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産寓言式電影集中出現：現實主義創作的新拓展

　　電影《一齣好戲》海報 資料圖片

　　近年來，國産電影一個令人矚目的創作趨勢是寓言式電影的集中出現，它展現出當代中國電影創作者強烈的表意慾望。這一電影創作趨勢的核心表現是創作者營造出鮮明的電影假定性，並在這套假定的基礎上，試圖用電影語言去概括更宏大的人性、社會和歷史，甚至是探討抽象的哲學話題。從2018年的《一齣好戲》《動物世界》《邪不壓正》《西虹市首富》，到2019年賀歲檔的《瘋狂的外星人》，都可以被視作這類電影的代表。寓言式電影的集中出現，首先拓展了影視藝術與現實之間的豐富聯繫，進而在形態與風格等方面體現出可貴的創新——它意味著中國影視創作者們已經發現，表現歷史和當下的現實主義創作還有更豐富的形式。

　　為理解時代與個體的關係提供當代渠道

　　在我國的文學傳統中，《莊子》不僅提供了最早的關於“寓言”這一文類的命名，也展示出寓言與歷史敘述之間的密切關聯。其中有很多則經典歷史寓言，以誇張地改寫歷史真相的方式來傳情寓意。此後，寓言一直是歷史想像和歷史敘述的一種特殊方式，而寓言式的影視作品則為我們深入歷史肌理去理解時代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當代的渠道。

　　《邪不壓正》和姜文此前執導的大多數作品風格保持一致——皆嘗試通過個體傳奇故事來探究現當代中國大歷史。這些電影作品的歷史敘述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作品試圖利用影片中不同角色的身份和對白指涉真實存在的歷史細節，甚至讓他們直接參與到歷史中，留下痕跡、線索；另一方面，又通過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消解甚至摧毀電影與歷史之間嚴格的一一對應關係，進而去反思和嘲諷既有的認識和觀念。《邪不壓正》對於不同語言混搭式的使用，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歷史寓言的有趣案例。影片開始，我們意外地看到，主人公李天然的美國上司在用母語下達命令時蹦出來中文和法語。這種混搭提供了一種笑料，刻意地用電影手段消解了歷史的嚴肅感。隨後，亨德勒醫生在北京腔和英語之間流暢切換，甚至用北京俚語教訓李天然，這種超現實的笑料仍然延續著。但是，當我們聽到根本一郎用蹩腳的中文教一群中國人讀《論語》時，語言的混搭開始展示出寓言的力量——這個場景當然不是歷史本身的逼真描繪，它的目的在於通過明顯不可能出現的場景展開對真實歷史的思考，尤其反思文化身份的融合與互動。

　　這種基於歷史背景的寓言體的電影並沒有完全架空世界觀，它微妙地保持著和歷史之間的距離。這種距離感的營造和控制，本身也成為用故事表達寓意的一種藝術手段。《邪不壓正》給我們展現了北平的歷史景觀，如影片常常通過人物對白和字幕刻意地強調歷史真實存在的地址。但是當演員彭于晏飾演的李天然在北京四合院的房頂出沒，影片又將觀眾抽離出真實的歷史現場——具體的、細節的生活史被片中角色們踩在腳下，不論是鐘樓還是裁縫鋪的天臺，都是在歷史的第二層面上搭建起來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空間，傳奇和寓言正是發生在這個象徵性的而非真實的空間層次中。

　　最終，這種對歷史的電影敘述成為關於歷史的寓言。雖然以盧溝橋事變之前的北平作為歷史背景，但導演並不著意于歷史的精確描摹，而是借用歷史抒發自己的感悟。《驢得水》《黃金大劫案》等也可以歸為這一個類。這種類型與風格部分地來自於昆汀、科恩兄弟等黑色喜劇導演與歷史敘事相遇帶來的驚喜，尤其是《無恥混蛋》和《閱後即焚》中對於歷史的解構。而當其廣泛地出現在當下的中國電影創作中時，則體現出當下創作者強烈的表達慾望。

　　從真實生活和假定世界中發掘哲學命題

　　另一類寓言電影則對個體展開探討。比如《一齣好戲》，將故事建立在孤島這一經典寓言情境上。為了生存，片中的人們先後經歷了人類社會的狩獵時代、資本時代和信息時代三個階段。每個人都要在自私和友善之間作出選擇，小王發現大船之後變成了瘋子，小興用親情綁架的方式奪取張總的財産，都極具批判色彩，讓這則關於人性善惡和人類文明的寓言實現了比較深刻的主題陳述。寧浩執導的《瘋狂的外星人》同樣是一部通過假定情境完成的寓言故事。主角耿浩對耍猴這項“國粹”全身心投入，每日西裝革履，在世界公園裏認真表演。然而，遊客們對他的賣力演出興趣不大，稀稀拉拉的幾個人有的玩手機、有的打電話。在電影故事的開頭，耿浩不僅面臨著五指山要被改造為火鍋城的威脅，唯一的猴子歡歡也因為骨折而無法表演。這時，從天而降、失去了超級能力的外星人成了耿浩的救命稻草。他的夥伴大飛則有另外的想法，開酒類專營店的他看上去很“社會”，卻屢屢投資失敗，成為被各類騙局收割的“韭菜”。在他的眼中，充滿靈性的外星人奇貨可居，可以賣個好價錢。總之，這是兩個有著不同人生打算的同伴，耿浩堅守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大飛希望抓住每一次緊跟時代的機會，但他們都被時代越拋越遠。

　　在《一齣好戲》和《瘋狂的外星人》中，寓言式的故事設置為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提供了一個真實世界不太可能出現的機會，讓這些隱藏在社會角落中的個體從後臺重新回到前臺。他們可愛，有時就像我們身邊的人；但並不可親，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多少人願意成為他們。電影提供了大量錯位的戲劇情境，完成了人物的真實生活與假定世界之間的倒置，從而實現了關於時代和人性的寓言表達。

　　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開闢藝術新空間

　　就當下中國電影藝術格局而言，寓言式電影成功地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之間開闢出一條新的藝術道路。首先，不論是針對歷史敘事，還是對當下個體生存狀態的揭示，寓言式電影都將主題和價值的陳述植根于現實基礎之上，尤其是在影片開頭部分的人物設定階段。《瘋狂的外星人》中的耿浩和大飛是掙紮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被飛速發展的時代拋在後面，他們堅持的價值和職業常常面臨各種危機；《西虹市首富》用喜劇的方式呈現出一個處於人生低谷的中年人辛酸的生存狀況——主角王多魚一開始就在面試中洋相百齣，隨後又以懸殊比分輸了他所珍視的業餘足球賽事；《一齣好戲》則在公司團建出遊的大巴上通過寥寥幾筆描摹出現代企業中的生態關係和不同角色各自的社會位置。可以説，正是這些我們在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角色，以及他們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引發著觀眾的心理共鳴，讓寓言式電影充滿了對於現實世界的關懷和思考。

　　其次，寓言式電影通過現實生活中不太可能出現的情節，將現實主義的價值通過虛構的方式進行提煉，從而呈現出超越一時一地的普遍性的探尋。創作者發揚電影藝術戲劇敘事的傳統，並借助電影工業的力量使豐富想像得以呈現，提升了影片的視聽呈現水準。不論是《瘋狂的外星人》還是《西虹市首富》，都為探討普通人的生存狀況提供了充分的戲劇張力和視聽衝擊，為人性寓言的探討配備了適於廣大電影觀眾接受的藝術形式。由此可見，處於現實和想像之間的寓言式電影大量涌現，既得益於當下中國電影創作者針對時代呼聲和現實生活的藝術探索，也是電影産業改革和工業化水準提升帶來的成果。（作者：梁君健、尹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