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模範自治區”（人民眼·民族區域自治）—聽親歷者講述內蒙古七十年

　　

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上萬馬奔騰。　　人民視覺

　　這是一封發自陜北的賀電。發電時間：1947年5月。發電人：毛澤東、朱德——

　　“曾經飽受困難的內蒙同胞，在你們領導之下，正在開始創造自由光明的新歷史。我們相信：蒙古民族將與漢族和國內其他民族親密團結，為著掃除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建設新蒙古與新中國而奮鬥。慶祝你們的勝利。”

　　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火中，在興安盟王爺廟的一所禮堂裏，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正在開始創造自由光明的新歷史”：當年5月1日，選舉産生自治政府組成人員，宣告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這是我國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比新中國成立早了兩年多。

　　革命戰爭年代，蒙漢等各族人民的血灑在一起；和平建設時期，各族人民的汗又流在一起。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施行，讓在我國版圖上形似一匹奔騰駿馬的內蒙古，在祖國北疆真正馳騁起來。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內蒙古就被周恩來譽為“模範自治區”。如何讓這一金字招牌永放光彩？幾十年來，草原各族兒女念茲在茲，從未忘記走過的路，更沒有忘記為什麼出發。

　　紅色求索路

　　開國少將之子至今在放牧

　　盛夏時節，記者走進呼和浩特的一處住宅，94歲高齡的雲曙碧坐在沙發上，銀發稀疏，身形瘦削，精神矍鑠，她是第一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政府主席烏蘭夫的長女。

　　《與愛同行——我的人生之路》一書擺放在茶几上，這是雲曙碧前幾年出版的回憶錄。17歲就奔赴延安的雲曙碧，上大青山打過遊擊，下土默川鬧過革命，解放後更是與新生的內蒙古自治區風雨同舟。

　　“回頭看，在那踏下足跡裏，有歡笑，也有淚水；有喜悅，也有憂傷。但畢竟歡樂多於淚水，喜悅多於憂傷。”一本書，容納不了老人一生經歷的風風雨雨，更多的內容，被寫進史書，寫在草原，銘刻在老人的心底——

　　在進行民族地區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有人主張搞快一點，自治區黨委深入研究民族地區的情況，認為不能急於求成，必須結合實際，穩妥進行。黨中央根據內蒙古的經驗，對其他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制定了“慎重穩進”的政策，順利地引導我國各少數民族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當今世界，由於民族問題困擾，一些國家不得安寧。我們中國早在70年前，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民族區域自治解決了這個問題。”雲曙碧撫今追昔，感喟內蒙古的今天來之不易。

　　民族區域自治，沒有先例可循。70年來，作為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內蒙古義無反顧地肩負起探路者的重任，上至自治區黨委政府，下至村兩委，幹在實處，走在前列。

　　“啥事都得做在最前頭。”當記者從呼和浩特出發，到訪千里之外的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薩如拉圖亞嘎查（村）時，62歲的廷·巴特爾意味深長地告訴記者，似乎在總結當了40多年村幹部的“從政”心得。

　　在外人眼中，作為幹部子弟，巴特爾原本可以從政，可以經商，至少可以回城找份工作。他父親廷懋是1955年授銜的少將，“文革”後擔任過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

　　1974年，巴特爾高中畢業，成為一名知青，要去薩如拉圖亞嘎查插隊。“別去那個地方，我在那裏打過土匪，那是進得去出不來的地方。”姨父對他説。

　　“那正好，我去了，就不回來了。”巴特爾順口一説，結果“一語成讖”。

　　在軍區大院長大的巴特爾，小時候生活優渥，家裏有保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現在説來你們可能都不相信，那時嘎查的蒙古包可不是白的，都是黑的。為什麼？點煤油燈、煮飯燒火長年累月熏黑的。”剛到牧區，巴特爾無所適從，燒的是牛糞蛋，坐的是勒勒車，白天領著牛羊跑，晚上圍著油燈轉。

　　不過，巴特爾很快就喜歡上了牧區生活，如魚遊鷹翔，不但學會了騎馬、放牧、打草、做飯，“還能夠馴服烈馬，那會兒我性子野，愣頭青。”

　　1975年，巴特爾擔任生産隊副隊長，兩年後，當隊長。表現突出，工作出色，很多人都猜測巴特爾會第一個返城，結果他成為60多位知青中唯一一位紮根牧區的。1981年底，他和“村裏的小芳”——嘎查姑娘額爾登其木格結婚，有了自己的蒙古包。

　　家庭聯産承包的春風吹到了草原。上世紀80年代初，嘎查分自留畜時，隊長巴特爾定了條規矩：知青不能養自留畜。“當時知青只剩我一個，這條規矩實際就管我自己。”

　　巴特爾和妻子只生了一個女孩，就做了節育手術。“按政策當然可以再生，生了，怎麼理直氣壯地去要求別人，尤其是漢族村民計劃生育？當時那可是‘天下第一難’！”

　　後來，推行草畜雙承包，巴特爾最後一個領牲畜，剩下的非老即弱，分到的草場也最差，“除了鹼就是白沙，風一吹，草場就白沙瀰漫。”

　　看到巴特爾“以身作則”分到的牲畜和草場，妻子抱著孩子哭了。“哭什麼，事在人為。”巴特爾在嘎查裏第一個搞起了草場圍欄，劃區輪牧，他的牧場得以休養生息，水草豐美起來。

　　接下來，巴特爾又第一個“減羊增牛”，嘗到甜頭後，他動員嘎查牧民“只養牛不養羊”，見人有顧慮，他承諾：“賺了是自己的，虧了我來賠。”如今，嘎查牧民都成為巴特爾的“粉絲”。

　　“10年後家家住上磚瓦房，20年後戶戶開上小汽車。”這是巴特爾1993年當選嘎查黨支部書記時的諾言。“現在看，我沒有食言，都還提前實現了目標。”他黝黑透亮的臉上寫著滿足。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巴特爾是這樣，“生命一分鐘，敬業六十秒”的牛玉儒是這樣，提前三年從正廳級崗位退休、已在戈壁灘上栽下3500畝梭梭林的蘇和也是這樣……70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執政骨幹，始終和草原各族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幹在一起。

　　黑色變奏曲

　　被改變的命運，被改變的邊疆

　　當巴特爾和他的牧民兄弟們作別“靠天養畜，逐水草而居”時，內蒙古的工業早已揮別“輕工業皮毛匠，重工業釘馬掌”。

　　“組織上決定調你去支援建設包鋼。”1958年，鞍鋼一聲令下。沒有絲毫思想準備，沒有任何討價還價，張國忠帶著妻子來到了包頭。

　　一甲子後，90歲的張國忠面對記者，仍對當時走出包頭東河火車站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昏黃的天空，不時撲臉的黃沙，遠處低矮的平房，狹窄的馬路，以及寥寥無幾的行人，“與我生活過的瀋陽、鞍山相比，簡直天壤之別，用‘一片荒涼’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先後動員7萬多名專業技術人才落戶內蒙古，支援邊疆建設。張國忠正是其中之一。

　　國家在“一五”期間建設156個重點項目，僅在包頭就佈局包鋼等6個項目。1954年，來自五湖四海的8萬多名創業者，匯聚北疆戈壁，援建包鋼。1959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保證重點 支援包鋼》。“當時從鞍鋼來支援的人很多。”張國忠説。

　　“你真是雪中送炭，礦山建設正需要採礦工程師。”一見面，包鋼領導就告訴張國忠。他科班出身，1949年畢業于東北大學礦冶工程系，8月到鞍鋼採礦部做技術員，3年後成為工程師。

　　張國忠被派往白雲鄂博，為建設中的高爐籌備礦石。在白雲鄂博時的勞動場景，張國忠終生難忘：零下30多攝氏度，狂風暴雪刮得人睜不開眼，豆大沙粒抽打在臉上鑽心的疼，工人們穿著白茬皮襖，皮帽子上扣著柳條安全帽，呼天喊地的勞動號子響徹雲霄；夜晚，一起擠在帳篷裏，擠在幹打壘的土坯房裏；端起飯碗，上面一層是刮進的沙土，嚼在嘴裏嘎吱嘎吱地硌牙……

　　一個日子，張國忠刻骨銘心——1959年9月26日，包鋼1號高爐首次出鐵，終結了內蒙古“手無寸鐵”的歷史。

　　包鋼在發展，張國忠在成長，先後擔任採礦科副科長、生産計劃科副科長、調度科長、設計處副處長、副總工程師等要職，既懂技術，又管生産，經過多崗位鍛鍊。1981年他走上包鋼領導崗位，翌年，被冶金部任命為包鋼經理。

　　乘著改革東風，“包鋼推行‘大承包’，我帶人逐個廠簽合同、立軍令狀，當時真是‘一包就靈’，煉鋼廠連續虧損十幾年，承包後的第二個月就扭虧為盈，連我都頗為不解地問煉鋼廠廠長：你們怎麼回事嘛！”張國忠笑著回憶道。

　　1984年，包鋼第一次上繳利潤過億元。“1979年，包鋼産業規模100萬噸，1993年達300萬噸，終於實現了當年的設計目標。”1991年退居二線的張國忠説，此後包鋼規模節節攀升，高峰時達1650萬噸。

　　去年，包鋼拆除2號高爐——這是一座凝結著包鋼人光榮與夢想的“功勳爐”，可壓減煉鐵産能133萬噸。如今的包鋼集團，確立了以稀土為重心的發展戰略轉型。這意味著，今後一個時期，包鋼將不再以鋼鐵産能論英雄，而是把主攻方向放在“稀土+”上。

　　從計劃經濟下的供給制，到工廠制，到公司制，再到集團化管控，張國忠見證著包鋼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包鋼早已從單一國有控股，發展到擁有兩家上市公司，集團混合所有制資産總額已佔公司總資産的66%。

　　包鋼的發展歷程，堪稱內蒙古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

　　如今，內蒙古已形成六大優勢産業——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裝備製造業、農畜産品加工和高新技術，其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95%以上。而且，結構在優化，“黑色”在淡化，與2011年相比，原煤開採洗選業、黑色金屬行業增加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下降7.2個、1.3個百分點。

　　金色表情包

　　“即便只有一個觀眾，我們照樣演出”

　　一個村可以有多大？

　　437.5平方公里！這是廷·巴特爾所在的薩如拉圖亞嘎查的面積。

　　內蒙古的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自治區成立之初，走幾十里地才碰到一兩個蒙古包是常事，農牧民文化生活極度貧乏。

　　正是這樣的地域和人口特徵，催生了烏蘭牧騎——給農牧民送來歡聲笑語的“文化輕騎兵”。

　　“穿著棉衣，趕著馬車，3月份下鄉演出，回來已是8月份，那次演出時間最長，也最難以忘記。”在蘇尼特右旗賽漢他拉鎮的一處平房小院裏，82歲的伊蘭侃侃而談。

　　蘇尼特右旗面積37萬平方公里，當時牧民近9000人，平均每40平方公里才有一人，是錫林郭勒盟最遼闊分散的一個旗，境內沙地、沙漠延綿，交通極為不便。

　　就是這樣一個旗，最早舉起了烏蘭牧騎的旗幟。伊蘭是1957年建隊時的隊員、第二任隊長，她司職獨舞兼報幕員，“烏蘭牧騎要求演員一專多能、節目小型多樣，我們建隊時9個隊員，每個人都有幾把刷子，能拉能彈，能唱能跳。”

　　1輛膠輪馬車，3匹馬，2塊幕布，3盞煤氣燈，5件樂器，4套服裝，這幾乎就是第一支烏蘭牧騎的全部家當。

　　“隊員分散住在牧民蒙古包裏，遇見什麼活就幹什麼活，割草、放牧、剪羊毛、接羊羔，這些活我都幹過。”伊蘭説，我們還根據當時參加勞動的體會，排演了《接羔舞》《打草舞》等來自牧民生活的舞蹈，“不少牧民能歌善舞，有時也主動到舞臺上和我們同臺演出。”

　　“烏蘭牧騎有句口號：不漏掉一個蒙古包。即便只有一個觀眾，我們照樣演出。”伊蘭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裏，“有時趕路幾個小時看不到一個人，好不容易看到個牧羊人，他向我們招手，我們就停下來，為他跳支舞，唱首歌。”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有一隻神奇的搖籃，那是一隻雕花的馬鞍……”以一曲《雕花的馬鞍》走紅的歌唱家那順，14歲就加入了烏蘭牧騎，現任內蒙古自治區直屬烏蘭牧騎隊長，“科爾沁草原給了我這麼好的嗓子，我一生為草原放歌。”

　　“有一年我們到錫林郭勒盟，在離盟裏30公里的地方，準備給兩個相距不遠的蒙古包演出。不巧的是，一個蒙古包裏的夫妻外出放牧，孩子住校，另一個蒙古包裏就一位年過古稀的老額吉，演還是不演？我們沒有絲毫猶豫，30多位演員一絲不茍地演，從演出開始到結束，老額吉都激動得眼含淚花。”那順説，自治區75支烏蘭牧騎，每支都能講一串類似的故事。

　　從趕著馬車、騎著駱駝，“藍天當幕地當臺，隨時隨地演起來”，到坐著拖拉機、東風大卡車，再到乘坐豪華大巴、流動舞臺車，烏蘭牧騎的演出條件不斷升級提檔。不斷改善的道路狀況，也讓90後、00後的隊員們有充裕的時間當天趕回縣城。

　　眼下，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第十一任隊長蒙克，正在指揮排演蒙古劇《生命之樹》，向烏蘭牧騎建隊60週年致敬。“時代在變，烏蘭牧騎的演出宗旨從未改變。”

　　烏蘭牧騎成立以來，《頂碗舞》《筷子舞》《鄂爾多斯婚禮》等藝術精品廣為流傳，牧蘭、拉蘇榮、金花、德德瑪等藝術家群星閃耀。70年來，烏蘭牧騎不僅是內蒙古文化建設的一個窗口，也成為弘揚優秀民族文化、促進各民族團結和諧的堅強陣地。

　　“正是草原上衣食住行的歷史性變遷，日益增進的民生福祉，農牧民年復一年的金色收穫，提供了烏蘭牧騎長盛不衰的源頭活水。”那順説，只有源自生活的真情演出，才能擁有台下觀眾豐富的“表情包”。

　　從不錯過為一個觀眾演出，到不讓一個困難群眾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草原上深深紮根。

　　綠色交響樂

　　“樹離開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學”

　　恨了18年後，殷玉珍終於理解了父親。

　　“父親那時在內蒙古給人放馬，經常在白萬祥家歇歇腳，喝口水，看小夥子雖然窮，但憨厚老實，就答應給他介紹對象，介紹誰誰不來，‘承諾就是債務’，父親把我許配給了他。”1985年正月，19歲的殷玉珍從陜西靖邊縣，嫁到十幾公里外的內蒙古烏審旗薩拉烏蘇村。

　　那是個什麼樣的家啊？殷玉珍一看就傻眼了：其實就是個埋在毛烏素沙漠半截的“地窨子”，兩個人在裏面都轉不開身。晚上風沙一起，第二天一早必須上房鏟沙，不然房子就被埋了。再放眼望去，方圓幾公里之內，無一戶人家，惟有漫漫黃沙。

　　這日子怎麼過？殷玉珍連續多天不吃不喝，幾次尋死，還用臉盆扣住過沙漠上的腳印，“幾十天見不到一個外人，沒人可以説話，我就和那腳印説：你是誰？你怎麼也到這裡來……”

　　父親來了，看到的是幾個月前壯實的女兒瘦成了皮包骨。“我那時責怪父親，你把我嫁到這兒，想死死不了，想活沒活路。”殷玉珍説。

　　“哪兒都是雞叫狗咬，哪兒的黃土都埋人。這也許就是命吧，但不能認命。”父親勸慰她。

　　“父親當時已有病在身，看到我的悽慘樣，自責不已，病情加重，兩個月後就走了。”回憶至此，殷玉珍有些哽咽。

　　父親走後，還有母親和弟弟需要照顧。殷玉珍告訴白萬祥：“再也不用擔心我尋死了。我想通了，這輩子只幹一件事：種樹治沙！寧可種樹累死，也不能讓風沙欺負死！”

　　賣掉家中僅有的一隻三條腿的羊，換來600棵樹苗；打發丈夫外出打工，不要工錢，只要樹苗；把孩子拴在炕上，夫妻倆去種樹……

　　“毛烏素沙漠那時的風沙，颳起來瘆人，從冬天直到來年5月黃沙還在肆虐，栽樹成活率連10%都不到。”有一天狂風驟起，沙塵暴卷地而來。殷玉珍和丈夫撒腿就往家跑，丈夫握著鐵鍬在前面走，她抓著鍬把緊跟在後，怕被風卷跑。“走著走著，天昏地暗，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多虧聽見家裏的狗叫聲才摸回了家。風沙停後，到地裏一看，種下的樹大部分被連根拔掉。”

　　屢敗屢戰，殷玉珍摸索出了植樹治沙的辦法：先壓風障，再種灌木，擋風固沙，蓄水保墑。

　　從沒有一株樹到植樹60余萬株，從浩瀚黃沙到7萬畝綠海：“黃龍”鎖住了！但30多年來，殷玉珍吃了多少苦？除了她和她的樹，恐怕沒人能數得清。“每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就走進林子深處，看到我種下的樹都朝我招手，煩惱就會一掃而光。”

　　“別看樹不會要吃要喝，同樣需要照顧。孩子要上小學時，附近又沒學校，如果我帶著孩子走，就沒人照顧樹。樹離開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學。”殷玉珍説，當大兒子18歲離開她去呼和浩特上大學時，才理解了父親當年的心情，“哪個父母不心疼自己的骨肉？”

　　“內蒙古沙漠、沙地面積大，很多人生下來就面臨著和黃沙搏鬥的任務。”內蒙古林業廳副廳長龔家棟説，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殷玉珍們不向命運低頭，內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繼續“雙減少”。

　　踏著生態恢復的節拍，生物多樣性復現。“現在光啄木鳥就有5種。”殷玉珍喜歡拿著手機在林子裏拍照。

　　打開電腦，廷·巴特爾給記者展示他在自家牧場拍的視頻：《沙地中的花》《小狐狸出窩了》《起飛的天鵝》……

　　“現在草場上植物有270多種，野生動物上百種，這在以前不可想像。”巴特爾現有草場5926畝，“按草畜平衡要求可以養103頭牛，我只養了55頭，今年冬天準備再減5頭：給野生動物讓路！”

　　近些年，內蒙古草原增綠明顯，草原生態整體惡化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局部明顯恢復，2016年草原植被平均蓋度達到44%，較2010年提高了7個百分點，基本恢復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最好水準。

　　不僅農牧區在增綠，城市同樣在增綠。

　　城市黃金地段，竟然有片草木蔥蘢的“萬畝草原”——是不是有點奢侈？這個在包頭可以有，名叫“賽汗塔拉”，蒙古語的意思是美麗的草原。

　　“這塊佔地8479畝的草原，在1955年版的包頭城市規劃中，就被定為綠地。”91歲的王璲是包頭城市規劃設計的親歷者。

　　包頭城在長高長大，但從未蠶食這一綠地。不僅如此，今年3月，包頭市委決定，對草原西側的建築整體拆遷，增加綠地2800畝，賽汗塔拉將成為名副其實的“萬畝城中草原”。

　　“包頭的城市規劃一直執行得比較好，可謂一張好的藍圖一幹到底。”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的王璲，1954年到包頭支邊，參加城市規劃建設，當了22年園林處處長，60多年來堅持用相機記錄包頭的城市變遷，熟悉包頭的每一條道路、每一處公園的前世今生。

　　“我剛到包頭時，全城只有43盞路燈、63株行道樹，當時市領導跟我説，煙囪比樹多，要全民植樹。”王璲説。年年歲歲持續不斷地造林綠化，造出了“國家園林城市”“國家森林城市”等殊榮，公園綠地遍佈這座塞外之城。

　　藍色守望者

　　一個蒙古族未婚少女與28個南方孤兒

　　瞬間可以成就永恒，永恒源自一個個瞬間。

　　一個18歲的蒙古族未婚少女，獨自撫育28個嗷嗷待哺的南方孤兒——時間雖然只有9個月，但在草原上留下了永遠的佳話。

　　“那會兒是一個大孩子，撫養著28個不時啼哭的小孩子。”75歲的都貴瑪包著橘黃色頭巾，皺紋爬滿臉上，像木雕一般，這是在草原上風吹日曬留下的印跡。老人現在和女兒一家住在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溫馨小區。

　　那是1960年，都貴瑪剛初中畢業，屬於“有文化，家裏又不太忙”的女牧民，就被挑中去接孤兒。後來，她才知道：他們接的是“國家的孩子”。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得知上海、浙江、江蘇等地有許多孤兒因缺乏食品，面臨疾病和死亡的威脅時，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毫不遲疑地決定調撥奶粉救急，並向中央表示：由內蒙古安排牧民收養這些孤兒，“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內蒙古先後收養的3000多名孤兒被稱為“國家的孩子”。

　　“我們去呼和浩特接孤兒時，給每個人都換上了新衣裳，這意味著他們成了草原的孩子。”都貴瑪説，接回後，先住在四子王旗裏的一個幼兒園，“讓這些南方來的孩子先適應草原的環境和飲食，生病也方便就醫，5個月後我就帶著28個孩子回到了公社。剛開始，照顧他們吃喝拉撒睡、換尿布等我都不會，只能一步一步地學。”

　　當時28個孩子中，最大的5歲，最小的不到1歲。“我們住在公社提供的一個大蒙古包裏，晚上我睡中間，旁邊都是孩子，很多個晚上都睡不好覺，只能坐著看孩子。”喂奶、喂飯、起居，都貴瑪不分晝夜地照料他們。所幸，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月，28個孩子沒有一個因病致殘，更無一人夭折，創造了那個年代的一個奇跡。

　　冬季來了，28個孩子一個個被牧民登記領養走，都貴瑪和孩子們難捨難分，經歷了28次依依惜別。孩子們長大後，成為草原新一代的建設者，他們經常來到都貴瑪膝前，給額吉説説知心話。

　　端上奶茶，遞上奶食，孟根其其格的待客禮儀，和其他蒙古族別無二致。她居住在離都貴瑪不遠的另一個小區，從長相到家居佈置，如果沒人介紹，你不會想到這位小學教師是曾經的上海孤兒，“我名字的意思是‘銀花’，我現在就是蒙古族，蒙古話比漢話流利得多，丈夫也是蒙古族，沒有我的蒙古族父母，哪有我這條命？”

　　廷·巴特爾到薩如拉圖亞嘎查插隊後，目睹了牧民含辛茹苦地撫養南方孤兒，“當時，不少領養孤兒的牧民，有自己的親生兒女，可他們卻把好吃的、好穿的，都先給了孤兒。他們屎一把、尿一把地把孩子們都拉扯大了。”

　　“國家的孩子”的傳奇在草原激蕩，蘇尼特右旗“漢奶奶”的故事又在耳邊迴響。

　　身著蒙古族服飾的81歲漢族老人王愛蓮，和兩位蒙古族同胞結下了終生緣分：先是收留了從通遼前來打工的蒙古族女孩吳曙光，認作乾女兒，不但給她介紹對象，還將她從自己家中嫁了出去；

　　另一位是小蒙，小蒙父母生活在賽罕烏力吉蘇木（鄉）腦幹塔拉嘎查（村），那是一個沙窩子，6歲的小蒙要到縣城上學，父母又得回嘎查放牧，王愛蓮就把小蒙領到了家裏生活至今，現在錫林郭勒盟蒙古中學讀高一。

　　小蒙父親沙拉説：“小蒙在額吉家裏生活了十來年，除了寒暑假回家看看，其餘時間都是和奶奶在一起，奶奶教他做人，讓他好好學習。在城裏，我們沒有親人，額吉就是我最親的人，我們是一家人。”

　　“沒有民族團結，哪有國家的興旺發達？各民族只有團結奮鬥，才能共同繁榮發展。”在採訪過程中，無論記者從哪個角度提出問題，雲曙碧老人都要回到民族團結上，而且她的語氣是那樣堅定有力，神情是那樣凝重嚴肅。

　　風過草原，飄舞起藍色的哈達，飄來一曲《我從草原來》：“我從草原來，草原那邊花正開。我從草原來，草原那邊花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