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解讀

　　原標題：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解讀

　　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

　　楊帆 薛偉江

　　“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是《準則》作出的明確規定。這一規定有利於改革創新者卸下思想包袱，有利於解決“為官不為”的突出問題，為激發廣大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提供了有力保障，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難免之過，理當寬容。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從認識到實踐不斷深化探索的過程，必然伴隨各種困難和風險，必然伴隨各種曲折和失誤。特別是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打好改革攻堅戰，各方面工作更具複雜性、艱巨性、開創性，更容易遭遇風險、出現失誤、招來麻煩。這就愈加需要營造寬容過錯、允許失敗的幹事創業環境，保護和支持那些在改革中敢闖敢試、真抓實幹而受到挫折甚至發生失誤的幹部，使他們保持改革創新的銳氣和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説，能否建立有效的容錯糾錯機制，能否很好保護改革者、鼓勵探索者，直接關係廣大幹部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關係改革發展的進程，關係黨和國家各項戰略目標的實現。

　　建立健全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首要的是劃清具體界限，弄清那些應當屬於可寬容之“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幹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中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牟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顯然，這裡的“容錯”，屬於改革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屬於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屬於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而不是對明知故犯、胡亂作為的寬容，也不是對我行我素、唯我獨尊的縱容，更不是對違紀違法行為的偏袒、護短或包庇。

　　建立健全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必須建立健全相關制度規定。這是相關政策落實的可靠保證，也是實踐所急需的。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堅持支持改革發展與嚴格執紀相結合，制定容錯免責制度規範。要科學劃分錯誤與失誤、主觀故意與客觀無意的具體情形，正確處理好執行政策、嚴明紀律與保護幹部積極性的關係，綜合考慮問題發生的背景原因、動機目的、情節輕重和性質後果等方面因素，著力為勇於探索創新的幹部撐腰壯膽，做到在他們遇到挫折和失誤時幫一把、拉一把。特別要注意保護那些作風過硬、銳意進取的幹部，保護那些原則性強、不怕得罪人的幹部。要大力營造鼓勵探索、支持創新、寬容失誤的社會環境。對幹部的評價，不簡單以成敗論英雄，要看他們成敗的動機、努力的程度、推進工作的態度。只要是出於公心、出於為民，即使有失誤、有失敗，也要該諒解的諒解、該保護的保護。

　　為敢於擔當的幹部擔當

　　強舸 薛偉江

　　“敢於擔當”是我們黨新時期好幹部的重要標準。《準則》提出：“黨的各級組織要旗幟鮮明為敢於擔當的幹部擔當”，體現了鮮明的選人用人導向，彰顯了我們黨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也對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提出了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擔當精神體現著我們黨的鮮明品格和優良作風，體現著對黨員幹部先鋒作用和履職盡責的應有要求，也是黨和人民事業順利推進的基本保證。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正是有一代又一代共産黨人不畏艱難、不畏困難的擔當精神，使我們黨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成為引領和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中流砥柱。現在，我們黨正帶領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面對的矛盾問題更為複雜嚴峻，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更為艱巨繁重，特別需要黨員幹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氣，有敢於擔當的精神，在攻堅克難、破解難題上走在前列。

　　與時代和現實發展要求相比，當前幹部隊伍中相當程度上仍存在擔當不足、不敢作為的問題。有的對工作被動應付，推一推、動一動，缺乏應有的主動意識和進取精神;有的遇到矛盾問題繞著走，怕惹麻煩、添負擔，沒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自覺性;有的在急難險重問題面前，玩忽職守、躲閃回避、貽誤時機，造成問題的複雜化擴大化;有的遇到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信奉“好人”主義和“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學，搞“愛惜羽毛”那一套;有的甚至把從嚴管黨治黨同敢於擔當負責對立起來，為自己的不作為找理由、做開脫。分析幹部隊伍中種種不擔當、不作為現象，既有幹部個人黨性意識淡漠、責任觀念弱化等主觀原因，更受到如何對待幹部不同表現的客觀環境的影響。如果盡不盡責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就難以激發廣大幹部的進取心和創造性，就必然出現不擔當、不作為的傾向。

　　幹部擔當和組織擔當是一個有機整體。落實《準則》要求，增強幹部的擔當精神，就要在強化幹部內在自覺的同時，著力構建激勵和保護擔當者的選人用人機制和社會政策環境。要強化“敢於擔當”的好幹部標準，把“堅持原則、認真負責，面對大是大非敢於亮劍，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於堅決鬥爭”作為選人用人的重要遵循，注重提拔和使用那些敢於改革、善於任事、銳意進取的好幹部。要堅持原則、主持公道，敢於為優秀幹部説話，尤其是在招致非議、受到委屈的時刻，要成為他們的堅強支撐，不能因為在改革創新中出現難以避免的失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不必要的思想壓力。要堅持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加大治庸治懶力度，對不擔當、不作為、敷衍塞責的幹部要嚴肅批評，對在重大事項和關鍵時刻放棄擔當、失職瀆職的要嚴肅問責，造成嚴重後果的要嚴肅追責，依紀依法處理，不能讓庸官、懶官、“圓滑官”佔便宜、得好處，真正形成獎優罰劣、鼓勵擔當的良好社會環境。

　　領導幹部不得干預不屬於自己分管地方、單位和領域的幹部選拔任用工

　　楊帆 朱培蕾

　　《準則》明確規定：“領導幹部不得干預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地方、曾經工作過的單位和不屬於自己分管領域的幹部選拔任用工作”。這一要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表明我們黨持續糾正選人用人不正風氣的鮮明態度，是規範領導幹部用人權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在選人用人上反映較為強烈的問題，就是説情、打招呼之風。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背離正常的組織渠道和政策規定，以打電話、批條子、遞材料或者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預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地方、曾經工作過的單位和不屬於自己分管領域的幹部選拔任用的現象，更是十分突出。這種説情、打招呼之風，輕則是一種不當干涉，是權欲膨脹的表現;重則是對幹部工作原則的損害，是對選人用人公信力的破壞。久而久之，會造成幹部提拔不靠組織靠熟人、靠托關係、靠尋求靠山，進而織成形形色色的關係網，形成各種各樣的潛規則，直接敗壞幹部用人風氣，甚至形成滋生腐敗的土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過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權力‘正正規規’地搞團團夥夥，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領地，到處插手人事安排，關照自己小圈子裏的人，結果他們就成了一根繩上的螞蚱。”“正是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賢被丟在一邊了。”如果任由這些問題發展下去，就會嚴重損害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嚴重動搖黨的執政基礎。

　　對於有關領導幹部違規干預幹部安排的問題，近幾年來黨中央採取多項措施給予糾正，並取得明顯成效。新出臺的《中國共産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規定：“不準利用職務便利私自干預下級或原任職地區、單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關於加強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也作出“嚴禁私自干預下級或原任職單位幹部任用”的明確規定。《準則》總結實踐經驗，在已有規定的基礎上，將相關規範的內涵外延延伸拓展，明確不得干預“生活過的地方”、“不屬於自己分管領域”的幹部選拔任用工作。這就進一步開列了幹部工作的“負面清單”，劃出了組織人事紀律的底線，增加了對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的剛性約束。

　　落實《準則》規定，糾正有關領導幹部違規干預幹部安排的問題，重要的是強化紀律規矩意識和監督問責工作。無論領導幹部，還是一般黨員、幹部、群眾，都有權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幹部人選。但這種權利，必須按照相關的紀律規定和組織程式來使用，包括向組織(人事)部門負責地寫出推薦材料並署名，詳細介紹被推薦人的德、能、勤、績、廉等方面的情況，説明推薦理由，並申明與被推薦人的關係等。只有使正常的紀律規矩立起來、嚴起來，才能更好抑制説情、打招呼等不正之風。與此同時，還要通過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巡視檢查等，加強對選人用人工作的監督。要從嚴執紀問責，對説情、打招呼的，不僅嚴肅查處當事人，而且嚴肅追究説情人、打招呼人的責任。要完善選人用人紀實制度，將幹部人選提名、考察、確定等各個環節的情況完整記錄在案，使倒查追責有跡可循、有據可依。

　　黨內不準搞人身依附關係

　　孫林 謝煜桐 鄭寰

　　《準則》強調，“任何人不準把黨的幹部當作私有財産，黨內不準搞人身依附關係”。這一規定為新形勢下規範黨內上下級關係、維護黨內民主平等同志關係提供了重要遵循，有利於防止和糾正選人用人不正之風，形成積極健康的良好政治生態。

　　黨內不準搞人身依附關係，是由我們黨的性質和組織原則決定的，是基於黨的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結論。中國共産黨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為共産主義遠大理想而團結奮鬥的志同道合者的聯盟，所有黨員無論從事何種職業，無論擔任什麼職務，無論入黨時間長短和年齡大小，在黨的政治生活中都處於平等地位。中國共産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政黨，在民主集中制規定的“四個服從”中，黨員幹部對上級是組織上的講原則的服從，不是對個人的服從。因此，黨內搞人身依附關係，與黨的性質、宗旨背道而馳，與民主集中制的規定風馬牛不相及，是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的大敵，必然破壞黨內健康的上下級關係，擾亂黨內正常的生活秩序。在黨的歷史上，張國燾、“四人幫”等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分裂活動，都曾給黨的事業造成過極大損害。有鋻於此，黨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搞人身依附關係。

　　黨內不準搞人身依附關係，是新形勢下規範和純潔黨內同志交往的現實要求。一個時期以來，在一些地方和領域，有的領導幹部熱衷於培植私人勢力、結黨營私、擅權專斷、公權私用，把自己的下屬變成任意操控和擺布的工具;有些黨員幹部熱衷於投機鑽營、趨炎附勢、攀附謀利，被動或主動將自身前途命運寄託于上級領導。在形成人身依附關係的圈子裏，沒有黨紀國法的概念，沒有“紅線”“底線”的意識，成為黨內政治生活藏污納垢之地。不僅君為臣綱的封建倫理、官宦之間的“貓鼠關係”、“拜把子”結盟的幫派規矩等大行其道，而且大量利欲熏心、縱欲享樂、貪污腐敗的案情，都發生在依託人身依附關係而結成的圈子之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所查處的系統性、家族式、塌方式腐敗案件，所暴露出的搞人身依附關係的行為令人震驚。如果任由這種風氣發展下去，必然使黨內政治生活庸俗化、江湖化、山頭化，將嚴重扭曲選人用人導向，敗壞幹部隊伍風氣，敗壞黨風社會風氣。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黨內要“倡導清清爽爽的同志關係、規規矩矩的上下級關係”，“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夥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

　　清除黨內人身依附關係等消極現象，必須多措並舉、標本兼治。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幫助廣大領導幹部堅定理想信念，確立正確的權力觀，築牢思想防線，自覺抵制黨內關係庸俗化，自覺抵制黨內人身依附關係。要建立健全權力運行體制機制，把權力真正關進制度的籠子，有效防止權力私人化，從制度上杜絕在黨內搞人身依附關係的土壤，從制度上保障選賢任能，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吹吹拍拍搞人身依附關係的人撈到好處。要把黨的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加大監督問責力度，嚴肅查處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搞人身依附關係的行為，堅決抵制歪風邪氣、弘揚正風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