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前，他是儒雅小生、名門正派的代言人，而骨子裏，正如他所出演的易卜生話劇《建築大師》中那個晚年攀上天梯的“建築大師”，尋覓著生命的下一個巔峰。
濮存昕，剛剛于2020年年底連任中國劇協主席，也即將在2021年開啟自己的“戲劇新生活”——涉足戲劇教育、當導演、排新戲，日程一直排到了11月中旬。濮存昕用自己的戲劇人生回答了一個關於戲劇的命題：一個人可以像戲劇一樣生活，像生活一樣演戲。
5年之後卸任時 我仍舊是一個演員 仍舊是一個讓大家還看得上的演員，僅此而已
去年年底，濮存昕連任劇協主席雖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濮主席還是收到了眾人的祝福，一如5年前的初次上任。5年來，他已漸漸習慣了自己就是中國戲劇的代言人，以主席的身份為各種活動站臺，但初次上任時的那份惶恐卻如影隨形。
“5年前的情景我記憶猶新，因為我記住的是我父親的眼神。那次我回家後，我媽在我父親的耳邊説，‘昕昕當劇協主席了。’第一遍沒有反應，那時他已經聽力下降了，於是又重復了一遍，他還是沒有反應。我當時的感受就是，那是你幹的活兒嗎？那是曹禺先生他們那樣的人坐的位置。我真的很惶恐，當時就在想，我的社會屬性被冠了很多的名譽和頭銜，但其實就是個演員，身上的責任就是為社會服務。但是面對領導的指認、同行的推舉，你不可推辭，你就是要來幫忙的。作為一個演員，多少人為你鋪過臺、搭過景，多少人在給你做陪襯，那時你是主角，但是現在，需要你來為別人搭臺。”
連任劇協主席，但濮存昕謙虛地説他一直告訴大家，自己可能幹不太好，“説一句大俗話，就是買的時候是什麼樣，賣的時候還是什麼樣。我所能期待和做到的就是5年之後卸任時，我仍舊是一個演員，仍舊是一個讓大家還看得上的演員，僅此而已。這一行我還沒幹到頭，還沒幹好，我仍有很多空間，有很多扇門沒有推開，所謂藝無涯、無止境不是一句空話，你是有參照的。回過頭去看你最尊敬的老師們是什麼樣，看世界上最優秀的劇團的演出是什麼樣。正因為我看到過好東西，知道和我同代的藝術家達到了一個怎樣的水準，所以才會橫向縱向地去尋找自己的交叉點在哪。你得知道天高地厚，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更要知道自己姓什麼。”
你在生活中太離譜，舞臺上的品質就會受影響 生活中必須檢點一點
退休前那幾年,濮存昕每年在舞臺上演滿100場戲，還都是大男主，退休後，他不為難不勉強自己，卻更加風生水起。今年，《李白》將演滿30年，其實從幾年前他就曾擔憂過自己的體力精力還能否勝任，將每輪演出都視作倒計時，但今年，月照詩魂的舞臺景象還將繼續。
在濮存昕看來，“表演這門專業，在總結、參照、啟迪後，你還有目標，知道前面還有量，這是我這麼多年腦子裏一直沒有放下的事兒。作為一個演員，不管你水準怎樣，你的這個年紀已經到了當典範的歲數，別人都看著你呢。你不行就是不行，舞臺是真的，是最真實的平臺，沒有了自己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沒有了對作品真實和真誠的解讀與表達，人家不買票，就是這行的生死大事了。生活的真實和舞臺的真實是相關聯的，我儘量做一個真實的自己，世俗情感和你的信念，藝術的信仰和趣味，都決定了你跟觀眾一起探討時的心態，演戲不是我自己在炫技和取寵，而是我在跟觀眾一起去探討這個作品。”
從今年的元宵節後，濮存昕一整年的演出就要開始了，滿滿噹噹，他希望在舞臺空間裏能夠給國人做個樣兒。“（梅）葆玖先生有句名言，‘京劇不就是給國人做個樣兒嗎？’什麼樣兒？其實就是審美的樣兒。我們每一個演員，聽到這句話就得明白，我們身上得有一個美字，你在生活中太離譜了，你在臺上的品質就會受影響，所以生活中必須要檢點一點。”
今年，濮存昕還要在近幾年對孩子朗誦培訓以及給人藝學員班上課的基礎上，真正嘗試戲劇教育。“我接我父親的班，對戲曲、對同行，都要極其尊重。我父親做了十多年北京藝校的副校長，每天騎著自行車從前門到薊門橋，那時，京、評、梆、昆，甚至舞蹈、音樂各行業的老師都集中在那裏，去拾起被荒廢了很多年的藝術教育。他對於姐妹行當的那種興趣和學習尊重的態度，對我有影響。後來我又學焦（菊隱）先生，話劇民族化的著眼點應該是傳統藝術，戲曲和曲藝，甚至是民間藝術，那時話劇要作出當代創新的角度其實就是民族化。開始焦先生是向戲曲學習，才有了《虎符》和《蔡文姬》。所以我進入中國劇協後，也開始向戲曲學習，每次演出，我在側幕條看他們的表演，再翻回頭來收拾自己的臺詞和基本功，自覺是有長進的。如果你是一個會表演的演員，臺詞還能説好，那真是如虎添翼、兩全其美的事。現在太多的演員，重演輕説，説話誰不會，其實不然，藝術語言和生活語言是兩個概念。藝術語言是要有講究的，要有空間感和影響及傳遞的力量，我自己是吃虧上當很多年。”
在中國劇協，除濮存昕外，于魁智、茅威濤、楊鳳一、沈鐵梅、韓再芬等各劇種的頂尖藝術家都出任了副主席一職，濮存昕將與他們的交往視作跨界的一種方式。“跨界跨的尺寸合適太重要了，有時為了標新立異就會出問題，就像我們穿鞋一樣，合腳最重要。在劇協的工作總歸一句話，就是先要把演員做好，其他事情去傾聽各行業領軍及院團長的意見，不是我去領導，而是我參與到那個空間裏，協助大家去做事，就是這麼一種心態。”
傳媒時代大家就盯著名聲，院團長都找藝術家、社會名人，但缺的是管理才能
從李默然、尚長榮到濮存昕，近三屆劇協主席都是由著名表演藝術家出任，“傳媒時代到來了，大家就盯著名聲，院團長都找藝術家、社會名人，但缺的是管理才能。”對於藝術家管理者的話題，濮存昕從出任人藝副院長時就頗為苦惱。“同行有局限性，知識分子容易有只覺得自己對的毛病，但管理人才耳朵要立著，辦成一件事可能要開五六次會，我有時沒有這樣的耐心。為一件事要去説服很多人，就要開會，我哪兒有那麼多時間開會，所以容易急躁。全世界最好的劇團，大都是藝術總監、行政總監和財務總監的配置，還有董事會或藝委會，需要集體意見時聽大夥兒的，需要個人意見時，就聽藝術總監的，錯就錯了，幾年下來，如果不行就換人。比如悉尼奧運會開幕式，那就是聽導演的，我們這邊婆婆多，分歧意見多，如何集思廣益，這方面大都是短板。傳媒時代也還是要任人唯賢，我們的張和平院長，原來也曾經學過表演，但他擅長管理，在人藝的那6年風生水起，能抓作品，更會組織，他是有這個能力的人。”
經過整合後，文聯所屬的戲劇類評獎就剩下“梅花表演獎”和“曹禺劇本獎”，每次評獎，作為劇協主席的濮存昕無疑要全程參與。“我總覺得有欠缺，電影界的評獎已經改成一年一次了，為什麼我們戲劇界就要兩年一次呢，兩年一次，太難以取捨了。而且‘梅花獎’只設表演獎，電影還包括攝影甚至改編獎、原創獎，舞臺藝術是一門綜合的藝術，美術、音樂、舞蹈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要體現。”
濮存昕表示，文藝介面對十四五規劃，也需要在平臺上找瓶頸和發展空間，希望能夠通過探討找到問題，為高層設計建言獻策。“當今是數碼時代，如果我們還處於沒有競爭機制的時代，是不可能出現高峰的。但一直以來我們好像不著急，老等著頂層設計，作為藝術從業者，我們要為頂層設計提供思路和建議，文藝家都是向善的，都是為了審美這件事投入了一輩子，每個人的願望都是善良的。”
我們常常覺得一個戲大賣了，但你到大街上一看，多少人都在忙活生活，有幾個人進劇場了？
作為當今劇協的掌門人，經過幾年的歷練，濮存昕也從單純個人化的藝術家表達，多了全局的視角和語境，劇代會上，在總結問題後，他也提出了一些極具個性的想法。“市場化和商業化是文藝發展必須要面對而且躲不開的問題，必須迎著並正視。大家不喜歡那個‘化’字，是覺得老講錢，但我想可以改一個字，就是‘話’，也就是讓觀眾説話。每一個行當都有自己的基本觀眾，不可能滿大街的人都去看戲，我們自己常常覺得一個戲大賣或怎麼怎麼火了，但你到大街上一看，多少人都在忙活生活，有幾個人進劇場了？所以要坦率地去看待這個問題。對於一個劇種而言，你自己的基本觀眾不能丟失，要做到讓觀眾一有戲就想看，無論是看團隊、看名角還是看作品題材，觀眾感興趣的點都不同，但從業者必須要想清楚，我到底想讓誰來看戲，每個劇種一定要知道，我的觀眾在哪。有的地方戲，它的基本觀眾就是在農村，如何鼓勵劇團下鄉演出，特別是民間劇團，甚至不在冊的那些社區劇團，我們的機制如何做到讓他們在不擔憂溫飽的前提下下鄉演出。所謂市場化和商業化，必須用錢去平衡和調動，然後讓觀眾説話，哪有掌聲就奔哪兒去，所以到今天，我們不能再避諱市場化和商業化了。以人民為中心，最終要落到讓觀眾説話上。”
濮存昕認為文藝是社會公益事業，“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這個概念，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文藝創作是必不可缺少的，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這個錢是要掏的，如何用，如何支持，可以探討。但必須要去資助觀眾豎大拇指的團體和作品，獎勵機制扶持的一定是精品，對於這樣的作品，藝術基金是要大買單的，支持其長期演出才算是大買單。如果讓它們進入市場自負盈虧，靠觀眾的票價是完成不了藝術家創作價值體現的，又不能讓觀眾花一兩千去買票，這不是常理。藝術家的創作價值，票價是完不成的，必須有社會公益概念的資金支持。同時要有專業的人去鑒定、去買單。”
濮存昕表示，傳統文化一定要支持，和世界能夠對話的藝術形式也一定要支持，“我們如何看日本的歌舞伎和能樂？和人家看我們民族化的東西同理，但是和世界能夠對話的藝術包括歌劇、舞蹈、話劇、電影，則更需要去提升，我們對自己的當代文化有自信嗎？這種自信多於對5000年文化的自信嗎？我們所期待的高峰到底在哪？傳統文化裏的當代藝術家能不能比祖師爺還好？雖然有太多的問題待解，但對於有專業水準又有觀眾的領軍人物，必須要資助，更要提升能夠和世界對話的當代文化的自信，這樣我們的文化自信才是完整和全面的。我不敢去參加藝術基金的評選，更不敢做不負責任的發言，因為我沒有時間去調查某個劇團、某個項目的起始和初衷，這麼多的未知，就要為一個剛生出來的孩子起名，為其買單，這些我恐怕做不好。”
蜻蜓點水跑場子跑碼頭一樣地去幹事 你幹不好，觀眾也不喜歡
從2019年開始，濮存昕便參與了中國西部唯一的戲劇節大涼山國際戲劇節的創建，去年，他作為發起人的大涼山戲劇節更是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在疫情期間還照常舉行的藝術節。劇協主席的身份讓他無論出現在哪，都成了活動最有分量的加持，都是受人所托，但也分身乏術。“我的局限性就是今天在這兒就不可能在那兒，粵港澳大灣區也做了劇場，還讓我去看看，我沒有時間，只能利用今年春節休息的時間去。就像《林則徐》中的臺詞：遇一事行一事，為國盡忠以告慰英靈。一直以來就是按照我的基本直覺去判斷，去説出我的真心話。大涼山也不是靠我一個人，具體的工作都是他們在幹，需要我參與意見，我就去發聲，2021年的戲劇節已經在籌劃中了。去年最可喜的是買票的當地人多了，大涼山的意義就在於看世界，同時世界也在看大涼山，這個標誌就是買票進劇場，戲迷來到大涼山，看風景也看戲，12天的意義就在於此。”
剛剛邁入2021年，濮存昕的年度計劃早已出爐，“我們常説今年是關鍵的年份，其實每一年都是如此，都是最關鍵的時刻，這也正是所謂的中國速度。2021是我最忙的一年，時間都排到了11月中旬，也就是大涼山戲劇節結束的時間。之前的每一天都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再有事就只能往裏插，需要太長時間去做的事就做不了了。老有人問我，説影視你怎麼不幹了？都是臨時來找我的，我哪兒有時間，不是我發牢騷，是我真的沒時間，而且蜻蜓點水跑場子跑碼頭一樣地去幹事情，第一你也幹不好，第二觀眾也不喜歡。能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了，舞臺都是提前一年就去做計劃的。”
一年的計劃已經深諳於心，但9月22日還是他最期待的一天，“那天，我導演的《雷雨》將在人藝新落成的曹禺劇院揭開面紗，如果説去年人藝的青春版《雷雨》是換了湯，沒換鍋底，那麼這版周樸園視角的《雷雨》味道會很不一樣。相信曹禺先生的在天之靈會驚喜更會欣喜，希望他會看到小的們是這樣去解讀劇本的，而且還不錯，我想像那一天，曹禺先生的在天之靈會與我們同在。舞臺就是創造奇跡的地方，我會一直為期待奇跡的觀眾去做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