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征程中，強調“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回顧中國近現代以來近兩百年的歷史，由於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優勢以及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國人面對外來的強勢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壓力，不斷對自己5000多年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進行檢討和反思，在這種檢討與反思中往往對中國文化的否定與批判比較多，而且常常是以西方某些文化尺度和價值標準來對中國文化進行片面的評判。久而久之，使得中國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本體地位和主體意識，許多國人失去了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今天，我們很有必要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從新時代全新的視角，對我們5000多年的文化傳統重新進行認識，以找回並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其實，如果把中國文化傳統放在整個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來看，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曆史中創造的輝煌文明及其延續不斷的文化傳統，都不能不説是個令人驚嘆的奇跡。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從根本上被全面征服、被全面西化的國家，事實上在近現代以前的大部分時期，中國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是處於世界領先水準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更是迸發出極大的能量和創造力，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就在科學技術和生産力等許多方面追上甚至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這一方面雖然得益於我們敞開胸懷，虛心向先進發達國家學習，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文化傳統中那種自強不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穩健篤實、中和包容的文化精神有很大關係。

　　談到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的目光不應僅僅局限于四大發明、衣食住行、詩書禮樂、琴棋書畫這些表層的、直觀的方面，更應當關注在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包括國家管理、社會治理、倫理價值觀、哲學方法論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成就及其所蘊含的中國文化精神。

　　例如在國家治理層面，中國古代儒家早就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的政治實踐中總結出許多非常深刻的政治原理，例如敬天保民、民為邦本、德主刑輔、允執厥中等等。戰國諸子百家更是從不同角度對安邦治國、社會管理問題提供了各不相同卻又互相補充的豐富思想與學説。秦朝統一後，中國就基本上建立了覆蓋廣大疆域的強大而有效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這在當時整個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這一點連西方政治學家也不否認。弗朗西斯·福山就認為秦朝實際上已經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此後漢承秦制，歷朝歷代行政管理和文官制度不斷完善，不少王朝都能在長達三、四百年間維持政權的延續和社會的基本穩定。中國從漢代開始就有從民間和社會底層考察和選舉官員的制度，很早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在世界範圍來看，也是比較罕見的。

　　在文化價值觀方面，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已將長壽、富強、康寧、好德、善終等“五福”作為人生幸福的價值追求，以“禮義廉恥”作為衡量個人行為的道德尺度，以個人、家庭、國家貫通相連的整體利益為共同福祉，以天下為公、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為社會理想。這樣一種價值觀體系，既不同於西方現代以來那種以個人權力為根基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也不同於一些把終極價值和希望寄託于神靈、天堂和來世的宗教價值觀，體現了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個體與群體統一、現實與未來統一的辯證思維，也表現了中國文化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理性務實的實踐理性精神。

　　在哲學思想方法方面，中國文化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中道”哲學思維，這是一種與西方傳統哲學形而上學本體論思維很不一樣的思維方式。“中道”思維認為哲學的根本任務和最高智慧就在於求“中”，也就是在不同事物、不同要素之間求其共同點、在矛盾對立面之間把握恰到好處的“度”，在主觀和客觀之間尋求互相契合的“節”，在歷史進程中抓住推動事物發展變化的“時”。這種“中道”思維包含有深刻的辯證邏輯和實踐理性精神，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也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它賦予了中國文化一種既能延續傳統又能與時俱進，既能保持自身特質又能吸取外來精華的特性，使得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吸納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不管遇到怎樣的新情況，不管碰到多大的挑戰，都能及時作出調整，吸收整合各種資源，找到最適合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恰到好處的正確路徑。

　　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思想寶庫，其中有許多曾經一度被我們所忽視、所誤解的精華，值得我們去重新加以認識，並進行創造性的闡釋，以便為我們當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資源。今天我們應該以更加自信也更加全面客觀的態度重新認識我們的傳統，同時也以更加辯證更加包容開放的心態對待一切外來的優秀文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厚土壤為根基，以當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實踐為主體，“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建設當代中國的新文化，鑄就中華文化的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