曾為吾土吾鄉傳神寫貌,也在今日打開了我們重溫新中國70年的時光隧道。

  “三毛”在許多人的童年記憶裏留有深刻印痕。張樂平筆下的漫畫主角躍出紙面,崑崙公司把項目交付給兩位年輕導演趙明和嚴恭,又借來音樂家王雲階的八歲兒子王龍基,影片的主創就組成了。劇組不夠資深,服化道也僅能處於“手工作坊”的年代。三毛標誌性的蒜頭鼻是導演們用泡泡糖捏成的,腦門上的三根毛則由橡皮膏裹住銅絲製成。劇組從1949年4月開拍,在不斷收到國民黨反動派恐嚇信的情況下堅持拍攝,至上海解放前夕完成製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他們為此立刻補拍了三毛參加解放大遊行的結尾。當年12月,影片公映,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公映的國産電影。

  另有兩部電影正面描述上海解放的故事。1962年,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推出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次年進京演出獲得好評。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要把話劇搬上銀幕,並指定八一廠的王蘋出任導演。1964年,電影上映,扮演春妮的陶玉玲以甜美賢惠的形象受到了觀眾的喜愛。1981年,影片《陳毅市長》與觀眾見面。該片同樣是根據話劇改編,由戲劇大師黃佐臨親自操刀,再配以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演員團團長魏啟明以形神兼備極富感染力的方言演出,塑造了務實為民、有血有肉的市長形象,至今看來依然動人。

  1957年,《羊城暗哨》登上了大銀幕,影片取材于1952年廣州市公安局破獲的“羊城第一案”,講述公安人員潛入反動分子內部,粉碎了反動分子陰謀的故事。站在藝術的角度,影片最成功之處在於角色的塑造,無論是馮喆飾演的英俊帥氣、沉著果斷的公安戰士,還是狄梵、梁明等留下的百變特務形象,都成為中國影史的獨特記憶點。但從另一種角度看,影片因為實地取景拍攝,無意間記錄下了上世紀50年代廣州的市容市貌,帶著“不似紀錄片的紀錄感”。

  異曲同工的是,1958年,謝晉導演拍攝了一部《黃寶妹》,後來被定義為紀錄性藝術片。黃寶妹其人是彼時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紡織工人,曾先後七次被評為市級、部級乃至全國勞模,還八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謝晉導演用鏡頭語言為勞模寫傳,還邀請紡織女工黃寶妹自己演自己,呈現她如何與同事“比學趕幫超”,創下“消滅白點”接頭方法最快紀錄。由此,這個純素人的故事同時帶著藝術化演繹的作品誕生了。誰能想到,無法被歸類和定義的它,對於今天而言,都是不可複製的時代腳印。

  每一部經典都經歷創作的艱辛,成為中國電影史值得收藏的一頁

  光影記憶留下時代經典,其中既有黃佐臨、鄭君裏等中國電影史上舉足輕重的大師之作,也有謝晉、黃蜀芹、吳天明等第四代導演,和黃建新、賈樟柯等第五、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同時,觀眾也得以再次從幾代表演藝術家的銀幕風采中,看到新中國一路走來的過程中無數普通人的形象。

  這些經典,每一部的誕生都經歷了創作的艱辛,最終成為中國電影史值得收藏的一頁,並且不斷産生出新的意義。回望中國電影人在70年風雨兼程中留下的一串串探索的足印,將使我們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腳步更加堅定。

  195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為新中國成立十週年拍攝了若干部獻禮片,《聶耳》是其中之一。儘管音樂家本人英年早逝,儘管他只在上海生活了短短五年,但短暫的相逢碰撞出了水擊石鳴的聲響——《義勇軍進行曲》。故事的主線很清晰,不想,導演鄭君裏讓已過不惑之年的趙丹出演20多歲聶耳的決定,卻在一開始遭到眾人齊聲反對。鄭君裏力排眾議,這才有了此後趙丹的“演技大賞”。他那充滿激情和爆發力的表演不但征服了中國觀眾,還榮獲1960年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的傳記片獎,成為趙丹表演生涯裏的一個里程碑。中年演員如何成功扮演比自己年齡小很多的角色?這部電影裏有最好的答案。

  1956年,陳西禾和葉明將巴金小説《家》搬上了大銀幕,影片所述封建家庭青年一代的覺醒,與當時社會大眾的昂揚情感頗為投契。1983年,中國第四代導演中的女性代表黃蜀芹接過了作家張弦的劇本,那是後者根據王蒙小説《青春萬歲》改編的劇本,兩年時間無人問津。黃蜀芹接手後,揉進了自己在女校的生活經歷,再經過一批年輕女演員充滿活力的表演,上世紀50年代北京女七中高三學生的青春洋溢穿透了大銀幕,也在改革開放之初朝著人們心底投去一道光。

  如果以今天對於“IP”寬泛的定義來衡量,《家》和《青春萬歲》兩部電影因為非原創劇本,大約也能大而化之地套用一句“IP改編”。可為什麼這兩部影片都在此後成為了中國文學與中國電影攜手而成的經典?更值得一問的是,《家》一片中集結了孫道臨、張瑞芳、王丹鳳、黃宗英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評選出的“新中國電影二十二大明星”,堪稱一部眾星雲集的作品。可為什麼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奉獻了讓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而沒有淪為銀幕上一閃而過的背景板?

  1980年上映的《廬山戀》創下了迄今都難以撼動的市場傳奇:上映一週票房過億元,觀影人次超四億。彼時,江西作家畢必成只花五天時間就一蹴而就寫成了《廬山戀》劇本。黃祖模導演將其加工為一部浪漫滿山又不失家國情懷的風光片。影片鏡頭不但攝錄了廬山的大美風光,張瑜的多變“行頭”更惹人關注。片中,她總共換了43套衣服。為了擁有一件“同款”,在那個沒有手機或者時尚公眾號的年代,姑娘們和裁縫師傅為了駁樣反復跑進電影院。

  近40年過去了,愛情片的山水風光抑或演員們的個人服飾秀,似乎都無法再激起觀眾的熱情。今天的觀眾眼界更廣,也更挑剔了。但這部電影仍在廬山的一家電影院裏循環放映,仍在不斷刷新著“單一電影院上映最久”以及“單部影片觀影人次最高”的兩個紀錄。那一句“I love my motherland”,在今天仍然激蕩觀眾的心懷。(作者:宗雯 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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