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以“中国故事”之名的国际传播蔚然成风，产品内容丰富。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中国故事”概念话语逐渐由中国文学领域转向新闻传播和公共外交领域。我国主流媒体作为机构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国际传播生力军，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具有其独特优势。曾祥敏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杨丽萍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4期刊文，以叙事学为理论“支点”，以主流媒体优秀案例为经验“杠杆”，试图“撬动”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文章总结出“中国故事”的四种媒介叙事类型：发展、发声、发扬和发现。通过这些案例总结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存在着强内宣、弱转化，重讲述、轻传播，先产品、后界定等问题。
媒介叙事本质上是基于物质现实的还原、重构与想象，是拟态环境的构建活动。为了探析国际传播领域“中国故事”的主流叙事样态，本文对2020年以来公布的国际传播获奖的188件作品案例进行观察体验，综合梳理作品在叙事内容层面的人物和背景符号、情节主题等，对在叙事表达层面的视角、表现、结构等元素，进行统合梳理和初步的编码统计，离析出四类“中国故事”的媒介叙事模式。其中，发展叙事、发扬叙事和发现叙事多采用外聚焦型视角，以保持距离的“摄影机式”的客观记录和呈现，叙述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与日常趣事；发声叙事则多采用内聚焦视角，从我国主体立场出发，情理交融回应国际涉华热点事件。
“发展”叙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
正如“生命即叙事”之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在“中国故事”的媒介叙事中，以“发展”为主题的叙事深深渗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方面。在党和国家多次重要会议及政策文件中，“发展”始终占据高频词的榜首位置，并衍生出关于“发展”叙事的媒介叙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发展”出现了239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发展”出现了232次，此项数据也成为媒体报道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场合的重要讲话中提到，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在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社会发展主题展开了丰富的故事讲述，这在中国新闻奖和对外传播优秀案例中占比达到33.5%，并且在获得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项一等奖的作品中，“发展”始终是主导的叙事模式。
作为现实生活的能动性反映，媒体在建构中国故事时的“发展”叙事紧密围绕重大主题事件。例如，中国日报社视频作品《Looking for answers：An American communist explores China（求索：美国共产党员的中国行）》通过“他视角”的叙事方式和“行走式”的纪录片拍摄手法，呈现了美国共产党员伊谷然在中国的“探索”之旅，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发展风貌，契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代背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新华社发布文字通讯稿《习近平与新时代的中国》，全方位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冲破艰难险阻、扬帆远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领袖风范。中国记协公示数据显示，该稿件在海内外被《大公报》《文汇报》《香港经济导报》等308家中文媒体和网站采用。围绕政治的核心主题，讲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是主流媒体进行国际传播“发展”叙事的主导逻辑。
“发声”叙事：涉华国际热点和历史事件故事
在复杂诡谲的国际关系下，我国主流媒体承担着对外宣介立场态度、引导国际舆论的重要任务，尤其需要在涉华的国际热点议题上进行权威发声。从案例库的国际传播获奖作品来看，发声是“中国故事”的两大主导叙事之一，总体占比达到33%。尤其在第31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项中，多个获奖作品围绕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挑衅以及“反华阴谋论”等涉华议题，进行了积极的舆论反击。长期以来，美国等国家的媒体往往持有西方中心论和意识形态对立视角，在涉华报道中多采用妖魔化话语。因此，在国际舆论场上，主流媒体担负着澄清事实、明辨是非的重要职责使命。例如，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威胁，CGTN制作《永动的战争机器》系列专题，运用美方历史画面和采访资料，揭露美国国内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弊端。《南方周末》整合前期在南北疆采访获得的大量一手材料，以充分的采访、详实的数据、理性的行文与建设性的思考，有力批驳了西方所谓的新疆棉花生产存在“强迫劳动”之说，通讯作品《新疆棉花遭遇“明枪”与“暗战”》获得海内外互联网平台广泛转载。
除了对涉华国际议题的回应，“发声”叙事也包括媒体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集体记忆书写。例如，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内容的求实严谨和传播的运营破圈方面，都获得了显著成效。
“发扬”叙事：中华传统文化和特色地域文化的故事
中国故事中的“发扬”叙事，大多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特色地域文化，承载着多元的文化符号形式。这些文化符号（Cultural Code）能超越事物本身的形式（如事物本身的形象、声音、光亮、颜色、动作等）而代表某种意义与价值的物质实体，其意义往往为某一群体所共同承认。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符号往往成为典型的中国表征，例如大熊猫、功夫、京剧、兵马俑、长城、瓷器、二胡等等。从中国新闻奖作品和对外传播优秀案例中，可以发现越来越丰富多元的文化符号正在被主流媒体发掘，尤其在“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中，“发扬”叙事的占比达33%，是对外传播主导的叙事模式。例如，江西景德镇抓住陶瓷这一城市文化名片，将陶瓷（china）与中国（China）相关联，巧妙生动地从英文翻译的视角“用china讲China”，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展开解读。
媒体深度融合时代，承载新媒体特色的文化符号，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兴“出圈”力量。成都创新孵化“民乐也疯狂”短视频IP，以“传统文化+新技术”“民族特色+城市风貌”“传统乐器+流行音乐”的多元形式，对民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将其打造为对外传播新IP。
“发现”叙事：日常趣味和人物生活故事
媒体话语是一种公开的、被制造的、记录在案的互动形式，“发现”叙事在内容符号和表达结构层面皆具有灵活的创新空间，呈现出对外话语构建在表达阐释层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从“农民艺术家”到“法国漆匠”，从“沙县小吃”到“柳州螺蛳粉”，生动鲜活的“发现”叙事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其中，典型案例就包括云南省野生亚洲象群的北移南归现象。云南省委宣传部敏锐地将该事件定位为国际舆论事件，确立了系统化的“358”基本工作思路，即讲好3个故事、突出5个宣传报道重点和采取8项措施。其中，“讲好3个故事”包括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故事。由此，在政府主导、媒体联动、网民参与的行动机制下，野生象群迁徙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发力点。此外，湖南卫视《功夫学徒之走读中国》纪录片通过融合真人秀和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创新性地将乡村振兴战略和职业体验相结合，带领10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学徒”在游戏中发现和体验中国的科技智慧和特色文化。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4期，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叙事学视角下“中国故事”的话语转场、建构与创新。此为第三部分节选，注释、图表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作者简介】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丽萍，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