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問題使瑞典政治與社會加速衝向極端

　　近期，瑞典政壇充斥著焦慮和相互指責。9月9日，瑞典議會大選中，極右翼民粹政黨瑞典民主黨獲得17.6%的支持率，以在議會獲得62個議席的成績進一步鞏固其第三大黨的地位。其後在9月25日，瑞典時任首相、社民黨主席勒文在瑞典民主黨召集其他中右翼政黨發動的不信任投票中落敗，成為瑞典歷史上首位因彈劾案而下臺的首相。瑞典政治亂象的背後，更多聚焦于歐洲難民問題給瑞典政治、社會和安全帶來的衝擊，難民問題導致的深刻負面影響將瑞典逐步推向更為保守和極端的發展方向。

　　自二戰以來，瑞典一直對移民和難民抱有包容的態度，二戰後曾經吸納了來自東歐、南歐和土耳其的打工者，波黑戰爭前後吸納大量巴爾幹難民，自21世紀之初也不斷接納來自中東的難民。然而，自2015年中東動蕩造成歐洲難民危機以來，北歐國家涌入的難民數量大幅飆升，僅2015年瑞典就接納16.2萬名移民或難民，絕對數字僅次於在歐盟內的德國，人均接納數更是達到歐盟之首，在2016年和2017年每年抵瑞難民仍舊達到3萬人左右。超瑞典負荷的難民涌入後，瑞典的經濟、安全等方面壓力陡然增加。

　　在經濟上，難民給瑞典帶來的經濟負擔不可小覷，瑞典曾因避難所數量不足而租借豪華遊艇供難民居住，日租金高達9.3萬美元，即使沒有得到居留申請的難民，瑞典政府依然會發放每人140美元的補貼。瑞典移民署曾指出，2016-2017年瑞典安置難民要額外花費84.1億美元，年增加支出將達到瑞典財政預算的4%。時任財政部長安德森曾無奈向難民喊話“不要來瑞典”。而瑞典的高福利體制正是建立於高稅收和高公共支出之上，瑞典在經濟上對難民的慷慨也激化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認為難民侵佔了本應用於本國民眾的公共資源，在金融危機後面臨貧富差距、失業等問題浮現的同時，更多地支持民粹政黨和反對黨帶來的“不同選擇”。

　　在安全上，瑞典在難民危機後相對平靜安詳的環境被徹底打破，移民和難民與當地居民之間的衝突頻頻發生。一方面，移民後裔及難民製造的惡性犯罪事件時有發生，斯德哥爾摩、哥德堡等大城市部分街區本地人甚至不敢踏足。更嚴重的是，瑞典面臨的恐怖主義風險也大幅上升。2017年4月，斯德哥爾摩緊隨英國之後發生卡車撞人恐襲事件。民眾長期以來的安全感由此支離破碎，呼喚國家主權給予的更多安全保障，使得民粹政黨的反移民呼聲在民眾觀感角度似乎變得“合乎情理”。

　　因此，瑞典的政治和社會思潮大幅右轉亦不出人意料。社民黨執政期間雖然不提及反移民口號，卻在實際政策中貫徹加強審查、遣返及邊境管控等措施。在反對黨方面，中右翼政黨和瑞典民主黨等極端政黨均在移民牌上進行激烈競爭，並且大力抨擊瑞典過去數十年的移民融合政策缺陷。同時，民粹勢力在議會影響力不斷上升，瑞典傳統政黨間組閣的可能性愈發薄弱，社民黨和中間黨對“小夥伴”的依賴性更強，使得黨派間相互叫價、博弈更為激烈，合作、妥協、協商的政治傳統更加稀薄。首相勒文因不信任案而下臺也顯示傳統政黨已經開始打破禁忌，嘗試與民粹主義合作。而在社會層面，瑞典的排外主義和極右翼思想隨著難民危機和民粹化趨勢而沉渣泛起，不時出現極右翼青年攻擊移民難民，火燒避難所等事件發生，進一步加劇了移民難民與本地人之間的衝突與對立，使社會和族裔間融合向著惡性循環的方向發展。

　　由此看，難民危機及其衍生的社會政治變化已經將瑞典推向了國家發展和治理的十字路口，如何處理開放包容的價值觀與移民難民帶來的實際問題之間的關係，如何讓社會政治秩序避免向極端化方向發展，都是未來瑞典政府乃至整個歐洲面臨的現實問題。而從目前瑞典政壇正向著失序與偏激滑去的趨勢看，整個國家價值理念正向著未知水域而去。（董一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