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內鬥殃及美俄關係？
特朗普“被迫”制裁俄羅斯
昨天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名為《美國敵對國家制裁法案》的法律文件，這項法案規定未來美國將因為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和操縱烏克蘭東部危機”而對其能源、金融和軍事工業企業進行制裁，並且擴大了對俄政府機構和部分高官的個人制裁，同時有幸“陪綁”的還有因為開發遠程彈道導彈和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鮮。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簽署必要的文件後，卻立即聲稱這部法案“存在嚴重缺陷”。這實在是有些詭異了，按照美國的憲法，特朗普作為總統完全可以動用自己的否決權將這項法案打回國會，而國會必須重新進行審議決定是否修改，或者再次表決，除非以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贊成票推翻總統的否決，否則法案將成為廢案。一般說來，美國總統動用否決權後，多數法案要麼經過重大修改後得到國會審議通過並且經總統簽署，要麼就此煙消雲散。
既然如此，特朗普為什麼不繼續保持自己“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特立獨行風格，果斷動用否決大權呢？如果看看國會兩院的表決結果，我們或許就可以明白了特朗普目前尷尬的處境。在眾議院法案是以419比3，而在參議院是97比2通過的，很明顯國會內部的民主和共和兩黨的議員們在這個法案上是通力合作。
其實，美國國會以絕對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不是沒有先例，遠了不說，就在去年九月美國國會就曾經以絕對多數推翻了時任總統奧巴馬以“損害美國安全利益為由”否決《911法案》的行為，強行通過了允許“9·11”恐怖襲擊事件倖存者和遇難者親屬起訴沙特政府的法案。這一推翻總統否決的行為被當時美國政府發言人稱為最近30年來是國會做出的“最令人難堪”的決定。當時美國參眾兩院反對的力量可是遠遠比今天反對票加起來都不如一個手的指頭多的局面強多了。因此只能說面對美國政治精英整體“制服”特朗普的手段，他的任何否決都最後必將自取其辱。
那麼特朗普為什麼抱怨這個法案有“嚴重缺欠”呢？因為這份法案裏破天荒的有一個特別的條款：未來特朗普想解除任何對俄制裁措施時候，必須經過國會同意。這是美國建國以來，首次國會將屬於總統的外交權力加以限制。
自美國這次不同尋常的大選開局以來，“通俄”這個詞就幾乎成了華盛頓上空縈繞不去的一個幽靈，不僅在野的民主黨緊緊抓住此事不放，即便是共和黨內的主流政治勢力也想借著這個機會看特朗普這個“圈外人”總統的笑話。隨著美國司法、情報機構對於此事的調查展開，特朗普政府數名高級官員不得不黯然下臺，就是向來好名聲的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也受到特朗普反擊的波及。
雖說美國的官方正式報告中認為俄羅斯情報機構通過種種手段對美國大選進行了干預，或許某種程度上幫助了特朗普這個說過普京不少好話的“政治門外漢”贏得勝利，但是其實直到目前為止，根本沒有什麼像樣的證據表明特朗普真的有“裏通外國”行為。
不過，美國政壇的黨派鬥爭向來在乎的不是真憑實據而是“政治正確”。原本通過他國選舉程序，或者發動街頭政治最後以“選舉”的形式去推翻一個被本國所不喜歡的政府，這是美國幾十年來玩的爐火純青的“套路”。如今看見俄羅斯可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顏色革命的遊戲玩到了美國來，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在惱火之餘，恐怕內心還有更多的是恐懼的成分，所以目前對俄羅斯持強硬立場恐怕已經成了華盛頓政治圈裏的“政治正確”標準之一了。
美國歷來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去制定外交政策，這次對俄制裁的法案這個特點尤其鮮明。首先，出於對有“通俄嫌疑”的總統特朗普不放心，美國兩黨罕見的通力合作在法案中塞入了這個讓特朗普抱怨不已的條款，這就意味著特朗普在未來的對俄關繫上靈活性被壓縮到了最小程度。其次，對俄制裁的條款顯得“精細化”十足，針對俄羅斯目前主要外匯收入依靠能源和軍工產品，美國這個制裁專門撿“軟肋”下手。
不過這個法案最精妙的一點在於，民主和共和兩黨一邊要“制服”特朗普另一邊也對他“拉一把”。因為這個制裁可以延及對俄相關企業投資或者合作的第三方公司，目前高度依靠俄羅斯能源（主要是天然氣）的歐盟其實很受傷。未來歐盟一面要成為美國的能源市場，為美國的能源工業再次“復興”出力，一面要面對自己公司的鉅額損失，同時因為能源價格問題，歐盟未來的許多產品是否還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對美國形成競爭力就存在問題了。
這無疑是對特朗普“重振美國”的設想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之處，畢竟特朗普當選所依靠的就是那些寄希望於美國工業復蘇為自己帶來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群。如果特朗普想穩定自己的政治地位，這些人的支持顯然是他最後的依靠。所以從實際操作角度考慮，無論特朗普有多麼不喜歡這個法案，他都幾乎沒有否決的空間，從特朗普個人的政治利益考慮，無論是洗白自己的“通俄”嫌疑也好，還是鞏固支持率也好，都必須接受這個法案。
既然美國的傳統政治精英在對俄關繫上“制服”了特朗普，未來很顯然美國對俄政策將不得不依照這個法案確定的調子進行。
總得來說，美國國會這個法案的通過一方面很可能將美俄關係打入谷底，逼著俄羅斯不得不採取對抗性姿態，最後致使美國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資源去面對；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美國國內的政治內鬥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美國憲法頒布以來，總統的行政決策權首次受到國會的立法權直接干預，這為日後美國行政當局在對外政策上是否還能保持以前的順暢靈活留下了一個疑問。（文/千里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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