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案烈度或有止境 追尋人的內心卻是無涯

　　圖片均為電視劇《燃燒》劇照。

　　■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下，刑偵劇的突圍不在乎對案件烈度無止境的追求、為反轉而反轉的懸念製造，而是在於故事的大背景能否折射出時代的進程，在於對人心、人性的探究能走多深遠？

　　自覺職業生涯遇到瓶頸，年輕的刑警高風遞交了辭職報告，打算另謀前程。可北山上偶然發現的骸骨，幾乎就要顛覆他篤信了多年的人生認知。自己崇拜了20多年的爺爺和父親，究竟是兼具專業素養與職業精神的好警察、真烈士，還是如網絡傳言那樣是一時看走眼、辦錯案的“罪人”？

　　刑偵劇《燃燒》上周在東方衛視開播。舊案與新案交織，懸念叢生。而在追尋真相的同時，劇本從一開始就把“人”推到了與案件並重的位置。編劇兼導演陳育新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這樣剖析他的創作觀：“刑偵劇作為觀眾喜愛的類型劇，其對懸念、對烈度的設置固然重要，但相比一味追求聳人聽聞的效果，我更信奉——剝開類型劇賦予的必要模式，故事歸根結底都是人生。一劇之本，人物的塑造是首位的。”

　　翻開陳育新的作品表，1994年《9·18大案偵破紀實》，1999年《紅蜘蛛》，2000年《命案十三宗》，2003年《征服》，2007年《國家行動》，2014年《湄公河大案》，2019年《破冰行動》……有評論稱，他的創作履歷約等於國産刑偵劇20年來的迭代。對此，他回應説，現在的觀眾偏愛現實主義審美，“陽光底下無新事，刑偵劇創作的突圍不在乎對案件烈度無止境的追求，而是在於故事的大背景是否能折射出時代的進程，在於對人心、人性的探究能走多深遠”。

　　三代人追求正義的腳步映照司法改革路，故事便有了“根”

　　虛構的龍灣，新線索“炸”出了20年前舊案的疑雲：若當年在逃的兇手實為受害人，那真兇是誰，曾破案立功的“神探”高建設已跌入了信任危機。隨著案件復查啟動，更多細節還扯出了30年前的懸案，連高風的爺爺、老法醫高四海也捲入其中。

　　求真之路一直延伸到30年前，遺憾的是，高四海罹患阿爾茲海默症，高建設在破案後不久因公殉職被追認為烈士。舊案的經辦者都成了無法説話的人，還原真相、給人民群眾一個交代的重任落到今天警隊的肩上。前後30年，三代人接力追求正義，被視為新劇的一大亮點。

　　回到創作緣起，陳育新回憶，2013年，公安部新聞宣傳局來“約稿”，初衷是為當代的一線警察留部影像志，不設定向的案件參考，也不設具象的人物原型。“虛構”對於刑偵類型劇，莫大利好在於故事不必“事先張揚”，懸念得以留存到最後。但“虛構”不代表信馬由韁，“現實主義的底色不會因沒有真實原型而改變”。

　　在他看來，要把懸案寫得上天入地、聳人聽聞，不難，那屬於技巧範疇。“難的是，虛構的故事能否讓觀眾相信，這考驗著劇本對歷史真實性的把握。”就在《燃燒》醞釀時，《湄公河大案》和《破冰行動》相繼啟動，那兩部戲也由陳育新執筆。兩部基於真實大案的改編，看似推遲了《燃燒》的誕生，實則在不經意間“助推”了新劇創作。深入一線採訪的日子裏，編劇內心被那些負重前行的英雄反復撞擊：大半輩子深藏功與名、矢志不渝追求正義、為緝兇不惜付出生命代價……許多都是緝毒英雄與刑偵英雄的共性，以三代人來塑造當代刑警群像的概念越發清晰。

　　“三代人所彰顯的，不僅是當代中國警察對正義的不懈追求，更折射出當代中國司法改革進程在30年間的一個小小側面。”以高家三代人為例，左右爺爺和父親命運的關鍵一案分別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當年的司法環境不推崇疑罪從無的原則，而到了高風所在的當下，疑罪從無等保障人權的法律原則以及相關司法程式得到了高度重視”。

　　換言之，《燃燒》裏留在不同年代的懸案，既為劇情埋下“扣子”，更在大背景中扣準了時代的腳步。虛構的影視劇照見真實的司改路，故事便有了“根”。

　　將抽絲剝繭的過程拆解為人的抉擇，角色便有了“魂”

　　新劇一開播，觀眾就為演員表吸引了。奚美娟、張志堅、鄔君梅、杜志國、馮雷、劉敏濤、譚凱……年輕的經超與張佳寧身後，一大群實力派坐鎮。

　　“以適配度、以演技來挑選演員，因為這部戲對於人性的展現是有要求的。”陳育新説，他想呈現的《燃燒》，是將抽絲剝繭的過程拆解為一個個“人的抉擇”。推動警察無悔追蹤的動力是什麼，而撬動罪惡的源頭又在哪兒？也許歸根結底，是在連續不斷的分岔路上做了不同的選擇。“我想聚焦人性在刑事案件中的推波助瀾。”

　　投射在劇中的高家，當民意與真相背道而馳，堅守原則與付出名譽代價之間，怎麼選，高四海和高建設做出了相似抉擇。追逐所謂更好的職業前景，與堅守追兇求正義的一線，這是高風正在面對的選擇。而他還有另一個隱性選擇，是為個體的家人捍衛榮譽，還是為所有人捍衛正義？另一條敘事線，許家是龍灣當地的名門望族，其家族企業龍星集團在貫穿30年的案件中可謂承擔了錯綜複雜的戲份。隨劇情推進，觀眾將看見，從奶奶趙月娥，到子輩許達、孫女許佳桐，許家三代人是如何在守護親情、守護家族的名義下，勾選了“慾望”這一選項。對所有這些人性的著力刻畫，陳育新説，他看重的是對生活中“陽光下罪惡”的警醒，“難道是産生在退無可退之境嗎？並不如此，許多時候，罪惡是慾望暗中標定的代價，也許就在某個猝不及防的時候，人心深處那點不能被自己壓抑的慾望，就可能導致萬劫不復的墮落。”

　　事實上，回溯陳育新近30年的作品，不難發現國産刑偵劇的一種沿革。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刑偵劇常以社會關注度較高的大案要案為突破口，頗有紀實意味；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刑偵劇也打開局面，《國家行動》《湄公河大案》等兼具熱血沸騰的緝兇故事、中國警察代表的是國家責任與形象。而到了《破冰行動》與《燃燒》，創作者向人性深處發力。寫《破冰行動》，他把大量筆墨留給了制毒村的社會、宗族等成因；《燃燒》更進一步，甩開真實案件的剛性框架，刑偵線與家族變遷、愛恨情仇糾纏，人性的複雜將隨事態發展不斷引爆。

　　陳育新説，《燃燒》的劇情也可視為不同人對情理法的不同選擇，由此引發的世態人情都可能讓角色更有“魂”。“如果觀眾能由人推己，看到人心無止境屈從慾望的結局，那便是創作者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