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書院：古墨淡雅傳世香

位於蔚縣暖泉鎮的暖泉書院保存十分完好。 門俊飛 攝

　　〔閱讀提示〕

　　書院，一處充溢著墨香味兒的所在。

　　作為一種極具中國風格的傳統教育機構，書院集聚眾講學、藏納典籍、學術交流於一體。

　　書院發端于唐，完善於宋元，明清之際達到頂峰，影響了中國發展近千年之久，與中華文化的塑造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密切相關。

　　在此歷史軌跡中，河北的書院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又産生過怎樣的影響？讓我們穿越歷史的光影，感受那份獨特的文脈氣息。

古蓮池書院內景。 記者 董立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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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擇勝而居，寄情山水

　　古卷、書童、耄耋講師……提及書院，人們總會聯想到這些形象。

　　然而，書院並非只是枯燥的書齋。走進河北古書院，觸摸歷史遺存，才能理解古代文人追求天人合一的那種情懷。

　　“唐代張説、西谿、棠蔭三座書院，當是河北書院發展的源頭，點燃了燕趙書院的星星之火。”河北大學教授吳洪成認為，河北書院萌生於唐。

　　唐代去今已久，資料殘存無幾，但研究者還是從三座書院的選址中，將早期河北書院的選址特色窺探出了一二。

　　張説書院，又名張相公堂，為唐燕國公張説布衣時藏書所建。其所處的花陽山，在今保定市滿城區，因“氣暖山無雪，天寒樹未秋”而得名，主峰抱陽山與兩翼呈環抱日月之勢，自然風光秀麗。

　　而西谿書院所處的封龍山、棠蔭書院選址的軒轅臺，亦為風光獨特之地。吳洪成分析認為，唐代讀書人鍾情于山野，在選址上除風景旖麗能怡情陶性之外，還有現實因素在內，包括是否有著交通、信息、房舍等方面的便利。

　　環境是會影響人的。張説建書院時，看中的就是花陽山的山水清奇、塵囂屏絕，他率徒若干人卜居講道，後來官拜丞相。

　　《全宋文》描述，張説發達後曾對書院重修，“疊石為岸，以廣寺地；就山鐫室，貯泉為石……”可以想像，人文自然合一的花陽山，潺潺流水，鳥啼蟲鳴，空靈之感伴隨著文化氣息散漫，何等的清幽典雅。

　　書院擇勝而居的傳統，在中國古代一直延續。及至宋代，封龍山一地，就先後出現了三座書院：宋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李昉創建的封龍書院位於山之南麓，創辦年代相倣的中溪書院位於龍首峰下，宋末張著建設的西溪書院則位於龍首峰西。

　　放眼全省，更具特色的當屬元代張家口蔚縣暖泉書院。

　　暖泉鎮的泉眼“水清澄如鑒，三冬不凍”，暖泉書院的建築就靈活地將書院與泉水有機結合起來。院內建有涼亭，上嵌對聯“五六月中無暑氣，二三更裏有書聲”。涼亭井內泉水涌動，清涼之感與尚學之氣相映成趣。源源不斷的清泉，孜孜不倦的學子，頗有些朱熹所雲“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韻味。

　　研究者認為，河北古代書院的設計理念與古代文人旨趣相合，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崇尚自然風光與人文歷史的交織融匯，這為後來河北的書院興辦和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

　　明清以來，河北書院的選址逐漸從幽靜之地轉移到城鎮。清代乾隆年間修建的皆山書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井陘縣知縣周尚認為當時的書院“山形陡絕，攀涉維艱，皰舍所需，繩汲不易”，不僅學子登山求學艱苦，而且書院生活所需難以及時供應，認為書院建在山野“非寒士所能堪”。鋻於此，皆山書院被遷移到縣城之內，勘定院址時，設計書房30余間，講堂3間。

　　研究者認為，書院選址發生變化的背後，與科舉制度的強化密切相關。“八股取士”的興起，促使書院由原來的學術交流、藏納典籍，逐漸轉移到以培養“考試人才”為主，書院體制僵化為統治工具。

　　在此過程中，河北各地的書院普遍從修書傳道授業的場所，轉變為區域性教育機構。而將書院由人煙稀少的山野，擴展到人口眾多且有一定政治性的城鎮，一方面能夠進一步加強思想影響和約束，同時，書院教育已經與越來越多的人建立了聯繫，顯示出教育的普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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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實學，崇尚經世致用

　　作為教育機構的一種，古代書院教什麼？

　　研究者認為，自從儒學在思想界確立統治地位，四書五經顯然是各種教育機構的主要教授內容。

　　以元代為例，其歷史雖然短暫，但河北卻出現了很多在全國享有盛譽的書院，如河間的毛公書院、景州的董子祠書院等。書院的名號即可顯示其授業的內容，因為無論毛萇還是董仲舒，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雖然同倡儒學，但具體到某一座書院的授業內容和方式，則會因為時代和主持者不同而各異。

　　北宋時短暫出現於今安國市的張子書院，是一所以傳授、講習理學為重點的書院。這是祁州司法參軍張載于1057年創建的書院。

　　北宋政治軟弱，但學術思想卻有巨大發展。從宋代勃興的理學，代表儒學發展的新高峰，分為四個主要學派。張載是其中關學學派的主要代表，因而張子書院也就成為這一學派的主要傳承地。

　　張載教學，謹嚴刻苦，他要求學生“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分秒必爭，一刻也不能停止。

　　但那個時代，河北正是宋遼、宋金對峙的前線，或處於北方民族統治之下，書院建設出現了與全國不同步的一面。研究者查閱資料發現，數百年間，河北可查的書院只有5座。

　　河北書院到元代才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其間，一個顯著特點是把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引進了書院。

　　著名數學家李冶主持元氏中溪書院時，在該書院和封龍書院傳授數學知識，開創了我國古代書院實施科技教育的先河。

　　而元朝重臣劉秉忠在邢臺創辦的紫金山書院，也體現了這一特點，學術價值偏向於實用。他對包含天文、曆法等在內的象數之學予以嘉許，並躬身精研。

　　與此同時，河北書院還表現出了另外一種傾向，對於以治事、救世為核心內涵的實學更加重視。

　　新樂市的慈溪書院，由元代參政蘇天爵所建，曾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來此講學。蘇天爵的老師虞集就在講學者之列，他所著的《道園學古錄》含“書院記”15篇，對書院、學子的發展十分關注，主張學、思、辨、行相統一，學思結合，知行合一。

　　書院最初分官辦和民辦兩種，民辦書院學術思想多很活躍，主持者可自由傳播學術思想，並可邀請名家前往講學。

　　但書院的發展與科舉制度的發展密不可分。隨著統治階級對思想傳播的控制以及程朱理學的官方化，書院呈現出官方化趨勢，更多的變成統治體系中的一環。

　　明代書院的講學，往往帶有政治色彩。也正因為如此，書院招致了多次禁毀。研究者發現，河北明代書院鼎盛時期曾達54所，而低潮時只剩7所。

　　進入清朝，書院教育大多變成科舉考試的附庸，保留著明代切磋論道、開壇研討傳統的書院已寥寥無幾。

　　但吳洪成認為，書院的官學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書院，但不能因此認為其已絕對官學化。書院教學的傳統依然保持了下來，延請名流講論學術仍是一種流行的風氣，漳南書院就是其中的代表。

　　踏上廣平縣南劉村的土地，一座刻有“漳南書院舊址”的石碑映入眼簾。一副對聯懸挂在古舊的門上，雖經雨水沖刷，仍舊清晰可見：“寧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這座古書院，便是河北歷史上有名的清代直隸廣平府漳南書院。對聯代表了書院的發展宗旨，這是一所提倡“經世致用”的書院，由清初著名實學家顏元主持興建。

　　據《顏習齋先生年譜》及《漳南書院記》描述，顏元將書院規劃為教育區和生活區。其中，教育區分設習講堂、文事齋、武備齋、經史齋、藝能齋、理學齋、帖括齋，不同的學科由不同的教師授課學習，具有現代文史、理工、藝術、體育等分科雛形。生活區有左房六間“榻行賓”，右房六間“容車騎”，倉庫、廚房，柴房、更衣亭、馬場騎射、池塘蓮亭等一應俱全，儼然一座大學。

　　書院的習講堂挂有顏元的一副對聯：“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願禪宗訓話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研究者認為，這表明顏元厭惡程朱空談和八股藩籬，希冀“經邦濟國”。

　　書院還頒布《習齋教條》約束弟子行為，包括孝父母、敬尊長、習六藝、作文等二十條目，從“知”“行”兩方面對弟子作出明文規定。

　　漳南書院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主導下，沒有走清代書院大倡程朱、謀求陞官發財的道路，而是成為了清代實學書院的典範，被後世視作“現代綜合性大學的雛形”。

　　研究者評價，雖然漳南書院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極短，但其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在中國教育思想史上意義重大，對後世治學思想也具有深刻影響，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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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國己任，人才輩出

　　2018年4月22日，邢臺紫金山舉行春祀大典，恢宏大氣的背景音樂之中，邢臺學院師生舉行祭祀活動，重現七百年前紫金山書院習禮盛況。

　　紫金山書院曾與湖南嶽麓書院齊名。出席活動的學者介紹，這裡是我國數學、天文、曆法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培養出了郭守敬等一批在我國科學文化領域頗有建樹的人才。

　　創建者劉秉忠，以及從這裡走出去的他的弟子們，對元朝的統一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史稱“邢州學派”。

　　他們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協助忽必烈取得汗位，為其統一全國設定進軍路線圖，並致力於減少民族殺戮，還設計建造了元上都、元大都，完成了六大水利工程。

　　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郭守敬，他早年于該書院拜劉秉忠為師。出仕後，創建的“簡儀”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赤道儀，又制定《授時歷》，在天文學領域取得巨大建樹。

　　像紫金山書院一樣，培養出濟濟人才的河北書院還有很多，清代保定蓮池書院就是其中之一。

　　蓮池書院由直隸總督李衛創建，是當時京畿最高學府。據記載，院中高才生大量涌現，知名者有王樹枬、胡景桂、賀濤、傅增湘、劉若曾、安文瀾、劉登瀛、賈恩紱、韓德銘等人，其餘文章顯著的難以計數。

　　由於蓮池書院名氣遠播，乾隆曾三次蒞臨書院並題匾“緒式濂溪”，御筆作詩讚揚書院才子，勉勵天下學人。

　　書院教育對一代代文人才子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影響巨大，無論是文風筆法，還是為官操守，都會受到書院學風和教習先生的影響。

　　蔚縣暖泉書院就培養出了大量的忠貞國士、賢良忠臣，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清朝第一“直臣”魏象樞和禮樂學家李周望。

　　李周望，曾任禮部尚書，清代著名禮樂學家、教育家。雍正三年著成《國學禮樂錄》，集成歷代禮樂制度，對清朝産生巨大影響。家鄉人尊稱他為“李天官”，以讚揚其在公益事業的開拓創建上付出的巨大心血。

　　書院，是培養人才、交流學術的聖地。從河北書院走出來的，不僅有名師碩儒、廉士名臣，更有驍騎勇將。

　　位於石家莊市藁城區的滹南書院，崇尚武學與儒學的結合，具有不同於其他書院的地方特色。研究者統計，該書院共培養出可查證的進士50名，其中武進士竟佔21名，還有1名武狀元；同時，武舉人又佔舉人總數的五分之四。

　　滹南書院對於武學的提倡，或許與當地的風土人情相關，但能培養出如此之多的武第人才，與書院教學宗旨具有重要關聯。（楊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