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以林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5週年。抗日戰爭對近代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影響深遠。中華民族在戰爭中做出的犧牲、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然而，人類歷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災難，常常都是以歷史的巨大進步作為補償的。

　　一方面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殘酷破壞和瘋狂掠奪，使中國遭到空前的創傷，損失慘重，阻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在極端艱難困苦之中，頑強不屈，玉汝于成，以驚人的代價、慘烈的犧牲，最終贏得了抗戰的勝利。

　　同時，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進程中，中國社會也孕育和積累了現代化的新因素。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工廠和文化教育內遷帶來的新變化和新動力。

　　抗戰爆發後，民族工業的大遷移對國民經濟由平時向戰時轉移、支持抗日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濟發展不平衡，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特點。戰前中國的經濟重心，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沿江，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而在廣闊的西南、西北地區，現代化工礦企業和工業門類，幾乎處於空白狀態。

　　抗日戰爭爆發後，東南沿海地區的大批企業毀於炮火或被侵略者劫奪。為了保存中國賴以堅持抗戰的有生力量，民族工商業者、工程技術人員和廣大工人，冒著敵人的炮火，不畏艱辛，內遷大後方。

　　國民政府也積極協助工礦企業內遷。這次民族工業的大遷移，不僅對國民經濟由平時向戰時轉移、支持抗日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改變中國工業佈局的嚴重不合理狀況産生了深遠影響。

　　抗戰初期的民族工業內遷，是中國抗戰戰略防禦階段的一項重大工程。據統計，整個內遷工廠多達600余家。這些工廠基本上都是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大中型企業，機器設備精良，技術比較先進，特別是大量技術工人的內遷，為內地工業發展輸入了新鮮血液，有力推動了大後方經濟發展。

　　據國民政府統計，1937年四川、雲南、貴州、陜西、甘肅、湖南、廣西七省工廠之和僅佔全國總數的6.03%，資本總數僅佔全國的4.04%。1943年，大後方的工廠數已達4524家，與戰前相比，工廠數增加了18倍，工人數增加了82倍，資本總額增加164倍。

　　1938年4月，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明確規定：“經濟 建設應以軍事為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産。”這一經濟綱領，成為戰時中國政府調整和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依據。它有利促進了大後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比重不斷提高，水陸交通建設得到開拓，農業技術推廣日漸深入。同時，它也為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壟斷提供了合法的依據。

　　在敵人炮火威脅下的高等院校輾轉內遷大後方，保存了中華民族教育文化之國脈

　　雖然，“這種發展變化不是出自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內在必然結果，但是，相對於被打斷的現代化進程，這些發展和變化的確是新的現代化因素的積累”。

　　伴隨著民族工業大規模內遷的同時，許多著名高等學府也大舉遷入內地。近代中國的大學佈局同工業佈局一樣十分不合理。無論是公立、私立還是教會主辦的大學，絕大多數集中在東南沿海和平津等幾個主要城市。

　　據統計，戰前全國共有高等學府108所，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佔了46所，在校學生約佔全國在校生總數的2/3。中國易受敵人攻擊之區，多為教育文化中心。

　　為了保存中華民族教育文化之國脈，在敵人炮火威脅下的高等院校紛紛輾轉內遷大後方，在異常艱辛的條件下繼續辦學。在整個抗戰期間，大學的內遷幾乎從未間斷過。

　　平津淪陷後，國民政府教育部採取緊急措施，命令平津兩地方6所大學分別遷往長沙和西安。遷往長沙的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于1937年10月正式開學，到校學生1400多人，到校教師150多人。同年12月，長沙臨大又奉教育部之命，遷往雲南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陣營可稱極一時之選。

　　學校在極為艱苦的物質條件下，在研究工作和培育人才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績。遷往西安的是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三校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後改稱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8年7月，教育部又令西北聯合大學的各個學院獨立，分為西北醫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工學院和西北大學。它對全國的影響沒有西南聯大那麼大。隨後，東南沿海地區等許多高等學校也陸續內遷。“戰時內遷的高校，主要分佈在四川、雲南、陜西、貴州四省。其中四川最多，僅重慶一地就集中了25所。”“貴州原來連一所大學也沒有，此時則雲集了眾多著名學府。”這些內遷院校，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都做出許多成績，並且對推動西南、西北的經濟文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時，不少家住淪陷區的廣大愛國青年背井離鄉，來到大後方求學。為了保證他們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國民政府在後方陸續開辦了不少國立高中。同時，對於來自淪陷區的大專及中學學生，政府大都給以貸金，後改為公費。戰前，學生讀書“年須數百元，非富有之家，無力送子弟入學，以至高等教育過於貴族化，不合平民主義的原則”。那時，貧苦家庭的子女即使能考入大學，也付不起昂貴的學費。戰時的貸金制度，不僅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青年學子繼續求學，而且將近代以來高等教育貴族化傾向打破，一些家境清貧的學生，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貸金和公費制度，享受高等教育。戰時“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獲得此種貸金或公費者，每年常在五萬人至七萬人左右”，約佔當時在校生總數的80%。

　　抗日戰爭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

　　1938年，全國各地還出現了成千上萬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的熱潮，其中包括不少平津和東南沿海的大學生。“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餘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的約30%。”為了躲避戰火，還有更多不願做亡國奴的社會各階層民眾，紛紛從戰地和淪陷區向大後方遷徙。

　　據社會學者對知識分子內遷的估計，高級知識分子90%以上西遷，中級知識分子50%以上西遷，低級知識分子30%以上西遷。這一群體因為受過相當的教育，經濟條件也使他們有可能長途遷徙，因而在同一群體中內遷比例最高。此外，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和技術工人在內遷者中也佔了很大的比重，這是因為他們的職業適應性強，謀生較為容易。而廣大農民在內遷人口中所佔比例最低，這是由於他們的生産、生活離不開土地這一特殊條件。戰時內遷人口“至今沒有完全的統計。但有著從一千數百萬人直至五千萬人的種種不同的估計。一般認為，約在二千萬到三千萬人之間”。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人口大遷移。

　　在中華民族覺醒的歷程中，抗日戰爭所起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歷史事件都難以比擬的。在各界社會精英、政黨共同參與的廣泛社會動員下，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在戰時得到了空前增強。以沿海工業、文教機構內遷為標誌的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對於矯正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畸形狀態，客觀上起到了出乎時人意料的作用；戰時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強烈願望，也有力地推動了後方民族工業、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

　　與此同時，受戰爭影響，這種變化發展又多形成于臨時被動的危機應對狀態下，並非中國近代社會演變符合邏輯的自然遞進，而且國家壟斷資本的急劇膨脹，國民黨“黨化教育”等戰時統治的限制，所産生的負面作用也貽害甚深。但無論如何，抗日戰爭帶來的民族覺醒，不僅支持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源泉。從這個角度看，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樞紐！

　　（作者為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