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獻專題片《我們走在大路上》丨第九集：改革春潮

　　1978年12月的一個冬夜，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簽下如是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當時，這群農民並沒有想到，一場改變中國億萬農民命運的改革實踐，正拉開大幕。春潮涌動，正由涓涓細流，匯成滾滾洪流。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放映了一部只有10分鐘的內部參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農村的貧困狀況。隨後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決定，要儘快派一名得力的幹部去主持安徽工作。於是，萬里被任命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1978年夏，安徽發生特大旱災，省委果斷作出了“借地給農民種麥”的決定。

　　肥西縣災情嚴重，夏糧減産，中晚稻絕收。山南區委召集各隊黨員開會，討論如何多收糧食度過饑荒，到會23名黨員一致同意把地借出去分給村民，包産到戶，搞責任田。

　　肥西縣小井莊原會計李祖忠：“23號開始分，24號早上那就不一樣了，男女老少，除了一個老，除了一個小，整個上田裏去了，都到自家田裏去了。那樣幹，用刮子刮，那幹勁，非常十足。”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當年是遠近聞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産靠貸款”的三靠村。農民自發地實行了“大包乾”。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小崗村大包乾帶頭人 關友江：“1978年是大旱年，1979年是風調雨順。用我們的土話講，丟什麼收什麼。”

　　人們終於看到了久已盼望的豐收景象：小崗糧食産量比前一年增加四倍，農民收入增長十六倍，村民人均收入從上年的22元躍升到350元。

　　在此前後，山東、四川、內蒙古、甘肅、河南、貴州、等地也出現了包産到組、包産到戶、聯産計酬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制。

　　農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我國的土地所有制是國家所有權和農民集體所有權並存的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聯産承包責任制，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的農民生産責任制，它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激發了農村活力，推動了生産的發展，使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鄧小平説，包産到戶是“農民發明的”。他説，“搞包産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絕大多數生産隊搞了包産到戶，增産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産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自1982年開始，黨中央連續5年發出中央一號文件，把以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推向全國。

　　大包乾帶來大變化，1984年，全國糧食産量首次突破4000億公斤，農林牧漁業總産值比1978年增長1.3倍，中國人均糧食擁有量接近400公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在春天，家家戶戶都在田地中忙著春耕。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一片冬麥，那一片高粱。十里呦荷塘，十里果香……”

　　序幕已經拉開，農村改革大潮勢不可擋，廣大農村呈現出勃勃生機。

　　距離鳳陽縣小崗村數百公里外的浙江省蕭山縣，人口眾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為了吃飯，當地社員想了很多辦法，搞起了多种經營，創辦了各種小型企業，其中就有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

　　魯冠球：“那個時候，都是集體，個體有，很少，這種工廠你稍微搞大一點，不允許，這樣子一搞，搞了六年，換了七個地方，這裡不行那裏不行，真的，東躲西藏。”

　　魯冠球的農機廠從一個小作坊發展為第一個進入美國市場的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並開創鄉鎮企業收購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企業家勇於改革實踐的智慧和擔當。如今的萬向集團已經是年營業收入超千億、利潤過百億的現代化跨國企業集團。

　　從1979年開始，江蘇昆山、江陰、張家港、常熟，浙江溫州，福建晉江，廣東佛山等地，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

　　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産值佔農村社會總産值的50.4%，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總産值，農村經濟出現歷史性變化。

　　無農不穩，無工不富。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繼聯産承包責任制之後的又一個偉大創造，為促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進程開闢了一條新路。

　　農村改革緊鑼密鼓，推進城市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城市改革先從“放權、讓利、搞活”做起。放權就是中央向地方下放財權、物權，擴大企業生産經營自主權，調動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

　　1979年5月，首都鋼鐵廠等8家大型國營企業開始進行改革試點。從1981年起，把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工作，在國營工業企業中全面推廣。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一個推進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

　　這標誌著改革的重點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計劃管理體制、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範圍，改革價格體制、形成多種價格形式。

　　一項項改革逐步衝破了傳統的經濟體制，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改革如大江東去，激流浩蕩；社會像龍舟競渡，百舸爭流。

　　隨著社會經濟的活躍，中央提出，要“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於是，街上走南闖北的生意人多了，擺攤做買賣的也越來越多了。

　　溫州人民西路上，這家店舖並不惹眼，卻見證了一個時代的開始。從那時起，“個體戶”這個字眼逐漸為中國老百姓所熟知。

　　1979年秋天，18歲的章華妹作出一個冒險而又無奈的決定：當個體戶。當時的政策對個體工商業還有許多限制，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門前擺攤，賣些日用小百貨補貼家用。

　　章華妹沒有料到，轉機會來得這麼快。1980年12月，一張編號為10101的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發到了章華妹手中，直到24年後，她才知道：自己領到的這張營業執照是全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份個體營業執照。

　　章華妹：“工商所的同志過來説，你現在拿了這個執照，你們可以做大一點了，國家是允許你們做的，你們大膽去做吧，不要有什麼顧慮，能開多大開多大，沒關係。”

　　在個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的經營者年廣久成了有爭議的人物。年廣久的瓜子名氣大，銷路好，自家人手不夠用，他就找人幫工。起初他的雇工只有幾個人，後來發展到100多人。

　　有人説，年廣久雇工人數超過規定，應該限制。鄧小平看到調查報告後，他説：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説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政策逐漸放寬，使市場上水到渠成地出現了私營經濟。這些起初不起眼的小作坊、小工廠、小商店越做越大，小本生意做成全國乃至跨國買賣，成長為實力強勁的私營企業主。

　　這組20世紀80年代的電影《雅馬哈魚檔 》，記錄了像章華妹等一批由待業青年轉變而來的創業者們，他們也因此成為改革開放政策最早的受益者。1978年全國家庭作坊和個體戶的數量僅有14萬，到1981年已經增長到了260萬。

　　個體經濟發展，私營經濟競相崛起，形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中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

　　傳統計劃流通制開始向市場流通體制演變。農貿市場、菜市場、社區菜店、農副産品平價商店等呈現出新的氣象，多種渠道多種形式的流通更加活躍，朝著方便群眾生活、保障商品品質、促進居民消費的方向發展。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入，科技方面的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也全面展開。1985年3月，中央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作出了《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

　　北京大學的王選抓住了機遇。他主持研發成功漢字鐳射照排技術後，沒有駐守實驗室停止腳步，1988年，他攜技術與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合作，這是方正集團的前身。

　　鐳射照排技術取得了巨大的市場效益，引發了“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技術革命。王選被譽為“當代畢昇”。

　　王選在商海弄潮，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科學家在新科技浪潮中逐浪。

　　1986年3月3日，他們給鄧小平寫信，建議積極跟蹤國際先進水準，在國際高技術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3月5日，鄧小平明確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正因為意識到科技是當今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著名論斷。他還説，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是人才，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後來，人們按提議的時間把它稱為“863”計劃。

　　中國的對外開放，這時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8年3月，中央正式決定派習仲勳主政廣東。7月，習仲勳到達廣東後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當時他來到中英街，他看到街心幾塊石頭隔離了一條小街，香港一側車水馬龍，而大陸一側非常蕭條。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讓他心情沉重。

　　1979年4月，習仲勳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在發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據廣東緊靠港澳、華僑眾多的特點，給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頭建立出口加工區。這一設想得到了鄧小平的大力支持。

　　鄧小平説，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就叫做特區。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經過黨中央、國務院的反復醞釀和籌備，1979年7月20日，深圳市蛇口區響起了隆隆的炮聲，移山填海、興建碼頭的工程開始動工。

　　兩天半建設一層樓的“深圳速度”被傳為佳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傳遍全國，令人深思、催人奮進。

　　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樹立了榜樣。

　　1984年的春天，鄧小平的專列駛出了北京，駛向了南方。

　　他説，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決定，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鄧小平馬不停蹄地跑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的勃勃生機，讓他深感振奮。

　　他欣然命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鄧小平的建議，決定開放北起遼東半島的大連、南至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北海等14個沿海城市。這些城市宛如珍珠，串起了中國長達 1萬多公里的海岸線。

　　1988年，中央批准海南建省，並決定開發開放海南島。

　　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逐漸開啟，古老而青春的中國張開雙臂，擁抱世界。

　　改革開放，使中國充滿著活力。

　　從計劃經濟，到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一步步向前發展。從資源的流動、生産要素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從而形成滾滾春潮，爆發出強大的能量，催生了人們的信心和希望。

　　在這一過程中，一個決定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理論成果被人們牢牢記住。

　　中國共産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 鄧小平：“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1984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國慶35週年盛大慶典，這是對改革開放成就的一次檢閱。

　　在遊行隊伍裏，北京大學的一群學生自發拉起了一條自製的橫幅——“小平您好”。

　　這樸素、親切的問候，表達了中國人民對鄧小平發自內心的愛戴；表達了對他領導開創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支持和擁護。

　　春潮滾滾，春風浩蕩。

　　這是改革的春潮，時代的春潮，它洶湧澎湃、氣勢磅薄！它凝聚著中國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美好願望，向著美好的未來，勢不可擋，奔涌向前！ 

　　【大事記】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簽訂包産到戶“紅手印”。

　　1978年，企業自主經營權不斷擴大。

　　1979年7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創辦經濟特區。

　　1980年2月，實行“分灶吃飯”財政體制。

　　1980年12月，頒發第一個個體工商業執照。

　　1983年9月，中央銀行制度確立，商業銀行體系逐步建立。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85年1月，設立教師節。

　　1985年2月，開闢和發展沿海經濟開放區。

　　1985年3月，實施科技體制改革。

　　1985年3月，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

　　1985年6月，百萬大裁軍。

　　1986年3月，實施“八六三”計劃。

　　1986年9月，中國女排勇奪“五連冠”。

　　1986年12月，開展股份制試點。

　　1987年5月，大興安嶺撲火救災。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開。大會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