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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藏家》總導演車愛琳:“驕傲之後,請回到人間”
2021-01-20 09:18:18來源:北京青年報編輯:馮雪

  

  1月13日下午,與紀錄片《藏家》總導演車愛琳約定見面。剛一坐下,她率先發問,“我要先問一個問題,你最喜歡哪一集?”

  “第四集。關於徽派歙州硯臺傳承第一人周小林的內容。”我回答。

  她頓了頓,微微笑著,又説:“果然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我反問了她同樣的問題。經過很久的沉默,她回道:“你是第一個問我這個問題的人,我最喜歡的是……第五集沒有播出的版本。”

  車愛琳最喜歡的第五集《明心見賢》,講述了台北收藏家何國慶收藏明代先賢書法墨寶的故事。未播出版本長達50分鐘,遠遠超過了《藏家》單集時長25分鐘的設定。於是,她只能割愛,再次剪掉25分鐘,才與觀眾見面。

  

  紀錄片《藏家》,到底講了什麼?

  《藏家》分為六集,每集講述一位中國收藏家的故事。這些“藏家”都是老先生,與新中國基本同齡,平均年紀在70歲左右,包括收藏戲服的陳申、收藏瓦當的任虎成父子、內畫大師王習三父子、收藏歙州硯臺的周小林和收藏明代書法的何國慶,以及珍藏早已被淘汰的國産收音機的邱健球。他們窮其一生,投入無數的時間和金錢,用一己之力搜尋著他們熱愛的瑰寶,成為了“藏家”。

  車愛琳和團隊從2018年7月開始策劃,歷時兩年製作完成,于2020年12月8日-12月13日在央視紀錄頻道CCTV9播出,2021年元旦復播。製作團隊用攝像機走進六位收藏家的生活,“尋找藏的初心,家的根源”。

  “你知道我看完《藏家》之後,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嗎?”我終於要開始提問了。

  “你先不要説哦,讓我猜一下!”……

  

  小眾藏家

  收藏門類各異 內容多元

  2018年7月,車愛琳接到了《藏家》的項目文案。那時,陳申先生和王習三先生已經確定參與拍攝。之後兩個月的時間,依靠著車愛琳和團隊中不同的記者早年採訪所積累的人脈關係,團隊不斷增加拍攝人選,最終有十余位收藏家進入備選範圍。

  兩個月的時間,車愛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確定最終要拍攝的收藏家。當時,他們還曾計劃拍攝收藏家馬未都,但經過反復考慮,認為觀眾對他的熟悉度比較高。最終決定只拍攝較為小眾的收藏家。

  最早被確定下來的收藏家有五位:陳申,攝影史學者和中國戲曲服裝的收藏大家,三十年間走訪各地,搜尋不同種類的中國戲曲服裝,如今收藏量達五百餘件;71歲的任虎成是中國瓦當收藏大家,收藏瓦當的數量高達八千余件,涵蓋了瓦當的全部類別;王習三先生,當代最傑出的內畫藝術大師,在河北衡水創辦了“冀派內畫”;周小林,“歙硯第一人”,他收藏的三百餘方歙硯,承載著徽州的文脈;台北收藏家何國慶,被稱為“中國萬曆文化復興的引領者”,他收藏的明代先賢的書法墨寶,涉及明代思想、政治、軍事、教育、藝術等十余個領域,人數高達一千兩百位。

  儘管五位收藏家門類各異,他們的藏品都是中國燦爛文明的一種凝練,但是車愛琳導演希望紀錄片的內容能夠更加多元,“我希望種類上可以搭配一下,能夠再找到一位藏家可以和現代接軌,這樣的脈絡會更加完整。”

  車愛琳在微博上看到了“中國第一家收音機博物館”。 她經過了解後認為,“收音機承載的是我們從無到有的過程,當時的科學發展不如西方這麼快,我們的無線電是在他們有工業革命之後,在裹挾下不得不進入工業革命。我們的無線電就是在這樣的歷程中出現的,我們先模倣、山寨抄襲,最後自主創新。”

  於是,他們找到了邱健球。邱健球用“不同品牌的國産收音機,為中國撰寫了一部電子工業發展史”,他將個人收藏的2000多臺國産收音機,捐贈給中山博物館。因此,中國第一家收音機博物館在廣東中山市落成。

  六位藏家應邀拍攝,車愛琳的團隊自此開啟了長達兩年的製作。

  

  無旁白解説

  不吹噓、不誇張、不宣揚所謂的偉大

  “我們不做什麼?”在拍攝之前,車愛琳這樣問自己。

  最開始,團隊更傾向於常規的科教類紀錄片,著重講述收藏家個人是如何找到藏品以及藏品本身的故事。而車愛琳根本不想做常規的命題紀錄片,更不想把重點只放在藏品上。“如果片子用那麼多解説去介紹藏品,那就不需要拍攝這六位收藏家了。我們完全可以直接去故宮拍藏品,那裏有拍不完的珍寶。所以,在我們的片子裏,藏品只是幫助我們理解藏家的媒介。”

  車愛琳回答了自己的問題。最終,這次的紀錄片“不做説明文”“不吹噓、不誇張、不宣揚所謂的偉大”“不做分不清主次的故事線索,要在人物和藏品中游離”。

  因此,《藏家》成為了車愛琳導演生涯中製作的第一部無解説的紀錄片。

  使用解説詞的方式,某種程度會讓觀眾感覺距離他們有些遠,而《藏家》則是讓藏家去訴説自己的一生,“聽到他們的聲音,就像聽我父親的聲音一樣。我覺得紀錄本身更重要,而不是去描述他的功績。我也希望觀眾可以自主地去共情,去感受。”

  無解説,意味著畫面要更加豐富,拍攝素材要更加全面。團隊原定的單機拍攝計劃不能滿足無解説的要求。車愛琳堅持再加一個機位,變為雙機拍攝。“雙機拍攝是為了保證畫面的靈活度和豐富度。當他們坐在鏡頭前講述時,單機的畫面會過於單調,我們需要讓畫面有變化,不然觀眾在觀看時會覺得無聊。現在大家的時間太寶貴了,別人為什麼要花25分鐘的時間看這個故事?我們一定要對觀眾負責,不能讓他們看完一無所獲。”

  多一個機位,意味著多一件器材,多一位攝影師,更意味著項目預算超支。更讓車愛琳沒有預想到的是,原定一年的拍攝週期遠遠不夠。他們做拍攝計劃時,沒有考慮到老先生們需要很長時間的休息。老先生們中午要午睡,睡到下午兩三點才能繼續拍攝。所以,每天的拍攝時間只有六個小時。

  何國慶先生也習慣每天午休,但拍攝時他主動表示要放棄午休時間。何國慶的兒子跟車愛琳説:“他總是會説沒關係,但他每天都要午睡的。”此後,團隊便尊重老先生們的午休時間,就算誰打算堅持拍攝,團隊也會要求關機暫停,讓他們去午睡。

  “何先生只要一來北京,我們就要去拍攝。還有周小林先生,我們每一個季節都去拍攝,你可以在片子裏看到春夏秋冬不同的場景。”寒來暑往,拍攝週期整整延長了一年。

  車愛琳把項目預算全部花完又自掏腰包,才順利完成了《藏家》的拍攝。

  

  拆解重建

  接近他,超越他,還原最真實的他

  “我們要做什麼?”是車愛琳的又一問題。

  《藏家》不想以常規的視角講述,要把看到的藏家真實地展現給觀眾。現在許多人對收藏家有著很深的刻板印象,以為他們只是一群有錢有閒的人,收藏只是他們的興趣愛好而已。

  車愛琳要打破這樣的形象。什麼是藏家?經過觀察,她梳理出了藏家不同的階段:收藏家最初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滿足虛榮心。之後,藏品達到一定的量,又有一些事情促使他們的人生有了變化。像何先生最開始有了王陽明的真跡,挂在家中讓友人來欣賞誇讚。但是,直到他的父親去世後,他才開始回望這件事,認為要再買些藏品,並且不斷地學習……漸漸地,他們把收藏當作愛好,成了一種社會責任,也成為了他們個人的使命。

  除此之外,因為收藏,他們又找到了自我。“一個人從熱愛到著迷到癡迷,這是一個人昇華的過程。他去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他們最初並沒有想過自己對社會或者歷史産生怎樣的價值。因此,我們在看他們時,不用受制于這些藏品,不論是硯臺也好,還是戲服也罷,都不重要了。他們只是用一生精力,找到了自己。”車愛琳講道。

  老先生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終日埋頭鑽研,直到車愛琳的出現,讓他們看到了自己作為藏家的“高度”。在台北拍攝何國慶先生期間,車愛琳將自己以上的感悟講給了他。

  

  “何先生,你不覺得你的人生已經到了一個高度嗎?”車愛琳説。

  “什麼高度啊?”何先生問道。他聽完車愛琳的感悟,又講,“哇!真的嗎?那我好棒啊!”

  過了會兒,他又問:“愛琳,我真的有這麼好嗎?”

  “我覺得挺好的,我很羨慕你們。”她回答。

  “我從沒覺得,但是聽你説完,我好喜歡你説的這個人哦。”何先生笑道。

  車愛琳形容自己是“拆鬧鐘的人”,“我需要把鬧鐘拆開放在桌子上,就能看到一個個細小的零件,我再將這些零件按照我的方式重建它們。”

  周小林先生是被“拆開”又“重建”最徹底的藏家,他的故事也是最純粹的。這一集開篇便是周小林先生拿著一塊黑石,他感慨道:“這樣的黑石,我看了一生,怎麼都看不夠。”這一集紀錄片要表述的就是,周小林所做的事情是中國古徽州文明裏重要的載體。

  那麼,面對這樣的藏家,要如何拆解重建呢?他們不停地拍攝,此為拆。拍攝周小林吃飯、回答問題、工作……打破著原有預設的想像。剪輯就是重建,立場要保持公正、公平和客觀。

  “我要重建的立場是,他首先是普通人,之後才是他的收藏對整個文明體系有什麼價值。因此,不能憑個人喜好去重建,個人的喜好太淺薄。我們的重建就是盡可能接近他,還要盡可能超越他,還原最真實的他。同時,我還要點醒他,告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這樣。這就是我的工作。”車愛琳分析道。

  

  赤子之心

  學習,是老先生們每天的功課

  其實,車愛琳在明白到底要做什麼之前,經歷了漫長的迷茫期。

  從2018年7月開始,一直到2019年12月,她都找不到需要告訴觀眾最關鍵的點到底是什麼。“剛開始太苦惱了,就像是明明知道觀眾特別喜歡的‘甜點’在屋子的正中央,可是它的外面是一層一層的門。我們必須要不斷打開門,才能得到觀眾最關鍵的點。而在這之前,所有的人都像是無頭蒼蠅一樣在拍攝。不過,我們團隊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沁潤。我們就記著,要讓觀眾受益。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感動,怎麼讓觀眾感動呢?”車愛琳講道。

  而2019年12月,車愛琳一下子得到了“甜點”,是因為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楊儒賓講的一句話。

  “我一直試圖去理解何國慶先生做的事情。以何先生的經濟能力,去收集流散在全球的明代先賢的墨寶,然後把它們保存下來,這件事真正的價值在哪呢?”車愛琳回憶自己的提問。

  楊教授反問了一個問題,“愛琳,我請問你,你要是把這些先賢全部從中國歷史上去掉,我們做中國人還有意思嗎?我們該拿什麼去教我們的孩子呢?”

  她聽完之後,明白了何國慶先生——他更像一位“使者”,專門和明代人打交道,幫助我們連接古代,傳達他們的精神。儘管楊教授的話“對於整個六集的內容可能不是最要害的”,但是他點醒了車愛琳。她思考著,當觀眾看完六位老先生的故事之後,能夠明白我們的民族文化是特別的,是能夠讓我們驕傲的。但是驕傲完了之後呢?

  “驕傲之後,請回到人間”,這是《藏家》給出的答案,不是讓觀眾看完之後驕傲,是要讓觀眾明白自己需要做什麼。“驕傲只是很短暫的,我們要行動,至少從學習和了解開始。”

  

  《藏家》中,瓦當收藏大家任虎成和內畫藝術大師王習三,都將一生所學傳承給自己的兒子。

  任虎成先生曾是修了一輩子古代建築的泥瓦匠,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任虎成與兒子任軍宜將個人積蓄幾乎全部用於收藏瓦當。據他的兒子任軍宜説,任虎成身上的病實在太多了,心臟病、膽結石、高血壓、冠心病……“我們能想像到的病,他基本都有”,但是任虎成先生“一修復瓦當,有時就能修到淩晨一兩點”。

  2010年,中國第一個“秦磚漢瓦博物館”在西安建成,任虎成的兒子任軍宜擔任館長。“古代文物中文字的清晰度能達到瓦當這種程度的,幾乎沒有。這裡展出的瓦當,能讓人們更好地體會到秦漢的書法篆刻。”

  在《藏家》的鏡頭中,王習三先生站在兒子王自勇身旁,教他畫下傳神的內畫煙壺,“畫山水,要靠‘雲氣’。風向要注意,不能讓人看出是逆風了。讓人挑不出毛病,那才算是一個上乘的作品,人家把煙壺拿在手裏,越琢磨越心曠神怡,越看越好。如果越看作品毛病越多,人家就掃興了。”

  兒子王自勇也幫助父親完成了願望,父子二人創辦了中國唯一的內畫煙壺博物館,將個人的千余件內畫煙壺收藏分享給大眾。他們共同撰寫的《中國內畫圖典》,也成為內畫藝術第一部權威性參考文獻。

  學習,是老先生們每天的功課。雖然在人們眼裏,他們已是步履蹣跚的老人,但是他們勤奮學習的態度卻絲毫未減。“春風無一事,粧出萬重花”,在車愛琳看來,這六位藏家就像是春風一樣,沒有任何功利心,給我們的世界裝點出“傳承”的花朵。文/本報記者 韓世容 供圖/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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