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瀾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他將知識經濟的概念引入國內，推動全社會的觀念轉變；同時致力科技政策研究，擔任中美創新對話聯合專家組組長，推動中美創新領域之間的理解；作為中國危機管理研究的倡導者，薛瀾教授為中國應急管理的“一案三制”體系的建立，為《突發事件應對法》的起草貢獻了力量。在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道路上，薛瀾教授更是提出了許多革新性的觀點和舉措。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不是來了？

　　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授予機器人索菲亞“女士”公民身份，使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公民。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什麼？

　　也許我們可以把第一位機器人獲得地球公民的這一天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的時間標誌。其實，在地球上已經有兩百多萬工業機器人在全世界各地工作，可能還有很多索菲亞的兄弟姐妹們，在做更多智慧類的工作。在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有一位教授開了一門網上人工智能的課，他和他的學生們根據IBM的沃森系統設計了一個助教系統Jill Watson，這個“助教”非常風趣幽默，而且能針對同學們的各種問題及時有效地回答，所以很多同學們認為她表現得非常好，甚至想評選她為優秀助教，直到後來大家才發現這是人工智能的助教。類似這樣的系統還有很多。

　　但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僅僅是人工智能。

　　我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物聯網、機器人、新能源、智慧製造等等一系列創新所帶來的物理空間、網絡空間和生物空間三者的融合。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技術發展和擴散的速度，以及對我們人類社會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前三次工業革命遠遠不能相比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很多技術已經悄然來到了我們的身邊。

　　這些技術會給我們帶來各種各樣的收益，對人類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例如，我們現在需要花費巨大的投資治療疾病，但是今後我們可以從最根本的地方解決問題，把基因缺陷識別出來並進行修復，這樣就使得人類少患甚至不患很多疾病。另外無人駕駛技術完善之後，我們可以在開車上班路上無憂慮地閱讀報紙。當然，還可以去太空旅行，今年這樣的旅行成本大概是3500萬美元，未來會變得更低，那時候到太空去旅行有可能會變得更加平常。

　　但是與此同時，第四次工業革命也給人類帶來了很多新的挑戰，很多是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前兩年，牛津大學馬丁學院圍繞人工智能對美國就業情況的影響做了研究，按照他們的分析，美國有將近一半的工作，很有可能在今後的十年、二十年裏將要被機器人，或者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自動化取代。此外，還有20%的工作有可能被取代。只有1/3的就業相對比較可靠，人類工作者很難被替代。由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就業被替代，它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收入分配問題，都是社會非常關注的。

　　另外，基因檢測，基因編輯等生命科學新進展，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消除一些疾病的困擾，還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選擇。例如嬰兒出生之前，要不要考慮“定制”一個IQ很高、長得更漂亮、個子更高的嬰兒呢？生命科學的新進展，可以使這些願望變成現實。但是，一旦我們進入到這個階段，大家都去按照一個模子定制嬰兒，人類社會還會不會有多元化的群體？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父母家庭還有意義嗎？所以，這些新進展也帶來一系列的倫理道德問題需要考慮。

　　與此同時，第四次工業革命對治理也會提出更多的挑戰，大家知道數據是第四次工業革命非常關鍵的要素，不管是人工智能還是物聯網，數據安全已經成為全世界都非常關心的問題。今後，如何保證公眾隱私的安全，怎麼解決數據安全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各種安全威脅，這些可能都將成為我們面臨的種種挑戰。

該如何評價中國的創新？

　　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挑戰，中國準備好了嗎？中國的創新是否能承擔這樣的重任？

　　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的創新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另一方面，中國的創新到底怎麼樣？我們怎麼評價中國的創新？下面我們從國家創新系統的角度來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

　　國家創新體系是研究國家創新狀況的一個分析框架。國家創新體系是由國家創新主體、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要素構成的學習網絡，用於推動各種創新活動，包括科學技術研究、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首先，從科學技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創新在過去40年裏取得了高速進步，中國科技投入持續增長，已經成為全世界科學研究的一隻重要的主力軍。從各國研發的投入來看，如從1990年到2016年的統計數據看，中國是始終高速增長，目前直逼投入最高的美國，美國在國際上很多年一直是投入最多的國家，中國的投入已經位列全球第二了。

　　另外，從産出來講，中國的學者這些年在英文的國際學術期刊裏發表了大量文章。從2007年左右開始，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的英文論文已經超過了除美國以外的所有其他歐美國家。

　　根據我們的研究，在2011年前後，中國高水準學術期刊的論文也超過了除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所以從高水準期刊發表角度來説，我們也走在前列，不但實現了量的增長，也實現了質的增長。

　　國家創新系統另外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技術創新，也就是怎麼把知識轉變成商業價值。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也取得了巨大進步，而且在若干領域已經居於全球前列，當然也有一些領域我們還仍然落後。例如，從專利申請的情況來看，從19世紀以來的數據看，美國、日本等國都比較多，我們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建立起中國的專利制度，現在中國每年的專利授權量已經是全球領先的。這裡很多專利都是由我們在國際上知名的企業創造的，像華為、BAT、華大基因等，傳統行業則有濰柴動力、三一重工、吉利等等，中國現在有一系列這樣的企業，正是他們推動著中國創新走向全球，在國際市場上取得重大的成功。

　　這些成功的背後，其實也是制度創新的成功。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制度創新上也做了一系列重大變革，例如我們形成了穩定多元的研發投入機制，中國研發的資金77%都是由企業投入的。

　　同時，我們在市場環境建設方面，例如在知識産權保護、風險投資、市場監管、技術標準等領域，都在不斷完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此外，我們在基本的科技治理體系方面，如在學術道德、學術規範、科技倫理、公眾科普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進步。

　　中國創新為什麼能夠取得這樣的進步？

　　首先，中國40年的改革，釋放了社會創新的巨大潛力，從1985年中央發佈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我們的改革步伐從來沒有停止：1998年知識創新工程、科研院所轉制，2006年中長期科技規劃的頒布實施，2014年科技項目管理體制改革，2016年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可以説這麼多年始終堅持科技創新領域的改革不動搖。

　　其次，中國40年的開放也促進了全球科技與中國科技創新的水乳交融，也可以説，中國創新的成功也是開放的成功。中國有那麼多科技論文在全世界發表，這其中有接近40%是通過國際合作發表的，國際科技合作對中國的學者走向世界，以及中國對全世界科技的貢獻發揮了巨大作用。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科技創新領域的開放，這些年中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從國際市場上所購買的知識，也就是所付出的國際發明專利使用費用，也是巨大的，這種付出對中國産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現在購買專利使用權的費用僅次於美國。當然，即使像美國這樣創新實力很強的國家，也需要從國外購買大量知識，美國是全球這個方面花錢最多的。所以，在當今創新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關起門來獨自創新。

　　當然，在看到進步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我們的創新也還有很多不足。

　　首先，原創性的科學研究還是有差距。這既與我們的微觀激勵機制有關係，也與中觀體制機制相關。雖然中國在高水準期刊的論文發表量已經居全球第二，但是和美國相比，差距還是很大。

　　另外，中國的創新雖然在很多領域取得了很大進展，甚至在有些領域是領先的，但是我們的發展還不夠平衡，在很多方面差距仍然很大。

　　比如説在勞動生産率方面。衡量一個國家發展品質，勞動生産率非常重要。雖然我們GDP在全球佔第二，但是到現在中國的勞動生産率在全球僅排在九十幾位。不要説跟發達國家比，就是跟金磚國家相比，我們比巴西、俄羅斯、南非都要低，僅僅是比印度高一些。這説明中國經濟的整體品質還需提高。

　　另外，在一些關鍵高技術領域，我們的依賴也是相當嚴重。過去幾年，我國進口積體電路所花的錢不少，這方面的逆差每年在1500億美元左右。又比如，前兩年有人對國際上新藥創制的情況進行了分析，57%是由美國公司提供的，中國這方面還有差距。

　　在制度建設方面，也仍然還有很多需要進一步完善，包括中國創新的市場環境、生態環境，都還需要我們耐心培育。另外，科技體制改革中原有應用型科技機構轉制後，在一些共性技術領域，我們也是缺乏相應的機構補位。

　　中國的創新治理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創新治理挑戰。歷史上的前幾次工業革命在其他國家發生時，中國都沒有機會去接觸到前沿，所以很多新的産業技術革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我們並沒有感受到。等這些技術到了中國的時候，應該説已經比較成熟了，所以我們用起來沒有特別大的阻力。但是不應忽視，當這些新的技術在創新前沿國家應用時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如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時，就遇到了強大的社會阻力，比如搗毀機器運動等等，就是因為當時這些機器對就業甚至投資都産生了巨大的不利影響。

　　到了如今第四次工業革命面前，我們和其他創新前沿國家都在頭班車上。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社會産生的各種影響，包括對就業、倫理、治理的影響，其他國家感受到了，我們也同樣感受到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創新治理體系急需進一步跟上來。在中國過去的創新政策研究當中，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創新的結果都是積極有利的，我們主要關注什麼樣的政策能進一步推動推動創新。對於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以及如何對這些風險和不利影響進行有效的規制，考慮的還不夠。另外，在創新政策制定過程中，怎麼把公眾意見有效納入進來，我們還需要更多探索。所以在創新治理體系中，我們在技術風險治理，不同利益的協調機制、不同價值理念的協商機制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完善。

　　在分析我們的進步與差距後，大家仍然可能還有疑問，我們這些年做了這麼大努力，創新領域為什麼還有這樣的差距？

　　首先，中國的市場改革漸入深水。我們還有類似于産權不清、信用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我們目前不斷出臺的改革措施，其實都是想解決這些基本問題，中國的創新發展不可能超越其賴以生存的市場環境。

　　其次，與創新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還未完全到位。比如事業單位改革滯後，很多高校和科研機構都是事業單位，管理體系未能完全跟上，這制約了這些機構的創新能力。

　　第三，多年的趕超戰略也形成了一些思維慣性。前些年我們到一些南方或者是沿海地區調研，有不少民營企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賺得盆滿缽滿，我們問他們：“你們為什麼不能投入更多搞創新，開發新産品？”這些企業説：“對我們來講最穩當的盈利模式，就是找一個跨國公司接單，按照要求把産品生産出來。”

　　再比如，中國企業研發投入不少，但幾乎都是投入在應用開發上，基礎研究領域投資很少。而國外很多大企業對基礎研究非常重視，這樣的研究幫助他們打開産業未來發展的窗戶，讓他們做好技術的戰略儲備，但是中國企業目前這樣做的還很少。

　　第四，從成長到成熟也需要時間。中國有一位技術專家曾經這樣寫道：“中國技術發展的歷史實際是一部技術引進在中國不斷消化的歷史。”1949年之前，中國的技術能力非常有限，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開始從蘇聯引進技術，改革開放之後又從西方引進技術，真正考慮到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也就是過去二三十年，所以我們整體創新系統建設的時間還不長，很多創新系統建設的過程和環節很難走捷徑，還需要我們不斷學習，耐心積累，最終實現跨越。歷史上的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真正在全世界取得創新的成功。

　　正是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我們尤其應該對中國創新的發展有更冷靜客觀的認識，調整好我們的心態，堅定不移地朝著建設創新國家的目標邁進。

　　我認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大潮來臨之際，我們尤其需要保持以下心態：

　　第一，我們要有一種謙遜自信的態度。中國發展的目標是要成為世界的創新強國。中華民族的智慧和決心、中國人力資源的豐富以及中國過去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進步讓我們對實現這個目標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在所有領域永遠獨佔鰲頭，所以即使我們成為全世界的創新強國，仍然還會有不如其他國家的地方，仍然需要跟其他國家進行交流和合作。從這一點來講，我們的心態可能要有所調整，進入到一種自信支撐的謙遜狀態，不必追求在任何事情上都爭第一。

　　第二，要用務實平常的心態來看待我們發展過程中的進步與挫折。不能因為一時的成功就做出一些冒險的事情，當然也不能因為有一點挫折就徘徊不前而碌碌無為。尤其要看到我們在過去高速追趕的過程中還留下了一些短板，是我們未來發展的累贅和隱患，阻礙我們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程中飛得更高、走得更遠。彌補這些短板，需要我們耗時費力，但卻未見得會看到成就與榮耀，而我們除了用平常心去踏實工作，別無選擇。這種平常心態可能也是我們下一步需要磨煉的。

　　第三，全球化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特徵之一，需要我們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中國的創新系統開放水準還不夠高，還必須進一步加強開放。中國的發展必須堅持開放創新和自主創新並行不悖。

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應該做什麼？

　　如果我們對中國的創新能夠有清醒的認識，那麼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到底應該做什麼？

　　首先，中國的科學研究需要進一步補短板。

　　麥肯錫曾經對中美科技創新實力做了分析對比，我們在有些領域，例如高鐵、太陽能、家電等，確實是全世界領先的。在一些傳統産業領域，像建築材料、建築機械等，也是領先的。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仍然有一些短板。在以科學為基礎的産業裏，不管是制藥、半導體設計，還是特殊的醫藥化工材料等領域，我們的差距仍是巨大的。很多用戶導向的行業裏，我們仍然也有很多差距。從這點來講，中國需要進一步優化科技投入，在眾多基礎研究領域中進一步補短板，為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發揮更大作用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二，技術創新架橋梁。中國的研究和應用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小的鴻溝。例如，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學術論文發表已經在全球排第一了。但如果我們看人工智能領域專利最活躍的公司，會看到一系列耳熟能詳的名字，像IBM、三星、佳能、NEC、谷歌等等，中國的BAT等卻無緣上榜。僅有一家中國公司——國家電網榜上有名。國電由於希望架設全球智慧電網，在人工智能領域做了佈局。但總體來説，我們學術研究的優勢還沒有轉化成為創新的優勢，需要積極思考學術研究跟企業應用之間怎麼樣加強聯繫。

　　最後一條，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制度建設謀遠略。

　　首先是要建立新技術應用的社會預見機制。我們原來很多科技發展方向和技術路徑選擇基本是由科學家來決定，由市場決定。但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很多技術，背後的選擇涉及倫理問題、涉及價值觀念的問題。有些技術甚至可能涉及巨大的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在這些技術的選擇過程中，社會各個方面不能袖手旁觀。在科技政策研究領域有一種社會預見的機制，也是目前很多國家都採用的，就是來探討這些技術未來的發展有哪些可能的選擇，這些選擇背後的社會影響是什麼，然後通過各種機制來邀請社會各界，包括公眾、科學家、社會科學家等，共同參與這些選擇，所以社會預見機制可能是我們首先需要考慮的。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構建一種多方參與的決策機制。

　　第二個關鍵叫作同步設計。我們應該吸取前幾次工業革命過程中其他國家的教訓，把很多對於倫理道德的思考，對於社會風險的分析，和對社會影響的分析，在技術系統設計過程中就提前考慮進去。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這類問題尤其突出。正因為如此，美國的電氣工程協會（IEEE）已經出臺了幾版關於人工智能的工程設計中應遵循的倫理法則。中國電子技術化標準研究院也在國家標準委員會的指導下出臺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參與其中，高校的老師們應該在工程設計、在各種課程當中把這些問題考慮進去。

　　還有一點，就是適應性治理。當我們的很多科技創新發展面臨風險怎麼辦？如果簡單行事，一下子從政策和規制上把企業卡住，風險是沒有了，但技術創新也無從談起。最近這些年，中國出現各種以網絡為平臺的新興産業，如網約車、共享單車等等。對於這些新興産業，一方面需要鼓勵創新，鼓勵其健康發展；但另一方面對其産生的各種風險、對社會不利的影響也需要進行有效的規制。這種適應性治理需要政府和企業雙方調整角色，共同來推進治理體系的完備。

　　第四，全球參與。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等很多新的領域，都給全世界的科學界、政府提出了挑戰，各種各樣的國際會議都在討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建立全球治理的機制，來消除這些創新帶來的各種風險。今天的中國，已經跟其他的國家一起在頭班車上，中國有能力也必須參與到這些規則制定當中。落實到具體，希望學科學、學工程的學者和專家，也能參與到相關的政策討論當中。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於中國來説，機遇與挑戰並存，我們應該做好準備。（演講人：薛瀾 講演地點：清華大學 講演時間：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