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門土地、樹神、打戛……這些習俗你聽説過嗎？在70年前，吳澤霖、陳國鈞兩位學者來到貴州，忠實地記錄下了這些少數民族的奇特習俗，著成《貴州苗夷社會研究》，2017年，本書作為《貴州文庫》系列叢書出版。

　　本書作者吳澤霖，江蘇常熟人，留美博士，曾任上海大夏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抗戰爆發後隨校內遷貴陽。後歷任西南聯合大學、西南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南開大學、中南民族學院等校教授。

　　另一位作者陳國鈞，浙江諸暨人，早年就讀于上海大學，曾留學于荷蘭社會研究院，回校後任教于大夏大學。抗戰爆發後轉而從政。

　　《貴州苗夷社會研究》收入吳澤霖、陳國鈞等學者從1938年到1942年間在貴陽各種報刊上發表的論文51篇。內容大多為作者們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所作的民族學田野調查成果，真實記載了70多年前此地的風土民情。

　　在當時，兩名作者都是萬中無一的高級知識分子，留洋歸來，卻主動去到尚為蠻荒的貴州山野記錄民俗，其精神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書中所記載的各類習俗，便是今日看來也令人驚奇，平實的文筆，將民俗描繪得栩栩如生。書中有一篇《貴州安順苗夷族的宗教信仰》，作者通過實地查訪，記錄了苗族、布依族的數種有趣的宗教民俗，他處少見。比如下面幾則（原文摘錄如下）：

　　〔寨門土地〕縣內各地苗夷于每春祭樹神後，即砍木作偶一對，安置於寨門路旁，亦有放于已築之矮屋內，專為守護寨門，如漢人之土地菩薩然，俗又稱為“寨門土地”，其職責在保護全寨人口之安全，每逢陰曆六月初六日，必須由全寨公祭一次。

　　〔樹神〕苗夷在村寨之後，必植有樹林，俗稱為“後龍”，擇其中之最大者奉為“樹神”。寨中人對於後龍內之一草一木皆不亂取，若間或拾取偶爾生病，即以為觸怒神樹所致，每年廢歷三月逢首龍之日，在樹神前設一草亭為祭臺，由鬼師領導祭祀，全寨各家均須以肉飯為祭。

　　〔打戛〕縣內花苗在其先人死時，即許願以求全家安全，若其先人死後，其家興旺，則過十三年後，必為死者殺牛祭薦，俗稱為“打戛”，又稱為“做大齋”；滿十三年其家若無力買牛，可請鬼師稟告先人展期祭祀。打戛時家人須預買水牛一頭，餵養肥大，至期在寨外廣場上，臨時建立一矮小草亭，謂之“祭臺”。由死者之後嗣，牽牛至亭邊，且舞動長刀（即宰牛刀），大喊“不準誰人搶我家牛”數聲，亭內點香燭，並供雞鴨等祭品，鬼師站立於草亭旁，祝告死者：“你家後輩某人送你一條牛，你要永遠保祐他們。”祝畢，其後嗣乃將長刀砍牛頭，一刀砍死者為上吉。將砍下之牛頭，置於亭內為祭物，牛肉則用大鍋煮熟，在場諸親戚分食之。各親戚來觀之時，皆攜五升米及一缸米酒為送禮，食畢又各用細竹插三塊牛肉歸家。

　　此外，文中還記述了牛王、馬王、神位、掃寨、留發、小馬兒、撲水飯等苗族、布依族習俗，頗值得一觀。

　　多彩的民俗，讓貴州成為人類學研究的“金礦”，不只國內學者紛至遝來，還吸引了外國學者遠道而來，這就是接下來要介紹的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的著作《苗族調查報告》，2018年出版。

　　鳥居龍藏，日本四國德島市人。民族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鳥居氏小學卒業後自學成才，1892年進入東京大學人類學教室，隨後從事研究和教學。鳥居氏曾于西伯利亞東部、千島群島、庫頁島、朝鮮及中國的內蒙古、東北、雲貴、台灣等地進行田野調查。他對中國民族所作的調查研究及所寫出的調查報告，深為中國學術界所重視。

　　《苗族調查報告》原出版于1907年，為鳥居龍藏于1902年至1903年間旅行貴州等中國西南邊區省份，對苗族聚落作實際觀察測驗後的研究報告，涵蓋極廣。

　　本次《貴州文庫》版本以民國國立編譯館譯本為底本，參以日本出版之二種版本嗎，不僅恢復了原譯本中刪節之內容，並於附錄中補入了大量相關圖片，增譯了鳥居氏的《從人類學上看中國西南（節選）》及其他相關文章，是現刊最全補譯本。

　　本書中，鳥居龍藏對苗族的研究非常詳細，比如談苗族銅鼓一段：

　　“表面乙太陽光線為中心，其周以重圓線紋繞之，分為層次，紋數為十二，其中又各附以花紋，余茲申述之。

　　首先，余欲述者為中央之太陽光線狀。此光線狀為數十二，普通任何銅鼓均有之，其數最多者……

　　第一，在太陽光線狀之旁，其花紋似為動物之面部（鳥）。以此推之，則余之銅鼓上之花紋，顯係由此種動物面部變化者。

　　第二，有如高杯狀之花紋並列者，馬來群島中之Rotti島及Salayer島所有之銅鼓，俱圖有此種鳥形，但Hegel所引用者以及見諸《西清古鑒》者，則大都與余所有者同……

　　第三種花紋，為較簡單之鳥之變形，東京及Salayer島之銅鼓，顯然畫鳥狀，故與其他銅鼓比較時，能得其蛻變之跡。

　　……”

　　如此，鳥居氏以描繪、類比、分析的方法次第描述了苗族銅鼓表面的十二層紋飾，並以同樣的方法又描述了銅鼓的形狀、胴部之花紋、把手、化學成分、音樂價值等，態度細緻而嚴謹。民國學者江應梁在評價《苗族調查報告》時讚道：“著者將苗人之刺繡、笙、銅鼓，提出作專章研究，其見地確很高。”

　　對於貴州的情況研究，不只有人類學家的學術專著，也有地方官員的從政感悟。比如接下來要介紹的《花溪閒筆》與《貴州民政十講》，二者在《貴州文庫》系列叢書中合編為一冊，2017年出版。

　　《貴州民政十講》由民國時期時任貴州民政廳長的譚克敏口述，其主任秘書曹源松記錄。本書系統地記載了國民政府時期貴州縣級政府行政運轉的各方面情況，以及改良行政的一些設想。

　　譚克敏，字仲謙，又字時欽，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40年12月，譚克敏回鄉就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任民政廳長期間，不受權貴干擾，任人唯賢，舉薦並考核各縣縣長任職。在其任期內，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理順與基層職能部門的關係，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民政府抗戰時期人力、物力的壓力。此外，他還積極參與了貴州大學和貴州銀行的籌建。

　　《花溪閒筆》則是由抗戰時期任貴州省政府主席的吳鼎昌所著，書中總結了他主政貴州的經驗和感想,從書中可以看出他行政思想、做人做事的風格。他提出的關於“經濟發展”“人力發展”“官員選用”等行政理念，在當時頗具有前瞻性。

　　吳鼎昌乃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奇人，在金融、新聞、政治三界都頗有建樹。他是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主持成立了四行聯合經營事務所和四行儲蓄會，是北方金融界的實權人物；他是民國時期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新記”《大公報》的三巨頭之一；他兩度為官，歷經晚清、北洋、南京三個政權，極富政治熱情。曾提議聯合出資500萬元在上海跑馬廳北面建造一棟24層的摩天大樓，即上海國際飯店，是當時的遠東最高樓，並保持“中國第一高樓”的紀錄長達半個世紀。吳氏自言平生志願在辦一學校，辦一報館。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吳鼎昌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貴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間，他主張“省政的關鍵在於縣政”，大批任用賢能，重視民生，發展教育，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嚴禁鴉片煙毒，改革不良風氣，發展教育，創辦了貴陽醫學院、貴陽師範學院、貴州大學等高校。（記者 王一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