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貧困縣的控輟保學攻堅戰

2019-07-12 14:34:33|來源:人民網|編輯:周文進|責編:陳夢楠

(要聞)一個貧困縣的控輟保學攻堅戰

  左鳩戛中學學生在開展課外活動 攝影 韓賢普

(要聞)一個貧困縣的控輟保學攻堅戰

  左鳩戛中學舊址。資料圖片

(要聞)一個貧困縣的控輟保學攻堅戰

  左鳩戛中學現貌 攝影 韓賢普

  引子

  聽14歲的女兒説要輟學務工,漁塘村貧困戶安明態度不明朗,“女孩子識了幾個字,儘早出去賺錢也不錯。”

  這可急壞了學校老師和村幹部,三天兩頭上門勸。苦勸無效,村支書朱發龍當場揭了安明的老底,“你忘了沒文化吃的虧?”

  被戳到痛處,安明臉上挂不住。那次外出打工,工資講好每月3000元,也簽了合同,誰知工程結束,他卻傻了眼——白紙黑字“工資每月貳仟元”。

  安明最後決定讓女兒收拾書包回學校。

  安明所在的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也是貴州14個深度貧困縣之一。

  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教育是治本之策。今年4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時強調,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貧困人口脫貧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標,直接關係攻堅戰品質。

  “要摸清底數,聚焦突出問題,明確時間表、路線圖,加大工作力度,拿出過硬舉措和辦法,確保如期完成任務。”對納雍縣而言,義務教育有保障是2020年如期脫貧摘帽的一道硬杠杠,而控輟保學則是一場必須打贏的攻堅戰。

  輟學

  “背後既有家庭關愛缺失的因素,也有部分鄉村學校辦學條件薄弱的現實”

  逮住代銘,是4月份第二個週末的午後。

  龍忠軍把車停在山腳下,沿著條弓背般的石頭路往上攀。視線慢慢抬升,半山腰裏一排石頭房子先是露出烏黑的梁脊,又露出刷得粉白的墻。再往上,就看見13歲的代銘正把玩一堆從河灘裏淘來的石子。

  剛邁上院壩,龍忠軍還未來得及喊出聲,沉重的腳步聲和喘息聲已讓代銘有所覺察。他扭過頭來張望了一眼,便竄到房裏去了。

  房門口端坐著70歲的爺爺。龍忠軍循跡闖進屋子,老人也不以為意,仍是緊一口慢一口地吧著旱煙。

  屋裏沒人,龍忠軍又穿到後院。這是一塊巴掌大的菜地,栽著幾十株蓮花白和茴香,代銘低著頭縮在一口水缸和房墻間的犄角旮旯。

  “咋不去上學?”“耳朵不好。”“不是治好了嗎?”……“小夥伴們都還等著你回去一塊玩耍,你不想老師和同學們?”半晌,代銘冒出一個“想”字。

  趁熱打鐵,龍忠軍又説:“今天週末學校沒人,你跟老師回去補習功課好不好?”代銘不做聲,起身撣撣土,收拾了書包。

  “代銘自幼聽力不好,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導致性格比較自卑、孤僻,成績也在班裏挂末,時間長了就變得厭學,還經常逃學。”龍忠軍是納雍縣左鳩戛彝族苗族鄉福和希望小學的一名教師,代銘是他所帶畢業班的一名學生。“去年10月,代銘父親帶他去浙江治療,沒過多久手機成了空號,就徹底斷了聯繫。”

  電話打不通,龍忠軍只好一趟趟往代銘家裏跑,寄希望於哪一天能趕巧碰到孩子和家長回家。從學校到代銘家4公里的山路,在半年多的時間裏龍忠軍不知跑了多少次。“現在把眼蒙上,我也能摸到他家院壩裏去。”

  從教10多年來,龍忠軍平均每年都要勸返至少一個輟學的孩子。“一到開學季點名,就會發現總有學生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來報到。”

  “今年春季學期開學,經過反復認定核實,全縣共有721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處於輟學狀態,初中和小學輟學率分別為1.28%和0.1%。”納雍縣教育科技局副局長秦勇和同事分析發現,“95%以上的學生輟學是因為厭學,學習成績排在班級中下游。其餘的學生則是急於改變家庭經濟狀況外出務工。近九成輟學現象發生在初中階段。”

  與前些年不同,輟學現象與家庭經濟困難之間的關係呈弱化趨勢。從2018年開始,納雍縣未出現農村貧困家庭適齡子女因經濟困難失學輟學的案例。畢節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導室副縣級督學何友國説:“把時間往前推5年左右,畢節還有相當部分學生因為家庭其他原因輟學,隨著國家對教育領域投入的加大,特別是以保障義務教育為核心,全面落實教育扶貧政策,貧困群眾通過讓孩子接受教育改變貧困面貌的意識越來越強。”

  厭學,已成為畢節市學生輟學的主要原因。

  “背後既有家庭關愛缺失的因素,也有部分鄉村學校辦學條件薄弱的現實。”秦勇説,屬於留守兒童或父母婚姻破裂的輟學學生佔了總數的近六成。“再加上部分鄉村學校辦學條件和教學品質短板還沒有完全補齊,學校對學生的吸引力還不夠大。”

  勸返

  “全縣721名輟學學生中,目前有670人回校讀書。九成多的勸返成功率,源自老師和幹部‘人盯人’的艱苦付出”

  用罷早飯,曙光鎮猴兒關社區居委會主任羅傑便背著手往施家寨踱去。“韓璞輟學外出有10個月了,前幾天剛回家,看能不能勸他回學校讀書。”

  山路上繞過幾道彎,便碰見曙光鎮中學初二(6)班的班主任劉進騎摩托車趕來。“昨晚聽娃他爸講,娃娃在外面打工吃了苦頭,已曉得回來讀書才是正經,只是嘴巴上還不鬆口。”

  兩人一前一後走進韓璞家的老屋,房子低矮昏暗,傢具陳舊。

  “在外面打工苦不苦?”劉進徑直問韓璞。

  “苦,累得腰都直不起來。”韓璞撇了下嘴。之前,他在福建廈門一家紙箱廠幹了兩個月刷膠的活。“家裏條件這麼差,我想早點賺錢……”

  “現在讀書又不要學費,日子也不是過不下去。”父親在一旁按捺不住提高了嗓門,“不識字,掙錢更難!”

  好説歹説,韓璞終於點了頭,同意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韓璞輟學,事出有因。兩年前父母離異,彼時剛升入初中的他無心學習。去年初一期末考試前,韓璞索性一個人跑去了廈門,把正在當地務工的父母嚇了一跳。

  羅傑和劉進在電話裏不知勸了多少次,父親罵也罵了,就是不濟事。後來仨人一合計,在廈門過完春節後把韓璞送進了工廠,想讓他嘗嘗謀生的艱辛。這招還真奏了效,不到兩個月,韓璞就鬧著回家。

  勸返輟學的孩子,考驗的是耐心、愛心和責任心。“全校20名輟學學生,目前成功勸返包括韓璞在內的18人複學。”曙光鎮中學校長餘興海説。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強化義務教育控輟保學聯保聯控責任,在輟學高發區‘一縣一策’制定工作方案,實施貧困學生臺賬化精準控輟,確保貧困家庭適齡學生不因貧失學輟學。”納雍縣全面實行“雙線”包保責任制和 “七長”負責制,將控輟保學任務層層分解、層層壓實。

  “‘雙線’是指行政線和教育線,從縣到村,層層簽訂目標責任書;‘七長’則是指縣長、鄉(鎮)長、村主任(村長)、教育科技局長、校長、師長、家長,縣長總攬全縣,其餘‘六長’各管一攤,確保每一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都有兩名直接包保責任人。”秦勇表示。

  每天第一節課開始前清點學生人數,已成為納雍所有中小學班主任老師的慣例。“一旦發現有學生缺課,第一時間聯繫家長或者監護人,缺課超過3天,需要立即彙報至鄉鎮(街道)教管中心。”劉進説。

  最讓老師和幹部們擔心的,是每年春秋兩季的開學日。“全縣所有學校都要將實際在校就讀的學生與起始年級進校時的名單一一對應,對未到校學生逐一核實去向,進一步排查出輟學學生名單,落實包保責任,開展勸返複學工作。”餘興海説。

  曙光鎮中學初三(4)班班主任陳仕恒包保了12名學生。“有兩個是貧困家庭子女,10個是留守兒童。一個月至少要給每名學生做一次心理輔導、上門家訪一次。”

  因為週末和節假日基本都用在了家訪上,陳仕恒一度招來未婚妻周梨頗多抱怨。

  “我倒要看看,這些學生有什麼讓你如此操心的!”一個週末,周梨徑直闖到了學校。陳仕恒讓她換上平底鞋,周梨皺皺眉頭,“騎著摩托車哪兒去不了?”顛簸了20多分鐘,來到小腰棲村一處崖壁下,陳仕恒放下摩托車,牽著周梨順山路往上爬,一個小時後終於到了學生家裏。

  “家裏只有孩子和奶奶,屋裏也沒啥像樣的傢具。孩子因為父母不在身邊想輟學出去打工。陳仕恒就説,他小時候也是留守兒童,也差點輟學,但老師説他很努力,一定要好好讀下去,這才堅持讀到了大學。”家訪回來,周梨雙腳都磨出了水泡,眼圈紅了一晚上,“沒想到做一名老師這麼不容易。”

  “目前全縣721名輟學學生中,有670人回到學校繼續讀書。”納雍縣分管教育工作的副縣長宋邦達説,“九成多的勸返成功率,源自老師和幹部‘人盯人’的艱苦付出。”

  轉化

  “控輟保學工作的重點不能只盯著‘勸回來’,還要著重考慮如何能讓他們‘留得住、學得好’”

  將輟學學生勸回學校繼續讀書,對曙光鎮河溪小學校長張青貴來説,“只是萬里長征邁出了第一步”。

  “厭學情緒的産生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再加上初中年齡段的學生正處於青春叛逆期,一次成功勸返並不能保證他們不再輟學,‘輟學—勸返—再輟學’的循環在一些學生身上反復出現。”張青貴表示,“控輟保學工作的重點不能只盯著‘勸回來’,還要著重考慮如何能讓他們‘留得住、學得好’。”

  初一(1)班的陸陽,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而缺少關愛,性格有些孤僻敏感。“她去年有過一段短暫的輟學經歷,我在她家附近的一座山坡上找到她,她説既不想去學校也不想待在家裏。”班主任羅澤左説,“她回學校後上課精力還是不集中,不是發呆就是寫寫畫畫。”

  擰著不通就順著來。“我跟她説學校有美術興趣小組,可以推薦你去參加,但平時要好好上課。”陸陽的改變由此發生。她之前經常蹺課,如今只要學校不放假,每天中午到畫室練習一小時,從不缺席。今年開學季學校舉辦畫展,陸陽的作品代表初一(1)班成功入選。

  “這次得了80分,上學期基本沒有及格過。”羅澤左抽出一份剛改完的語文試卷,“我看重的不只是成績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她對學習開始有了興趣。”

  每個學生都有閃光點,這是張青貴一直秉持的教育理念。“大部分被勸返學生在文體方面都有一些愛好特長。我們通過開闢‘第二課堂’,成立了美術、體育、音樂3個興趣小組,吸引了165名學生加入,潛移默化中培養他們對校園的歸屬感。”

  鋻於輟學學生基本上以學習困難學生為主,納雍縣在畢節市率先建立了“學困生轉化”制度,做到一生一檔案,有針對性地消除因學習困難或厭學而輟學的現象。

  去年秋季開學,化作苗族彝族鄉中心小學的黎律擔任六(3)班班主任。“開學沒一個月,任課老師就跟我反映有個叫曹正的學生總不交作業,上課還愛搗亂。”

  通過走訪,黎律了解到曹正不僅家庭貧困,還是留守兒童。“我給他做了一個簽到表,每按時交一次作業就打一個鉤,要是能堅持一個月就有獎勵,沒想到他真的做到了。”一個月後黎律兌現諾言,當著全班同學的面送給曹正一個筆記本和一本《安徒生童話》,平時被認作“油鹽不進”的曹正這次興奮得紅了臉。

  學校舉辦冬季運動會,黎律特意引導同學們選曹正為班級的旗手。“比賽那天,他帶著同學們喊口號、整理隊列、維持秩序,特別有責任心。”曹正則在日記裏寫道:“很激動能有這樣的機會和同學們在一起……”

  期末考試,曹正的語文和數學成績均突破及格線。“曹正的轉變被老師們當成了一個典型案例。”黎律自豪地説。

  讓控輟保學摸排出來的學生“進得來、留得住、學得好”,“一生一案”、因材施教是關鍵。納雍因地制宜促進農村初中普職教育融合,同時鼓勵一些年齡較大、輟學時間長的學生,接受職業技術教育。

  百興鎮汪家壩村26歲的李菁菁初三還沒畢業就輟學外出打工,在外飄蕩10年後,去年又下定決心回到納雍職中拾起了課本,“現在貧困學生讀職校只需要掏一點生活費,不僅學費、住宿費全免,而且還有助學金和精準扶貧資助金。最重要的是能學到一技之長,大大拓展了人生的寬度。”

  改變

  “因上學遠上學難、就學條件差而輟學的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

  擱在10年前,左鳩戛彝族苗族鄉10個孩子裏面就有1個輟學學生,而現在,100個裏面才有1個。

  輟學率的下降同基本辦學條件的改善密不可分。2006年以前,左鳩戛沒有一所中學,學生只能分散到周邊的昆寨、金盆等鄉鎮。2006年,左鳩戛中學正式成立,但僅有一棟孤零零的教學樓。老師和學生齊動手,花半年時間挖平了樓前的一個土坡,這才有了一座不到400平方米的操場。

  “最讓人揪心的是沒有學生宿舍,有100多個學生在附近租住民房。一到晚上7點,兩位副校長就帶著男老師逐戶查夜。”鄉教管中心主任肖興懷2007年到左鳩戛中學任教,“每天都是如履薄冰,生怕學生出一丁點安全事故。”

  2010年,左鳩戛中學被列入薄弱學校改造項目,在山下重新選址修建。4年後,新校園正式投入使用,宿舍樓、食堂、少年宮一應俱全。“2014年秋天一開學,周邊民房租金跌了一半。”肖興懷説。

  “目前在校學生有658人,還吸引了昆寨、豬場等鄉鎮30多名學生前來就讀,今年春季開學時輟學學生只有7個。”校長李治黔介紹。

  “近年來,受益於國家傾斜支持農村教育、中西部地區教育,實施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教育脫貧攻堅等重大工程項目,我們貧困縣也能辦大教育。”納雍縣委書記彭華昌説,“從2014年到2018年,全縣共實施‘全面改薄’項目130所學校281個單體,總投資達4.23億元,目前均已竣工投用,基本解決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子女就近入學問題,同時為離家2公里以上的中小學生提供了寄宿保障條件。”

  不讓孩子因山高路遠而失學輟學,納雍還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重要一招。

  “之前4個孩子在老家上學要走一個半小時的山路,夏天河溝裏漲水,就要一個個背過去。”去年8月,化作鄉羊場村龍家寨組的貧困戶史開雲一家入住了納雍縣城東新區的利園小區。“現在老大去了畢節讀職校,老二留在寄宿學校,兩個小的轉入了縣八中,走路20分鐘就到家。”

  不再操心孩子的上學問題,史開雲和妻子一個在縣城的建築公司做泥瓦工,一個成了小區保潔員,“一個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爭取年底就摘掉‘貧困帽’。”

  “十三五”期間,納雍縣將有4.2萬餘名貧困群眾遷入縣城的4個安置點,目前已完成搬遷2萬餘人,配套建設的6所中小學和4所幼兒園已解決4648名搬遷孩子的入學問題。“納雍縣因上學遠上學難、就學條件差而輟學的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納雍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教育黨工委書記郭宇説。

  硬體跟上了,來自家庭的關愛也不能少。2012年起,納雍縣開展吸引在外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就業行動,在促進本鄉本土産業發展的同時,緩解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因缺乏關愛引發的失學輟學等社會問題,目前已有1569人回鄉創業就業。

  骔嶺鎮坪箐村幹岩腳組的熊英,初次見到副鎮長何眾是在2017年春節,“幹岩腳這個地方山高路又遠,你喊我留下咋個討生活?”熊英夫婦在江蘇蘇州一家印刷廠做機修工,一個月工資2萬多元,當即拒絕了何眾的好意。

  何眾沒有氣餒,反復打電話勸説,“你們有養殖經驗,回來辦個養殖場,手續我帶你去辦。”最終觸動夫妻倆心弦的還是兒子的一句話,“再不回來,長大了不聽你們的話,別怪我。”

  2017年底,熊英和丈夫辭掉工作回到老家辦起了養豬場,存欄量已從最開始的50頭髮展到現在的200多頭。“去年收入大概十幾萬元,還能照顧老人和孩子。孩子原來比較淘氣,經常蹺課,現在成績在班裏排前五名。”熊英一臉欣慰。

  春去夏來,熊英在院裏移栽了兩株桂花,企盼著兒子走出大山的路不再那麼坎坷。

  (文中受訪學生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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