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冬柏

东北，漫长的冬季，适合写作，适合沉思。班宇，生长于沈阳铁西区的80后作家，左手现实，右手虚构。班宇的文字外表很热，是团火，似烈酒，但内核冷静，甚至冷酷到底。他笔下的世界，同样是冰与火的交织：寒冷的北国，冷峻的生活和命运，但“个体的光热终将划破冰面”。评论家通常把班宇与双雪涛、郑执“打包”称为“铁西三剑客”，将其出现视作新东北作家群的再次崛起。而当我们走近班宇，则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他就是“这一个”，一个双脚扎进冰天雪地里赤裸裸地思考人与时代本质问题的写作者。

铁西：一个独特的文学地标

记者：不妨从您的新书《冬泳》谈起。为什么在众多故事中最终选取“七则北方故事”？又为什么以“冬泳”作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

班宇：东北，或者说沈阳这个场域是我叙述的一个核心，所以选择这七篇与沈阳、与东北关系比较密切，气质相对统一的小说编入集子。具体到篇目的安排上，我倾向于把这部小说集当成是一张唱片，据此安排小说的次序和内容，比如《盘锦豹子》放在第一篇，这是一个简明清晰的故事，相对生猛，很有劲儿，也很有代入感，容易引起读者共情。接下来几篇，节奏相对舒缓一些，直到最后一篇《枪墓》，是回转的尾声，内含回环的结构，相当于对整部书的主题做了一个回顾。至于用“冬泳”作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我觉得是由整部书的“状态”决定的，每篇小说或多或少都与“冬泳”有所关联，比如《梯形信仰》，最后就有水的意向。如果从这些篇目里选择一个最能概括这本书的，可能还是《冬泳》，它与东北的气质也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记者：您在写作中使用了不少东北日常口语，以及方言特有的修辞，有没有人批评“太土”？会不会对作品的接受度构成某种限制？

班宇：其实我并没有“如实”地使用东北话，落到文本上，一定是改良过的文学语言。作为日常表达，东北话简洁、准确、有力，比喻也很形象、精确，比较容易接受，但在文学领域里使用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需要重新拿捏和掌握、改良和尝试。这样做，也许会为文本注入新的活力和张力。对我来说，某个小说如果需要东北情境，那么对东北话的依赖就可能多一点。

记者：有评论指出，“铁西三剑客”的出现，把“铁西”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在您眼中，这一题材的独特性或宝贵之处是什么？

班宇：可能很多作者也写过铁西，写过工业区的失落情绪和失落氛围以及种种社会事件。我想，我们塑造的都是文学上的地标，而非地理上的真实地标。

记者：我也曾在铁西居住过几年，但看到的是一个有现代气息的生活空间。您为什么坚持写过去的“工人村”，而不写现在的CBD？

班宇：其实人类的情感模式并没有太大变化，阳光之下无新事。至于给故事披上什么外衣，老工业气息浓烈的工人村也好，现代都市气息强烈的CBD也好，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独到的细微之处，而不是说写CBD就会显得更时髦，更容易让现在的读者产生共情并接受。真正的情感变化会流传久远，跟所描写的外部环境没有必然关系。

揭示：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记者：您笔下的这些小人物在困境中如何实现自我救赎？

班宇：自我救赎更多来自一种内在的驱力，可能没有一个明显的外在事件真正将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人们最终会发现，人生路途就是崎岖不平的，就像面对满是裂隙的桥梁，总要找到一种行走方式，跨过去，或者绕开。所有的驱力都来自于自身，我在写作时不会刻意强加给人物一个光明的结尾，救赎是自己给自己的，用内在发出的光照亮前方的路。救赎可能跟文化素质或思想力关系不大，普通小人物也会在摸索中找到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来应对，比如可能逃避，或者硬着头皮上，没有选择的选择。面对困境往往没有很多选项，大部分是要说服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必须要过去，渡过痛苦的关口。

记者：当然，小说没有停在支离破碎的脆弱个体，而是力求让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的联系，揭示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您怎样看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

班宇：其实任何小说可能都会探讨个人与时代极其细微的关系。个人行为乃至命运并不是由单纯的情感逻辑来操控的，肯定会涉及时代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重塑时代。也就是说，写作可以重塑或者更精确地描摹出一个时期人们的情感模型。科学技术可能解决关于物的技艺问题，而小说则应该记录人们的情感和道德，这是小说可能承担的任务。

记者：您的小说中总有一些看似“溢出来”的细节或闲笔，比如《盘锦豹子》中两名人民警察在等红绿灯时的一小段对话。这是一种写作技巧吗？

班宇：在那种情境下，比如说人民警察把孙旭庭带走，是在行使公务，但我觉得即便是在行使公务时，这个人也不是完全符号化的工具，他有自己的情感。比如，我知道某人是犯错误的，我不会认同这种行为，但在内心从情感上又会对其产生一丝同情。或者干脆认为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是突然想到自己的事情，要跟别人分享一下，没有把处理公务的情绪带进私人情绪里，说是走神也好，恍惚也好，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准确的时刻。

此刻：于杂乱无章处寻找突破

记者：周荣说“班宇骨子里是一个先锋小说家”。怎样理解“先锋写作”？有新的尝试吗？

班宇：我原本确实想围绕工人村写一组小说，但暂时会放一放，并不是内容不足以支撑太多篇幅，而是在写法上我觉得需要一些突破。好的先锋写作当然不是先想一种形式然后往里面装灌内容，而一定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记者：您觉得地方性写作如何在满足读者“异域想象”的短暂好奇心之上产生更为普遍而持久的吸引力？

班宇：我觉得把我们（如“铁西三剑客”）归类于地方性写作，不是十分周到的，毕竟作品中有很多部分与沈阳或铁西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把坐标转换到别处，可能也不会损伤文本的质量。所以，这可能不是一个本质问题，反而是创作技巧和深层的情感情绪，更为真实，更为本质。

记者：东北题材的作品，由于地域性明显以及取材的趋同，有人担心会因经验相似而带来艺术相似，怎样解决这一难题？

班宇：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可能“雷同”是别人的理解。写作是个人的事，很多作者经历的事情肯定有共性，将其放到小说中进行艺术化处理也无可厚非。一个事件、一个时代，一定有不同人从很多不同视角描写，才能使其真实地得到一点点还原。比如对于铁西，如何理解其历史变迁，在每个作者的文本里都会有极大不同的展示方式，作品的内核和内涵也有很大差别。每个人对同一地方的理解不同，跟个人经历相关和文学构成相关。

记者：今天的铁西，还是不是创作的“富矿”？您还会不会继续向这个世界传达寒冷北国里人们的“体温”？

班宇：肯定会，家乡的变迁依然是我的重要观察点和关注点。我会关注地域历史变迁，包括变化过程中人们情感发生的新的困惑和冲突。此刻最为混乱，千头万绪，最为难写，今天的铁西仍会是一个恰当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