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雲：寫字是我最得心應手的“女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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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曉雲書國學經典·大學（局部）

　　陳曦

　　三歲開始寫字

　　孫曉雲成名早，上世紀80年代即具有全國性影響力。作為當代著名女書法家，其聲望不僅來自於持久的書法實踐，還在於她在書法理論上所貢獻的“一家之言”。這兩年，孫曉雲盼來了不用坐班的日子，終於可以埋頭寫字。作為南京的一張名片，南京人對孫曉雲耳熟能詳，連她自己都覺得，“我已經沒什麼可值得採訪的了。”

　　孫曉雲的外公叫朱復戡，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書畫金石名家。曾經，泰山刻石只剩下十三個字，沒有人能恢復，朱復戡按照李斯的原文和剩下的十三個字，將泰山刻石的其他字形完全恢復出來了。他對古文字非常熟，過目不忘，當年被譽為“三代鬼”（夏、商、周）。“文革”後期，周恩來總理提出要挽救“國寶級”人物，還專門提到他。

　　就像習武之家都得會翻幾個跟鬥，梨園子弟都會來幾嗓子，孫曉雲從小就學書法，看來也很自然。

　　三歲開始寫字，六十年筆耕不輟，如今的孫曉雲，以“一本好書，一手好字”初步完成了她的使命：把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完整地繼承、呈現並傳承下去。在日復一日的筆墨實踐中，疑問越來越多，這些疑問推動她不斷深入探討，對書畫進行循本溯源，開始思考、體悟和尋找正確的書寫方法，成就了一本獨特的書法專著《書法有法》。而從2015年開始，孫曉雲用三年時間，完成了另外一個大工程——小楷手書傳統國學經典“四書”。她説：“ 我現在60多歲了，如果再不抓緊寫小楷，寫一些精緻的東西，機會將越來越少，所以我還是有危機感的。”

　　高中生“博導”

　　孫曉雲不喜歡自己過去的“成果”，無論是作品還是文章。展覽上見到自己的字挂在那裏，扭頭就走，像做錯了事。她不欣賞自己，一直在否定自己，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不是不自信，她恰恰是個很自信的人。“不自信的人，才恨不得別人天天誇自己，所有的自信都源於覺得自己還不夠好，相信自己會做得更好。能好到什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

　　外界對女書家的誤讀和偏見，也造就了她這股不服輸的勁兒。1985年，三十歲的孫曉雲，作品參加全國婦女書法展，評委們看了孫曉雲的字，不相信竟然出自一個年輕女子的手筆。後來驗明正身，確信是本人所作。曾經有一位香港收藏家看到孫曉雲的字，很喜歡，希望買一些作品收藏。見到孫曉雲本人，他一看是個女子，很意外，就提出讓孫曉雲當場寫字，孫曉雲就寫了，這個收藏家才相信。説起這些經歷，孫曉雲很感慨，“書法太男性化了。尤其是行草，所需的果斷、力度、大開大闔的氣場，都不是女性輕易所能把握。歷史上女書家大都擅書小楷，罕見寫行草書的”。

　　孫曉雲做事大氣，不拘小節，也願意下狠勁，後來做管理工作很多年，擔任江蘇省美術館館長、省書協主席，還是全國書法界的黨代表，開闊了她的眼界和心胸。這些歷練體現在書法作品中，形成了孫曉雲剛柔相濟、氣度不凡的書風。

　　當今社會一個不成文的規則是，在享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後，學歷往往也唾手可得。可孫曉雲從沒想過要給自己增添那道光環，她的最高學歷一直是“高中”，這也不影響她在中央美院帶博士生。她在《書法有法》的自序中寫道：我曾考過兩次大學，都泡了湯。沒有大學學歷，實在是件遺憾的事，很多事都為此受影響。好在並不影響我學習研究，並不影響我寫字。提起這個“博導”，孫曉雲卻説，“我覺得頭銜並不重要，你是博士、博導又怎樣呢？華羅庚連高中都沒有上過，照樣成了數學家。我這些年一直信奉：不是看自己説了什麼，而是看自己做了什麼。我一直鎖定自己的身份——書法實踐者。我的實踐，包括實踐的理論得到了大家的認可，是我的幸運。”

　　“書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孫曉雲處事低調，平時不愛拋頭露面。她説：“我就是一個平常的家庭婦女，不喜歡開會，不熱衷社會活動，喜歡宅在家做家務，把字寫好，和我要把餃子包好、把菜燒好，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書法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永遠是第一位的。而生活中只要是需要動手的事我一定特別感興趣。前幾天在常州參加一個婦女活動，要切蛋糕，三層的，我看不得別人切，一把就把刀搶過來，我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切成一塊一塊一樣大小，送到每個人的手裏。書法是典型動手的藝術，所以最能吸引我。”

　　孫曉雲有個著名的書法“女紅”的理論，即把寫字歸到“女紅” 一類。她認為，每天都要寫寫字，這個感覺，就像打毛線、燒菜一樣家常，成為自己最心安理得的事情。

　　當然“女紅”這個概念，取的是“女紅”的心態、女紅的精神，而不僅僅是女紅的技藝。這個概念的提出是有針對性的——二十世紀，女性獲得了跟男性一樣的社會地位，各行各業都有優秀的女子。可是，在現代社會中，如何保持女性自身的特質和精神追求，卻成了擺在現代女性面前的新問題。

　　作為一個職業女性，孫曉雲體會很深。她常年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在家裏她是賢妻良母，穿針引線、燒菜做飯樣樣拿手，在單位，在社會上，則跟男性一樣承擔著許多社會工作。在這樣的雙重角色中，孫曉雲感受到現代職業女性的困惑和矛盾，她也看到很多女性顧此失彼，失了女子應有的本性。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孫曉雲提出“女紅”的概念。

　　“我一直在想，女性在今天這樣的時代，怎麼樣做才能過得踏實，過得心安理得，過得有寄託。有些領域和分工，從生理和心理上來看，並不是女人不願做、不想做，而是不適合去做。女性能夠發揮自己的強項，有男人沒有的追求，有獨立的精神，這就是‘女紅’的精神。”

　　從這個意義上説，提倡所謂“女紅”，並不是要求現代女性去學繡花，學編織，會燒飯，“女紅”只是一種姿態——以最適合女性生理心理特點的生活方式，在家庭、社會中保持最舒適的位置。這是孫曉雲對女性的理想，也是她努力追求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