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屋山下訪“愚公”——濟源脫貧攻堅的督查調研紀實

　　編者按　全國政協委員連玉明參加2018年國務院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組督查河南期間，二下濟源，行程1000公里，踏訪6鎮17村，入戶20多家貧困戶，面對面座談交流50多人，督查扶貧政策之落實，感受脫貧攻堅之艱辛，探尋愚公精神之本源，寫下《王屋山下訪“愚公”》一文，現編發全文，供參閱。

　　連玉明

　　第一次隨國務院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組到濟源督查脫貧攻堅，聽介紹、訪企業、走村鎮、看農戶，在為濟源點讚的同時，心中頓生一連串疑問：政府投入這麼大，扶貧政策這麼好，貧困群眾怎麼想？扶貧先扶志和智，脫貧的內生動力足不足？這裡是愚公移山精神的發祥地，新時代的愚公精神在哪？帶著這些問題，我決定殺個“回馬槍”，王屋山下探究竟。

　　坐車、推車與拉車

　　王屋山區溝深坡陡，貧困村、貧困戶雖不是很多，但卻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難中之難、堅中之堅，因病致貧、因殘致貧佔大多數。陪我走村入戶的是省脫貧攻堅督查組的梁修群和濟源市督查局的任戰平，我們“約法三章”：領導看過的不看，事先安排的不看，大路兩旁的不看。幾經輾轉，我們來到王屋鎮譚莊村脫貧不久的王宴波家中。這是一個6口之家，男主人王宴波43歲，初中文化，前些年因車禍致殘，喪失部分勞動能力，孩子們都在上學。生活的壓力讓這個本應身強力壯的男子漢顯得有些未老先衰。但他的眼睛炯炯發光，説話底氣十足，能看出他的內心是強大的。我問他：“過得怎麼樣，還有啥困難？”他笑了笑説：“再難也要讓孩子上學！”然後接著説：“國家的扶貧政策都享受到啦！有低保，全家每個月600元；有困境兒童補助，每個月630元；有教育扶貧款，孩子們加起來寄宿生活費補貼3850元，營養餐補助費1600元，還享受助學金2000元；有生豬養殖保險，家裏養了110頭豬，每頭補貼10元；參加了城鄉醫療保險，每人繳納180元，政府返還90元；每季度到愛心超市領取300元物品；政府出錢上了‘一攬子’保險；還有每個月補助10度電、每年補助260元燃油，還簽約了家庭醫生。”一口氣，王宴波列出了十多項。他指著墻上貼滿的一張張幫扶政策明白卡，説：“政府這樣幫助咱，咱再不好好幹，能對得起政府嗎？能對得起自己嗎？”王宴波是這樣説的，更是這樣幹的。他與妻子周小娥一起種菜，一起養豬，只要有空閒，就開著三輪車走村串戶，收荊耙、搞運輸。看著院子裏堆積如山的一摞摞荊耙，我問他：“一摞荊耙掙多少錢？”他説：“掙一塊錢！”即使是一塊錢，他也不放過。他的脫貧就是靠一塊錢、一塊錢掙出來的。

　　王宴波的家境依然是貧寒的、生活依然是艱辛的，但他的自強與奮進卻一刻也沒停止過。我想起習近平總書記多年前向福州大學青年學子介紹的那副對聯：“智叟何智只顧眼前撈一把，愚公不愚哪管艱苦移二山！”在王屋山下，不止一個王宴波。原莊村的侯士賢、侯建立，雙房村的李小創、翟立國，花園村的王玉強、程相軍，王莊村的王小敏、黃根全、趙功文，林仙村的周備明、胡景臣，南桐村的吳東征、趙小創，還有很多很多人，他們都是在扶貧政策的感召下，正在用自己的雙手和汗水一步步擺脫貧困。王宴波説：“我們不能坐在車上等著政府拉！政府是推車的，我們是拉車的。我們遇到溝溝坎坎，政府推一把，社會幫一把，我們就上去了。”多麼生動的比喻，多麼深刻的道理啊！

　　扶志、扶智與扶德

　　侯小軍這個名字是我在督查調研期間反復提到的。他既沒有高大形象，也沒有傳奇色彩，就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民，還是一個貧困戶。他不善言談，老實中帶著純樸，憨厚裏透著善良。他是黨員，我問他什麼時候入的黨，他説是2006年。我又問：“誰是你的入黨介紹人？”他説：“村裏的老支書！”他除了力氣，沒有任何手藝。就是這樣一個人，26年如一日，貼心照顧著自己一級智力殘障的兒子，不離不棄。他常常對妻子説：“為了兒子，咱也得好好過！”

　　2014年，侯小軍被識別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兒子享受低保，每月250元，並且享受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護理補貼每月120元。侯小軍被安排為林場護林員，每月1800元，市林業局還扶持他栽植半畝雙季槐，辦了“一攬子”保險。在他家的幫扶措施明白卡上，記載著享受各項幫扶政策27項，而且每項都有侯小軍的簽字，並按上紅手印。2017年，他用危房改造補助資金和市林業局的資助資金共計92400元蓋起了新房。他和妻子一邊種植小辣椒、養羊，一邊照顧患病的兒子，風風雨雨，從未被困難嚇倒，也從未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他從艱辛中走來，與困難抗爭，“把承受挫折、克服困難當作是對自己人生的挑戰和考驗”。艱辛塑造了他不屈的性格，困難堅定了他不變的信仰。英雄正是堅持信仰的平凡人，侯小軍就是這樣。他終於脫貧了，還當選為村監委委員、居民組組長。

　　必須一提的是，侯小軍不僅照顧著自己身患重病的兒子，還日復一日照顧著鄰居患有殘疾的一家三口，而且他是自願的、不圖回報的。十幾年如一日，從未間斷，即使一天往鄰居家跑幾趟，他也無怨無悔。我問他為啥這樣做，他卻微微一笑，低頭未答。從他家走出來，墻壁上的大字“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是那麼耀眼，我突然明白了村民為什麼會選他當村監委委員。一位哲人説，一個人最重要的，不在於你説什麼，也不在於你做什麼，而在於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三多三少”與“三元”

　　第一次見到老侯，是在王屋鎮的蔬菜制種基地，他正在忙著給貧困戶搞制種技術培訓。推開教室的門，屋子裏坐滿了人，技術員正在講解。院子裏的長桌子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20多種種子樣品琳琅滿目，旁邊是一大摞種子委託生産合同。隨意打開其中一份，上面寫著：甲方濟源市綠茵種苗有限責任公司，乙方濟源市承留鎮大溝河村，丙方李海江。合同第二條明確，甲方委託乙方為其尋找該村農戶（即丙方）進行種子生産，種子的品種、種植面積、品質、生産要求及價格如下：蘿蔔，R409，1畝，芽率≥90.0%、純度≥99.0%、凈度≥99.0%、水分≤7.0%，隔離距離>1500米，定植比例母本2、父本1，價格每公斤60元。再打開老侯裝在文件夾中的另一疊材料，是一張張綠茵種苗帶動貧困戶生産年度收益表，隨意翻了幾張，上寫著：麻院村，張小錘，白菜，0.9畝，産量86.5公斤，收入2595元，未脫貧；棗園村，王小院，甘藍，1畝，産量67.6公斤，收入4056元，2016年脫貧；風門腰村，劉虎慶，絲瓜，1畝，産量15.8公斤，收入3160元，未脫貧；北吳村，陳書文，白菜，4畝，産量589公斤，收入17670元，2015年脫貧；三岔河村，燕召武，洋蔥，0.4畝，産量10.7公斤，收入1591元，未脫貧，等等。老侯説，他搞蔬菜制種18年了，在濟源有92個基地，也就是92個村，4130個農戶，84戶貧困家庭，制種面積1.3萬畝。一畝蔬菜制種可純收入四五千元。2017年公司收入1億多元，90%的利潤都讓給了農民。

　　第二次到濟源督查調研，我想集中精力到貧困戶家中多看看，就沒有打算去老侯的基地。但老侯這個人卻讓我放不下。看著遍佈村寨的制種基地，我決定再次聯繫老侯，讓他陪我走村入戶。老侯來了，陪了我整整一天。我倆趁著坐車的工夫邊看邊聊，讓我又一次加深了對老侯的印象。

　　老侯叫侯三元，是濟源本地人，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企業家。他原來搞大田育種，2000年他與七個夥伴成立了股份公司，搞起了蔬菜制種，一幹就是20年。他開始並不懂制種技術，幹了好幾年都賠錢，後經熟人介紹上門求教蔬菜遺傳育種專家方智遠院士，才獲得“真經”。老侯説：“這得益於我解決了方院士的一個種苗難題。”當時，方院士正在研發一個甘藍小品種，産量高、需求大、市場前景好，但在山東、河北、山西，包括北京就是搞不成。方院士把這個難題交給老侯：“如果你能生産出來，我這個品種就有希望了！如果生産不出來，這個品種就廢掉了！”方院士的話讓老侯頗感壓力，回到家裏寢食難安。老侯是看上去有些靦腆，但骨子裏很倔強的一個人，一旦咬定目標，決不放棄。老侯愛鑽研技術，他發現別人沒有成功的原因，是沒有掌握小甘藍的品種特性和氣候條件，父本花期短，父本和母本花期不相遇。找到了原因，老侯通過拉長父本花期，難題解決了。老侯興奮，方院士高興，院士工作站也落戶老侯的公司啦！老侯在農村推廣蔬菜制種並不那麼容易，特別是到貧困村就更難。一開始，村黨支部書記不相信，農戶怕有風險。但老侯相信自己，老侯願擔風險。他找到農戶，簽完合同先付錢；他找到村黨支部書記，説：“你讓農民跟我幹，我讓村裏‘三多三少’變成‘三少三多’！”老侯對貧困村的黨支部書記説：“你現在的村裏，土房多、磚房少，糧食作物多、經濟作物少，沒錢人多、有錢人少。跟我幹5年，你們村一定會土房少、磚房多，糧食作物少、經濟作物多，沒錢人少、有錢人多！”村黨支部書記被老侯説動了，帶頭幹起來，農民紛紛加入，蔬菜制種面積年年擴大，村裏的“三多三少”終於變成“三少三多”。我問他這些年跑了多少村，他説：“所有的基地都跑遍了，有的村一年跑幾趟！”不光是老侯跑，公司除了5名後勤人員，80多名技術員常年吃住在基地，他們白天跟農民一起下地幹活，晚上走家串戶搞“家訪”。我在邵原鎮張凹村見到了綠茵種苗駐村技術員李小軍，他那滿臉的皺紋、黝黑的皮膚和結實的身材，讓農民看著就放心。他們長得與農民一樣，吃住在農民家裏，與農民一起下地。老侯説，這些人不簡單，扛起鋤頭能幹、放下鋤頭會寫，他們既是技術員，又是管理員。老侯幽默地説：“我比他們多了‘一員’，還是指揮員。所以，我叫侯三元。”

　　我跟老侯走一路、看一路、聊一路。途經引沁濟蟒渠時，老侯指著山上的“人工天河”説：“這條渠可幫我們大忙啦！”蔬菜制種必須靠水，山區用水是個大難題，上個世紀搞的王屋山供水工程解決了這個難題。遠遠望去，水從天降，層層疊疊，氣勢磅薄，與“紅旗渠”一樣雄偉。老侯回憶説，建設引沁濟蟒工程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事，是濟源、孟縣（今孟州市）人民發揚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戰天鬥地的偉大創舉。整整10年，跨越300多個山頭、200多條河流，鑿通66個隧洞，建造403座橋涵洞，建成長達120公里，幹、支、鬥渠總長2000公里，灌區面積達40萬畝的“人工天河”。老侯激動地説，這不僅是又一條“紅旗渠”，也是一條“愚公渠”啊！王屋山、愚公渠、愚公移山精神，這不正是濟源市委書記張戰偉概括的“一山一水一精神”嘛！

　　山路、天路與心路

　　夏秋之交的王屋山頂，雲霧繚繞。盤山而上，駐足遠眺，“濤卷海門石，雲橫天際山”（李白詩）躍入眼簾，堪有黃山奇、廬山秀、泰山雄、華山險之勢。低頭下望，山路崎嶇，溝深坡陡。只聞蜀道難，哪知山路險啊！

　　從鄭坪村驅車一個多小時，穿過三條人工隧洞，我們終於抵達濟源海拔最高（1470米）的思禮鎮水洪池村，見到了74歲的“當代愚公”苗田才。這是一位英雄般的傳奇人物。30多年前，苗田才帶領全村7名黨員、48名男勞力和27名“女漢子”，用10年時間，硬是從崇山峻嶺中鑿開了一條路。我問他：“為啥修路？”他擲地有聲地説：“有了路，才有出路！”在水洪池村的百年參天大櫟樹下，苗田才回憶説：“過去水洪池是個窮村。花錢靠救濟，吃糧靠統銷，娶回個老婆還要跑。上世紀八十年代，43戶人家沒有一家有自行車、電視機，全村都不通電。從村裏走到村外，得靠雙腳踩出一條羊腸小道，整整走三天三夜。那個時候村裏沒有一個人去過縣城。”

　　苗田才是個不服氣、不服輸的人。他1971年入黨，1975年辭掉公職，回村裏當了黨支部書記，1985年開始修路。他先開黨員會統一思想：“咱這一輩路不通，下一輩接著修，一輩接一輩修下去，哪有不通之理！”隨後在村裏頒布一項“村規”：凡年滿16歲至60歲的男性村民全部無償參與修路，不管修多少年，只記工分不分紅。他説到做到，把老父親和四個兒子先後帶到工地上。沒有錢，請不起施工隊自己幹；沒有工具，錘子、鐵釬只能靠村民自己打，籮筐只能靠村民自己編；沒有炸藥，村民們買點硝銨，弄點糠，摸索著幹；沒有專業測量儀器，就用“手心準”；沒有電，就用柴油機自己發電。10年寒暑春夏，3600多個日日夜夜，他們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脫了多少皮，終於修通了一條長達13.5公里的“人工天路”。

　　回首往事，苗田才感慨萬分，激情朗誦毛澤東的詞《訴衷情》：“當年忠貞為國愁，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水洪池村被群山環抱，山頂奇嶺遮掩，宛若城墻，看似一洼平地，人稱“天池”。水洪池也是一個古村落，仙人橋、虎板嶺、滴水盆、仙果洞，石板路面，石磨石碾，櫟樹參天，濃蔭如蓋，澹澹松濤，陣陣鳥語，有“世外桃源”之美譽。水洪池還是濟源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至今仍保留抗日民主政府辦公舊址。在這棟舊址石房裏，我見到了一位90歲高齡的老人家，他精神矍鑠，看得出來身上依然有那麼一股勁。水洪池的人都有這麼一股子勁，苗田才靠這股勁打通了通往“外面”世界的路，靠這股勁帶領鄉親們走在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大路上。

　　我們來到貧困戶馬永泉家，老人已77歲，無勞動能力，兒子馬素軍47歲，二級智力殘障，長年在外打工，月收入800元左右。老人孤身一人在家生活。去年馬永泉家享受“六改一增”政策，家裏住房有了明顯改善。父子二人均有了低保，每月360元；兒子有殘保，每月120元；企業産業扶貧每年分紅3000元；還參加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一攬子”保險，2017年人均純收入9812.95元。我注意到，老人家裏雖然脫貧，但生活仍然艱辛。特別是一日三餐，並不能天天吃到熱湯熱飯。我建議説：“能不能開發一個公益崗位，為獨居留守老人集中煮飯送餐。”駐村第一書記王向榮馬上回應：“我們一定辦好！”在老人的院子裏堆著很多柴火。王向榮告訴我，老人家雖然77歲了，但每天還堅持上山打柴，補貼家用。這些柴火都是老人自己從山上一捆一捆背回來的！多麼純樸、多麼勤勞、多麼堅強的老人啊！雖然他的腰彎了，背駝了，但他跟苗田才一樣，依然有一個挺直的“精神脊梁”！

　　小事、雜事與實事

　　雖然第二次到濟源只有兩天時間，但這兩天的經歷足以讓我感動，思想感情的潮水洶湧，放縱奔流。正如作家魏巍在他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中寫的那樣：“我最急於告訴你們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經歷，這就是：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還是講幾段我的親身經歷吧。

　　第一天晚上的駐村第一書記座談會，是市督查局根據我的請求安排的。當我走進會議室時，他們已整整齊齊坐成一排，像平時開會一樣嚴肅。我坐下來，用很不標準的普通話説：“今天我們不開會，聊聊天，不用念稿子。”頓時氣氛緩和了很多。我不想刻意地一一介紹他們，但他們的名字我必須記住。他們是：大峪鎮王莊村第一書記任雲飛、大峪鎮曾莊村原第一書記成富營、克井鎮古泉村第一書記孫雲中、承留鎮張河村第一書記侯苗紅、王屋鎮桃花洞村第一書記胡愛國、邵原鎮北寨村第一書記趙波、下冶鎮南桐村第一書記石亞棟、承留鎮山坪村第一書記張騫。聽第一書記講故事像是拉家常。成富營説，在村裏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紅白理事會”，用“村規民約”硬把辦一場紅白事少説要花費一兩萬元降到不超過3500元。孫雲中説，他是自願報名去駐村的。剛到村裏，兩眼一抹黑，幹啥都不順，有一次，他通過公益崗位解決了患有自閉症的“懶漢”貧困戶的問題，從而打開了工作的突破口。侯苗紅説，剛到村裏，衣服不帶泥土，皮鞋擦得锃亮，群眾見了就躲。後來與群眾打成一片了，群眾自然而然就信任他了。胡愛國説，他是搬掉了三座“大山”才樹立起威信的。為了打通村裏的斷頭路，他“智鬥”王隨山、王成山、張德山（人稱桃花洞村“三座山”），終於修通了十幾年都沒修通的兩條路。趙波説，他利用在政法委的工作經驗，調解了一起三個子女不贍養老人的糾紛案，讓群眾對他從“瞧不起”到“離不開”。石亞棟説，村裏窮，集體沒有一分錢。他協調幫扶單位市公路局出資27.5萬元購買一台灑水車，再租給市公路局，租金年收入5萬元，實現了村集體經濟“零的突破”。張騫説，他是山東人，2012年通過人才引進到了濟源，2015年9月當駐村第一書記。他所在的村村民居住分散，點多面廣，十戶八空，依靠與鄰村抱團發展才找到了出路。任雲飛説，他當第一書記，有三個沒想到：一是沒想到扶貧政策這麼好，二是沒想到村裏的事情這麼多，三是沒想到對第一書記管理這麼嚴，一週有五天四夜必須住在村裏，早晚還得簽到。座談會一直開到晚上11點40分，大家還是意猶未盡。第二天，在大峪鎮王莊村，我見到了第一書記任雲飛。他正忙著分析建檔立卡貧困戶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實情況。參觀完他的得意之作“幸福圖書室”後，我們走訪了王小敏、黃根全、趙功文三個貧困戶。我再次問起他這幾個月有什麼感受時，任雲飛笑了笑説：“皮膚變黑了，臉皮變厚了，膽子變大了！”是啊，當好扶貧帶頭人，當好村裏代言人，當好群眾貼心人，皮膚再黑一些，臉皮再厚一些，膽子再大一些，又有何妨呢！

　　濟源有59個貧困村，每個村派駐一位第一書記。短則一年，長則三年。這些人從機關、企業、學校走進農村，並沒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他們是普通人，甚至是有缺點的人，但他們敬業、剛毅、堅韌，敢於面對困難，敢於挑戰自我，他們義無反顧且無怨無悔。他們沒有驚天動地，也沒有轟轟烈烈，他們在小事中磨煉，在雜事中成長，在實事中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愛戴。李自琴就是其中的一位。李自琴的名字是我在開第一書記座談會時無意聽到的，她帶著母親駐村扶貧的事跡深深打動了我。座談會後，我對市督查局的同志説：“這個女書記，我一定要見見她！”

　　第二天的督查調研搞到很晚。當我見到李自琴時，她已經等了很長時間。我開門見山：“你駐村的事，我聽説了，帶著老媽去扶貧，很了不起啊！”她很靦腆，低著頭，有些不好意思。我説了幾句開場白，便進入一問一答，開始了對話式的訪談。以下是我與李自琴對話的主要內容。

　　連：為什麼會把你媽帶上一起去駐村？

　　李：我駐的村是邵原鎮碌碡村，是一個省級貧困村，很窮、很偏僻。母親心疼我，乾脆就跟我來了。

　　連：你駐村都幹些什麼？母親呢？李：很忙。剛開始忙著入戶，我媽也跟著去。我走訪登記、核查信息、宣講政策，我媽就在一旁拍照片、留資料、問長問短。回到家裏，我建檔案、做卡片，她忙著為我炒菜、做飯。有時候忙起來，顧不上吃飯。我不吃，她也不吃，等著。

　　連：入戶核查信息難嗎？

　　李：這個村居住太分散，年輕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村裏剩下的都是婦女、老人和孩子，在村裏常住的不到100人。我入戶核查貧困家庭收入的那陣子，正趕上收煙葉，白天各家各戶都在地裏幹活，只能晚上入戶核查。到了晚上，我媽陪我挨家挨戶叫門。有一次核查完已經11點鐘了，我們倆又迷了路，怎麼也找不到來時的路，還是居民組組長把我們送出村子。從此以後，我媽就鐵了心，一直陪了我3年多。

　　連：這3年多你覺得最難的事是什麼？

　　李：也沒什麼。有我媽陪著，生活上很順。有時工作不順利，想哭，也哭過。59個駐村第一書記，只有4個女書記。總覺得對不起家人，委屈的時候總拿我媽撒氣。

　　連：你媽呢，她有什麼感想？

　　李：她感覺很好。山路都走習慣了，她雖然66歲了，但身體很好，走路比我還快。我媽比我都了解貧困戶，什麼情況都一清二楚。她説她這輩子有三個家，一個是娘家，一個是婆家，一個就是碌碡村這個家。村裏人習慣稱她為“第二書記”。

　　連：你呢，這3年多有什麼感受？

　　李：很艱辛，很充實，很自豪，很值得。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書記，這就是脫貧攻堅的中堅力量，這就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當我站在王屋山下愚公移山塑像前，回味《列子·湯問》講述的年且九十的北山愚公帶領子孫叩石墾壤、挖山不止的歷史故事，重溫毛澤東主席1945年6月11日在黨的七大閉幕式上發表的《愚公移山》著名演講，領悟習近平總書記1990年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提出“沒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從治山治水這個‘笨’工作上下功夫，是改變不了貧窮落後面貌的”重要思想，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立下愚公移山誌，咬定目標，苦幹實幹，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時，思想感情的潮水再起波瀾。這幾天在濟源督查調研所經歷的那一幕幕、一樁樁脫貧攻堅的典型事例，不正是當代愚公的現實寫照嗎？從“咬定目標”的苗田才、“苦幹實幹”的侯三元，到“鍥而不捨”的王宴波、侯小軍和“久久為功”的駐村第一書記們，他們不正是新時代愚公精神的最真實、最鮮活、最感人的生動實踐嗎？③5

　　（作者係國務院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本文完成于2018年9月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