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生紀錄片指主要在網絡平臺投放、以網生代即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出生的人群為目標受眾的紀錄片。近年來，網絡新媒體已經是紀錄片傳播的主陣地。國家廣電總局監管中心數據顯示，2020年上線259部網絡紀錄片，同比增長超70%。網生紀錄片憑藉傳播效率攀升、受眾範圍擴張、內容定位垂直等特徵，顯示出新的面貌，以非虛構的形象在網絡文藝中佔據一席之地。同時，網生紀錄片也受網絡觀看習慣、彈幕信息繭房、資本邏輯圍堵等影響，潛藏著審美迷失的隱患。網生紀錄片創作者應留住紀實堅守的初心：以平民視角書寫時代精神，讓歷史在現實中重煥生機，用鏡頭為人民畫像、為時代存照。創作手法可以多元，紀錄片非虛構的創作理念卻不能改變。

　　時長縮短影響了敘事深度

　　多屏時代下，網絡用戶選擇PC端、移動端等觀看設備，自由度高、靈活性強，紓解了網生紀錄片傳播過程中的時空限制。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的現實，大家外出行動減少、觸媒時間普遍增長，媒介生態的轉型加快，網生紀錄片的傳播效果可觀。媒介特徵的轉移，促成網生紀錄片傳播效率攀升，但網絡接收環境的隨意性、觀看時段的特殊性等因素，導致觀眾跳出率較高，比起短視頻，網生紀錄片的完播率更難保證。

　　為適應網絡媒介的特徵、迎合網生代的觀看習慣，網絡紀錄片的時長較之以往多有濃縮化傾向。這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整體時長縮短，目的是減少跳出率、提高完播率。如《早餐中國》和《沸騰吧火鍋》每集10分鐘左右，而早前的《舌尖上的中國》系列每集約50分鐘。另一種濃縮化作為行銷方式存在，即從紀錄片中截取精彩部分剪輯成短視頻，時長在90秒以內，專門投放在做視頻流的應用軟體上，從而實現宣傳與引流的效果。

　　電影網絡化初期衍生出的微電影，常因體量短小難以承擔敘事深度被詬病，長期以來短視頻的痛點也是平面化、低幼化的媚俗審美。網生紀錄片為了媒介特徵縮短體量，是審時度勢還是審美迷失？其長期以來標榜的文化深度實存幾何？從內容生産端的角度考量其原因，網絡生態與市場環境給予創作者的拍攝週期變短，體量被濃縮只是外部表像，創作節奏加快、素材選取趨同、成品內涵不深等行業現象才是問題的根本。

　　以網生紀錄片為代表的網絡文藝，常囿於時長考量而損害藝術完整性，一味迎合網絡審美，因碎片化觀看習慣委屈藝術體量，陷入讓媒介形式決定藝術內容的思維誤區。完播率不是衡量作品品質的唯一指標，時長濃縮也並非評判作品內容的首要標準，出圈爆品有可能千篇一律，而無人問津也許是小眾佳作。在快節奏的浪潮中，創作者采編時應堅持藝術完整性，並始終對內容的紀實性負責。通過投放短片進行引流與宣傳時，創作端也要嚴格審核短片內容，規避二次剪輯對創作本心的違背，警惕過度娛樂對紀實堅守的消耗，守護長久以來受眾對紀錄片藝術的實用定位與精神期待。

　　“情緒型”彈幕分散了觀眾的注意力

　　網生紀錄片調整創作策略之後，受眾範圍得到擴張，主要體現為受眾的年輕化趨勢。究其原因，除了內容創新，彈幕的魔力功不可沒。

　　網生紀錄片的彈幕附著紀錄片的特性，多屬於“觀點型”與“科普型”彈幕，用戶根據視頻內容表達自己的觀點、補充相關專業知識，一般有實質性內容，較為客觀。同時也有彈幕行為的共性，不乏“情緒型”與“吐槽型”內容，用戶針對視頻中某個言行進行帶有調侃意味的感慨或疑問，情感傾向明顯，主觀色彩較重。此外，“互動型”彈幕在網生紀錄片中也難以忽視。譬如熱門彈幕“多謝款待”，就是出自深耕燒烤文化的美食紀錄片《人生一串》。當滿屏的“多謝款待”伴隨片尾一起到來時，觀者們才有劇集真正結束的實感。這種觀看行為中的儀式感，也是彈幕文化的魅力所在。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彈幕具有顯性的社群特徵。慣於發彈幕、看彈幕的觀眾之間存在持續的互動關係，這加強了觀眾對畫面內容的黏性。然而，在網絡觀看行為中，彈幕存在使紀錄片的客觀性産生偏移的風險，尤其是“情緒型”與“吐槽型”彈幕。彈幕以文字滾動的方式，對畫面主體內容進行遮擋，分散了觀眾用在紀錄片上的注意力。當歷史文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正在介紹鐘錶修復工作之不易與艱難時，一句句“王師傅真帥”等關注鐘錶修復師傅外貌的彈幕，搶奪著觀眾的注意力。當觀眾在紀錄片內容與插科打諢的彈幕之間來回遊走時，對文本的沉浸度或多或少地被彈幕間離，作品難免面臨文化深度趨淺、社會意義消解的困局。

　　彈幕屬於觀眾接受行為中的不可抗力，創作者享受著彈幕帶來的便利，通過彈幕內容與觀眾溝通、了解受眾的興趣點。不過，創作者對彈幕行為引發的注意力轉移也鞭長莫及。面對觀眾主體地位的提升，互聯網視頻平臺應發揮監管與調節功能，加強對低俗彈幕的攔截與懲戒。同時，用戶初次啟用彈幕功能時，需要知悉相關發送規則，共創清朗的網絡空間。網絡社區的管理者也要持續優化社群管理規範，以融合與包容的心態，形成開放多元的審美共同體，通過多方的協同努力將彈幕對觀賞效果的折損最小化。

　　嵌入贊助産品和購物連結擴張了商業訴求

　　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是網生紀錄片的一體兩面。紀錄片轉網生後，充分借助網絡行銷途徑，在商業化探索上取得了不俗的戰績。積極“跨界合作”、品牌化運營，成為網絡視聽行業的新業態。《棒！少年》《一百年很長嗎》等作品先後上市電影版和劇集版，通過跨媒介敘事和跨屏傳播，實現整合行銷的疊加效果。此外，“矩陣化”用不同的商業模式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風味人間》《風味發源地》等作品組成的“風味”矩陣是此模式的成功案例。內容在線外加商業賦能，網生紀錄片的成長線在各自的邏輯中得到延續。

　　紀錄片商業化帶來了新空間，但也存在滑入商業片、廣告片之嫌。譬如，有的美食類紀錄片的贊助商，常出現在食客的餐桌上，成為美食的“佐料”。有的紀錄片慣用“邊看邊買”模式，讓人感覺商業訴求過於直接。這些行為模糊了紀錄片與網購節目的邊界，更動搖了紀錄片的紀實堅守。商業逐利不能撼動紀錄片的基礎價值——紀實。

　　刻意地在紀實情境中放置贊助産品、在觀賞過程中跳出購物連結等行為，顯然動搖了紀實之本，拉低了作品的可信度，造成紀實性讓位於商業性的價值失衡，不利於網生紀錄片的健康發展。

　　對於資本逐利的必然，創作者理應明辨商業化模式的優劣，不以損失“紀實”為條件交換短期紅利。網生紀錄片應善用傳播優勢和商業賦能雕琢內容。比如，在傳播中華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方面，《風味原産地·甘肅》銷售到美國流媒體播出平臺“網飛”，在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絲路美食之探尋米蹤》也通過聚焦美食的傳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奶奶都懂得》《做客中國：遇見美好生活》等作品內外聯動喚醒民族記憶、打響民族品牌；更有以《當選擇來找我》為代表的作品專注于記錄鄉村扶貧，切實助力脫貧攻堅。這些網生紀錄片在肩負文化使命的同時，也收穫經濟效益，為業界內部的良性發展與價值平衡提供了成功範式。

　　（作者：楊耿一淼，係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