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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彩影視作品塑造時代英雄
2020-07-02 09:10:01來源:人民日報編輯:武若曦

  原標題:用精彩影視作品塑造時代英雄(時代氣象·文藝表現①)

  圖①為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劇照。圖②為電影《流浪地球》劇照。圖③為電影《烈火英雄》劇照。製圖:蔡華偉

  編者的話

  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新時代新征程,氣象萬千,文藝工作者如何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承擔時代使命、回答時代命題?本版將圍繞這一命題,邀請文藝界專家、藝術家參與討論,為新時代文藝創作和繁榮提供觀察與思考。

  核心閱讀

  創作者是否對所塑造的英雄足夠了解,是否具有獨特的“發現”的眼光,是抵達藝術真實的關鍵。

  直面普遍性的現實問題,展示以行動超越困難戰勝自我,戲劇張力才充足,人性弧度才動人,英雄的選擇和信念才能贏得更多認同。

  那個在銀幕上一字一頓説出“共産黨員的意志是鋼鐵”的江姐走了。6月27日,在電影《烈火中永生》中扮演江姐的演員于藍去世。很多觀眾嘆問: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為什麼對江姐唸唸不忘?

  不只是江姐。從《永不消逝的電波》裏的李俠、《英雄兒女》裏的王成到焦裕祿、孔繁森、錢學森,銀幕上的英雄如同時代的精神燈塔,照亮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塑造生動的人物形像是文藝創作的靈魂,英雄更是文藝抒寫永恒的命題。中國文藝畫卷中有眾多英模題材的經典之作,許多是改編自真實事件的英雄故事。時代不斷涌現新的楷模,我們該如何講好他們的故事?

  找到英雄熟悉又陌生的一面

  塑造江姐的故事裏有答案。于藍曾回憶夏衍的叮囑:“演江姐,千萬不要演成劉胡蘭式的女英雄,也不應當是趙一曼”。《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既有革命者大無畏的精神,又有作為妻子和母親的痛苦、隱忍和犧牲。

  細數那些被銘記的瞬間,擊中我們內心的往往是英雄熟悉又陌生的一面。焦裕祿病重期間用鋼筆頂著肝部辦公、孔繁森將藏族老阿媽的雙腳放進自己懷裏、王進喜為相濡以沫的妻子洗腳、錢學森充滿感慨地對妻子蔣英告白……他們有我們熟知的英雄人物高潔的品質和操守,也有不為人知的普通人的豐富情感和樸實言行。

  藝術可以講述英雄是怎樣的,更能回答英雄何以成為英雄,甚至普通人如何成為英雄。創作者是否對所塑造的英雄足夠了解,是否對普遍的人性有深刻認識,是否具有獨特的“發現”的眼光,是抵達藝術真實的關鍵。

  優秀的創作者,選擇向生活的深處、時代的廣度、人性的豐富度探尋。編劇王興東創作電影劇本《離開雷鋒的日子》,不僅找到了喬安山,採訪他、熟悉他、理解他,解開雷鋒之死未被披露的真相,還找到雷鋒生前的三位戰友,詳細了解雷鋒犧牲的過程。編劇趙冬苓創作電影劇本《任長霞》,抓住任長霞的三個特點:一個爭強好勝性情執拗的人、一個工作負責的局長、一個深于情專于情的女子,用兩個案件貫穿起來,再現她生命中的最後36個小時。看完電影《任長霞》,牽動觀眾的不是任長霞做了什麼,而是她是這樣一個獨特的人。

  讓英雄精神令人信服

  講述英雄的成長、讚美英雄精神,是通過藝術的方式傳遞信仰的力量,並讓人們由衷地信服它、理解它、贊同它。創作者首先自己要“信”,才可能傳遞出“信”的力量。如果創作初衷不純粹,藝術表達難免會變形,效果自然也會大打折扣。曾有人問于藍:扮演江姐是不是一種挑戰?于藍的回答是:我理解她,我和她有著共同的經歷和理想。從於藍到王曉棠,從孫道臨到王鐵成、李雪健,他們扮演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讓人信服,是因為他們由衷地認同、理解、佩服這些英雄,與英雄人物站在同樣的信仰下。塑造人物,傾聽人物內心的聲音、走進人物的精神世界,才可能將觀眾代入,進而打動觀眾。

  表現真實感和日常性,才能築牢觀眾“信”的基座。電影《烈火英雄》的導演和編劇花了一年時間採訪消防員,又反復錘鍊劇本,7個版本的每一版都邀請消防顧問提出修改意見。為了營造真實感,他們又一比一重建油罐區,讓演員親歷真實火場,用鏡頭捕捉人在危險面前最真實的反應。編劇何冀平在創作電影《決勝時刻》的劇本時,堅持藝術規律不應為題材左右,領袖人物跟普通人一樣有情感、有溫度。所以,她像寫平常人一樣寫他們,突出的是領袖人物生活化、常人化、有煙火氣的一面。

  詮釋英雄的時代特質

  革命年代的英雄為爭取民族獨立英勇鬥爭、敢於犧牲,和平年代的英雄為建設繁榮強大的新中國奮鬥不息、開拓不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英雄敘事一以貫之的主題,呈現英雄精神的崇高是英雄敘事鮮明的美學追求。影視創作永遠面對的是當下的社會、今天的觀眾。新時代的觀眾期待怎樣的英雄故事?新時代的英雄敘事如何講出新時代的美?

  “我不是英雄,只是有人需要我”。一句樸實的話語,成為抗擊疫情中許多普通人挺身而出的內心獨白。醫務人員、警務人員、快遞小哥、社區工作者、不具名的志願者,這些平凡的普通人做出了英雄般的選擇,一次次給我們以力量,也理應被深情書寫。時代變化不斷豐富英雄精神的內涵,各行各業的奮鬥者和卓越者也是英雄群體的一員。取材自真實事件的《烈火英雄》和《中國機長》,突出災難面前普通人的衝鋒陷陣,真實塑造了以血肉之軀擊退火海的消防指戰員、通力合作力挽狂瀾的“中國民航英雄機組”等群體形象。電影《攀登者》《流浪地球》、電視劇《獵狐》《破冰行動》等引發觀眾熱議,也在於作品是為平民英雄“畫像”。

  英雄不是誕生在真空環境中,過度提純會減弱人物心理動機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直面普遍性的現實問題,展示以行動超越困難戰勝自我,戲劇張力才充足,人性弧度才動人,英雄的選擇和信念才能贏得更多認同。電影《黃大年》直面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觀念的裂變,電影《湄公河行動》呈現打擊犯罪鬥爭的危險艱難……這些作品從社會現實的一隅切入,用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進思想和優秀精神燭照日常生活,詮釋英雄精神對自我的突破、對現實的介入和改造。

  當下快節奏的生活方式、移動互聯對娛樂方式的重塑、文化消費的跨界多元,不斷改變觀眾的審美需求。視聽感受新奇獨特、能帶來沉浸感和共情共鳴的故事,才可能留住觀眾。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將主旋律推進到情感敘事的新層面,以家國情串聯7個故事,塑造在偉大歷史瞬間發揮重要作用的普通人形象,用審美的方式喚起觀眾的感受和想像,觸及觀眾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創作者把昇華、拔高的權利交給觀眾,在與觀眾的共情中完成主題表達。

  當鏡頭對準平凡中的崇高,當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由“我講你聽”變為平等對話,如何在共情共鳴共振的情感基礎上,把握好看與深度的關係,把握生活矛盾與人性溫度的關係,把握時代精神與典型人物的關係,需要創作者貼得更近、想得更深、走得更遠。

  時代在變,生活在變,人們的情感需求、審美期待也在變。我們有理由相信,新時代的律動會孕育更多英雄故事,新時代的英雄形象會涌現更多獨特的“這一個”。(任姍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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