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限

核心提示

7000多年前，在沈阳今天称之为新乐的地方，生活着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部落，他们在此劳作、繁衍，这群人被我们称为“新乐人”。他们熟练掌握制陶工艺，能蒸饭，并有部落图腾。在新乐遗址发掘发现的陶器群中，深腹罐和斜口器、高足钵在器型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具有一定代表性。

史记

SHIJI

新乐遗址发现 800余件可修复陶器

沈阳新乐遗址的发现是从数枚陶片开始的，而新乐遗址回报给考古专家和后人最丰厚的遗产也是陶器。那么新乐遗址中共出土了多少件陶器呢？

据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陆海英介绍，沈阳市相关文物考古部门自1973年至1993年期间，对新乐遗址进行了5次包括试掘、正式发掘和抢救性清理发掘，在2.25万平方米的遗址保护区内，发现新乐下层房址遗迹40多处，共发现可以修复的各种陶器800余件。

据陆海英介绍，陶器的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先有了部落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在定居生活中，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陶器。新乐遗址出土的800余件陶器证明，在新乐人的生活中，陶器已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工具，制作与使用陶器已经十分普遍。这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新乐人已经由游牧走向定居。

打地基时常挖出陶片

据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陆海英介绍，1972年，新乐遗址所在地还叫“北陵公社”，属沈阳市于洪区管辖，东隔黄河大街，南以新开河为界，与皇姑区接壤。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沈阳城北的第一个高台地，即头台子。在这个高台地南侧台下，大约今天北运河的位置，则是浑河，当年的新乐人临河而居。

20世纪70年代，新乐遗址所在地旁边是新乐电工厂，后更名为“新乐精密机器厂”，厂区内建有宿舍，通往三台子的有轨电车在那里有一站，站名叫“新乐宿舍”。居住在宿舍区内的人经常发现一些形状各异的“石头”，盖房子打地基时也时常挖出许多陶片。工厂附近的北陵乡政府院内、火石厂及军区医学研究所院内均有类似的“石头”和陶片被发现。这些不一样的“石头”和陶片让业余考古爱好者孟方平很好奇，凭借着自己掌握的一些文物常识，他觉得这应该是某种遗物或遗迹，于是，他就从泥土里捡回一些篦纹陶、细小石器及煤制品等收藏起来。

1972年秋天，北陵公社派水稻技术员孟方平到沈阳故宫办理购买处理废锅炉事宜，听到了考古人员向前来送交文物的人讲解文保方面的知识，让他很受启发，想起了自己收藏的“石头”和陶片。第二天，他就把这些“石头”和陶片送到了沈阳故宫相关考古人员手中，经鉴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这样的结果让孟方平信心大增，对身边田野里的文物更加上心。几天后，北陵公社在挖暖气沟时，又发现石锤、石杵各一件，还有红烧土、陶片等文物，孟方平及时将这些情况向文物考古部门作了汇报。随后，考古人员来到北陵公社，在孟方平的陪同下到现场勘察，又在积土中捡出两枚仅拇指甲大小的篦纹陶片，并说明这两件篦纹陶片比之前那两件石器的年代还要早。

从此，孟方平对土层中的文化遗物和文物考古有了更浓厚的兴趣。1972年冬到1973年春，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到基层指导工作的机会，对全公社及邻近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及秦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他把发现和采集到的文物标本送到了相关的文物考古部门，并作了全面的汇报，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1973年春天，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为进一步查清孟方平发现的这些遗址的性质和相关文化内涵，特意组成考察队，对孟方平发现的几个遗址地点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当考察队复查到新乐电工厂宿舍院内十八间房西山墙处一处被拆除的旧仓库的地基时，在那里最深的土层中发现了“煤”和有花纹的陶片。后来经鉴定，这些“煤”是煤精制品，花纹陶片则是篦纹陶片。考察队对这一被拆除地基土层断面的全面分析，认定这是一处时间久远、堆积较厚的文化层，有可能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应当尽快进行考古发掘。

1973年6月，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开始对这一地区发现文物较集中的区域进行初步的试掘，并确认了这一地区存在着上下两层文化堆积，发现了半地穴式居住址和以压印“之”字纹陶、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煤精制器为主要遗物的新石器时代原始聚落遗址，于是，“新乐遗址”的名称因发现地而得名。

新乐人熟练掌握制陶工艺

陆海英指出，在新乐遗址发掘发现的陶器群中，深腹罐和斜口器、高足钵在器型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大型深腹罐多为储藏器，中、小深腹罐、高足钵等应为煮食餐饮用具。有着特异器型的斜口器，因该陶器出土在火膛附近，有专家认为应属于保存火种和移植火种的专用器皿，学界通俗称为“火簸箕”；而深腹罐器表通体所饰“之”字纹或“弦”纹，则成为新乐文化的突出特点。类似的“之”字纹，过去，常被称为“篦纹陶”“篦齿纹”“栉目纹”，或以为是刻画、模印或滚压的纹带，而新乐遗址的“之”字纹和弦纹则是用单体施纹工具，连续移动压印而成，平行凹式纹或篦点弦纹，也是用平板式施纹工具直线压印出来的，这一点充分说明当时新乐人已经能娴熟地掌握制陶工艺。

当年考古发掘发现，新乐人所用陶器许多是叠摞在一起而未使用，证明这是生产出来储存在一起的。“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于房址内东北角，少数在四周柱洞附近，又是大小不同地倒置套在一起。这些陶器印纹清晰，像是储备之物。在集中出土骨器的附近，地面上堆放着细沙。这些细沙除研磨穿孔之外，很可能是制作陶器所用的掺合料；这也说明，一些骨器作为制陶工具的可能性比较大。”陆海英告诉记者，这说明新乐遗址既是当年新乐人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制陶作坊。

曾任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的周阳生说过：“二号房址出土陶器的完整程度出乎人们意料，除个别器物被现代沟打破遗失外，可以完整复原的陶器竟有40件之多，这与一号房址出土的近200件个体中仅可修复几件完整陶器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二号房址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在东壁下的北端，其中还发现有大中小三个陶器套在一起的现象，还有些陶器的底部甚至没有使用或磨损痕，很像一个陶器储藏室，其完整程度是遗址发掘中极其少见的现象。”陶器制作出来，一时使用不了，还能储存，这说明当时新乐人的陶器生产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剩余部分。不仅如此，从这些出土陶器中，可以看出新乐人在陶器制作上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且器型多样、纹饰简约，表现了沈阳祖先高超的制陶技术与生存智慧。

陆海英指出，新乐文化中的陶器在工艺上皆为手工制作，以泥片接筑法制成，如主要器型深腹罐都是先制底后加壁，可能已使用慢轮。出土的陶器器型规整，陶壁薄厚均匀，内壁压光，外壁通体施纹。其纹饰制作均用单体施纹工具，连续移动施纹，密而不乱，精巧有序。大型陶器如深腹罐虽然高在50厘米以上，但器壁仅厚1厘米左右，堪称奇迹。

佐证中华文化多点起源说

陆海英指出，对于沈阳城市历史而言，新乐遗址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发现史前的人类居住遗址和史前人类生活的遗迹、遗物，该发现证明了在新石器早期沈阳已经开始有了人类活动。对于沈阳区域历史文化而言，新乐遗址的发现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此前，已为史料证明，在沈阳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在5000年前左右，新乐遗址的发现则使沈阳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并成为沈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遗迹，是沈阳城市历史的一个重要坐标。

站在中华文明的全局角度来考量，新乐遗址的发现意义也同样非同寻常。新乐遗址的发现，与长江、黄河流域发现的西安半坡、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浙江河姆渡、山东大汶口文化等同样重要。它与辽河流域的其他重要遗址一同证明了辽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全新的文化。

多少年来，提到中华民族的摇篮，往往只认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华文明由此放射状扩散而发展。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打破了中华文化起源一元论，而辽河流域众多史前遗迹的发现，证明了辽河流域同样孕育了早期的文明与文化，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新乐遗址的发现，则为中华文化多点起源这一重要命题再一次提供了有力证据。

（图片由新乐遗址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