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帶著我們“馬上就辦”

　　福州福馬公路馬尾隧道西入口，青山如黛。漫山的相思樹下，紅色大字組成的巨型標語牌格外醒目——“馬尾的事，特事特辦，馬上就辦”。

　　短短12字，生命力卻歷經近30年不衰……

　　在1991年2月20日的福州市委工作會議上，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第一次向全市幹部明確提出，“要大力提倡‘馬上就辦’的工作精神，講求工作時效，提高辦事效率，使少講空話、狠抓落實在全市進一步形成風氣、形成習慣、形成規矩。”

　　從那時起，“馬上就辦”在榕城蔚然成風，成為全體黨員幹部踐行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的具體體現。

　　金能籌（時任福州市委副書記、福州市市長）：

　　他提倡今日事今日畢

　　1990年4月，習近平同志離開閩東山區，主政省會福州。作為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當時福州不但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辦事效率也難如人意。

　　“經過一番調研，習近平同志決定把改變幹部作風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時任福州市委副書記、福州市市長金能籌回憶，在“硬環境”較難短時間改變的情況下，習近平同志下決心優先提升“軟環境”。

　　“在一次市委機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提出，我們要辦的事很多，要為改革開放提供一個良好的軟環境，這就需要提倡一種滿負荷的精神，反對拖拉扯皮和人浮於事，提高辦事效率，做到今日事今日畢。”金能籌説。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報》上刊登了一則消息——《我們也需要一本“市民辦事指南”》，反映了群眾對提高機關服務水準的呼聲。對於這篇位置並不顯眼的文章，習近平同志十分重視，當即指示市委政研室立即著手準備編寫“市民辦事指南”，並第一時間在報紙上發佈消息向群眾反饋，前後只用了50個小時。

　　“通過這樣一件小事，人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信號。”金能籌説。

　　1991年2月23日，就在市委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馬上就辦”之後第三天，習近平同志帶領福州市有關負責人到馬尾，參加省委、省政府召開的福州開發區現場辦公會。為呼應上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支持開發區進一步加快發展的意見，當天中午，習近平同志顧不上休息，當場召集福州市有關部門，研究起草福州市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要求的12條配套舉措。

　　時任馬尾區委辦公室科員王峪清晰記得，習近平同志當時特別強調：“要抓住那些急需解決又有能力解決的事進行研究，並且本著‘馬上就辦’的精神，組織實施。”

　　省裏放給開發區的權，市裏絕不設卡；市政府每月到開發區現場辦公一次；市各主管部門簡化審批程式，一攬子解決問題；各有關部門要深入開發區，幫助開發區及投資者排憂解難……12條配套舉措的出臺，直接催生了首問責任制、辦事限時制、紅燈呈報制等制度。

　　“‘馬上就辦’抓準了福州改善開放軟環境的要害，讓勤政廉政、狠抓落實的精神在全市領導幹部中落地生根。”金能籌説，“馬上就辦”不僅在當時為開發區發展注入了動力，對今天的政府管理創新、職能轉變，也是非常有益的實踐和探索。

　　郭永燦（時任福州市委辦公廳副主任）：

　　他親自抓督查落實

　　“‘馬上就辦’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源於習近平同志對人民群眾的感情，也是問題導向下産生的一種創造性的執政理念。”時任福州市委辦公廳副主任郭永燦説。

　　郭永燦回憶，習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後，曾在多個場合叮囑各級領導幹部：“我們是人民的公僕，不是主人，不能當官做老爺，擺架子。人民群眾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黨和政府就是要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

　　在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時，習近平同志逐步探索“馬上就辦”制度化、規範化、常態化的運行機制。

　　在1991年底召開的一次福州市委機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提出，“馬上就辦”的關鍵，是要抓好督查工作，只有督促檢查，才能真抓實幹，否則就是“稻草人”。

　　“講到這裡，他放開稿子，又發自肺腑地説，我個人有個習慣，就是不説則已，説了就要過問到底，否則説的話就是廢話，不如不説。不要去浪費別人的時間，浪費自己的腦細胞。既然想到這件事，提出這件事，就要辦成這件事，辦好這件事。”郭永燦回憶説。

　　為做好督查工作，習近平同志親自抓市委重大事項的督查落實，並建立起三項督查制度：一是下基層調研督查制度，要求市縣兩級黨政領導，每年至少有1/3的時間深入基層調研；二是分工督查制度，對誰負責什麼進行製表立項，督查到底；三是定期督查制度，要求相關部門每季度對重要部署、重大項目進行一次檢查。

　　“踐行‘馬上就辦，真抓實幹’，習近平同志親力親為。”1993年3月，習近平同志帶領有外商參加的考察團赴河北“內聯外引”，洽談合作。

　　“他把當地和外商反映的每一個問題都記得很仔細。整整一週的時間，白天考察洽談，當晚就開會研究，安排分工落實，幾乎每天晚上都到淩晨一兩點。”郭永燦説。

　　胡孝輝（時任福州市政府辦公廳外經處副處長）：

　　他推動實行“一棟樓”審批

　　招商引資，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福州最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習近平同志到任不久，當時分管外經貿的副市長龔雄，把一張1米多長、蓋了130多個公章的宣紙帶到了市委常委會上。

　　“龔雄做了調研，那時外商投資設廠，走完從合同章程審批，到工商、稅務、海關、商檢登記，再到建設程式審批等一系列流程，需要數月甚至一年以上。開放意識不夠，機制流程冗長，這件事給了習近平同志很大觸動。”時任福州市政府辦公廳外經處副處長胡孝輝説。

　　1991年3月，在融僑工業區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同志針對福州在招商引資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首次提出要採取“一棟樓”辦公和有關部門委託代理、上門服務等辦法，減少圖章和公章旅行。隨後，福州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開始在福州溫泉大飯店運行。

　　“一棟樓”具體怎樣做？習近平同志拿出了“規劃圖”。

　　當年8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外商投資座談會上提出，一棟樓實行“一個中心、一條龍”的管理模式，側重於發揮聯合辦公、聯合招商、聯合審批、一個窗口對外、跟蹤服務等功能。

　　8月24日，習近平同志再次在福州市委六屆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要繼續加強和完善外經“一棟樓”的功能，積極探索按“六個牽頭單位、七道環節、一棟樓統一對外”的新程式辦事，減少環節，提高辦事效率，為外商投資提供優質服務。

　　胡孝輝説：“外經‘一棟樓’集結了全市20多個政府部門和社會服務單位，外商可以一口氣辦完營業執照、稅務登記、銀行開戶等一系列手續，再也不用滿城跑了。隨著外商投資項目越來越多、金額越來越大，入駐‘一棟樓’的部門也越來越齊全。”

　　“當時，市裏成立了外經工作領導小組，習近平同志親自任組長。他還經常到溫泉大飯店去指導工作。”胡孝輝回憶，習近平同志還倡導在市委禮堂舉行每月一次的外商投資接待日活動，推動形成了定期現場辦公解決企業問題的新機制。

　　1994年6月，習近平同志召集40多家台資企業和相關部門負責人，在福興投資開發區召開臺商現場辦公會。“會上，他明確提出，要定期不定期地召集座談會聽取意見，也要召開像今天這樣的現場辦公會解決實際問題。”

　　投資環境的明顯改善，推動了福州經濟快速發展。從1990年到1995年，福州市GDP從100億元攀升至400億元人民幣，增長率遠超同期全國平均水準。

　　陳永輝（時任福州市臺江區蒼霞街道黨工委書記）：

　　他要求幹部急群眾之所急

　　“‘馬上就辦’是一種鞭策。”1999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不缺好處方，而是沒人動手解決，所以我提倡行動至上。理論、方針、政策、部署都有了，就要強化抓落實的力度。”

　　這樣的理念，讓當地群眾獲得感越來越強。

　　2000年7月2日，烈日當空，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同志沒打招呼，來到福州市棚戶區連片的蒼霞社區。

　　陳永輝回憶：“那天天氣特別熱，習近平同志又是在下午兩點最熱的時候來的。當時的街巷窄得連車子都開不進來，他帶著大家下車步行，走得滿頭是汗。”

　　習近平同志來到正義路27號，這是一幢低矮的二層木屋，年久失修， 8平方米的空間擠著唐慶旺一家7口人。幫人宰鴨子為生的唐慶旺當時正在院裏忙活。“他笑著朝我走來，讓我帶他到家裏看看。”唐慶旺回憶説。

　　“他身材高大，頭都要碰到房頂了。”在蒸籠一樣的木板房裏，習近平同志詳細詢問了唐慶旺一家的生活情況，足足待了半個小時。

　　從唐慶旺家出來，習近平同志向身邊的幹部接連發問。那一幕，讓陳永輝終生難忘。

　　“有誰的家人住在這樣的房子，舉個手！”沒有人回答。

　　“有誰的直系親屬住在這樣的房子，舉個手！”依然沒有人回答。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選在這個時候來棚戶區調研嗎？就是想讓大家親身體驗百姓疾苦，加快棚改步伐。”

　　隨後，習近平同志就近召集相關部門負責人和棚戶區居民代表座談。他説，改革開放已經20年了，我們千萬不要忘了那些生活條件困難的群眾。我們是人民政府，要記得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要將心比心，雪中送炭，把錢用在急群眾之所急的項目上。

　　走出會場時，他又對圍在會場外的群眾説，政府一定不辜負大家的期盼，把好事辦好。“當時，在場群眾掌聲雷動。”陳永輝説。

　　7月10日，習近平同志調研後第八天，蒼霞棚屋區改造工程正式拉開帷幕。當年春節，唐慶旺一家就搬進了60平方米的新居。次年5月1日，涉及蒼霞社區3441戶、近萬人的回遷安置房全部竣工。

　　直到今天，唐慶旺對當年的習近平省長仍心存感激。“盼新房盼了幾十年，他幾個月就讓我們住上新房。他提倡的‘馬上就辦’，我們就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和見證人！”

　　（原標題：習近平帶著我們“馬上就辦”（新思想從實踐中産生系列報道之六·福建福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