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容協管員死了，死在小販的小刀下。雖然前因後果並不明朗，公安機關也已介入，但“市容協管員與擺攤賣皮夾子的小販在亂設攤問題上起了衝突，最後這名協管員被小刀刺中身亡”卻是悲愴的事實。（東方網1月18日）
市容協管員做的大抵就是城管的活兒，這個職業在江湖上的血雨腥風，早已不是傳說了。較有影響的，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5點、北京中關村”的版本——由於維持生計的三輪車被海淀城管隊員沒收，23歲的河北小販崔英傑與城管隊員發生爭執，隨後用小刀刺進海淀城管分隊副隊長李志強咽喉部位。此後，深圳等地也多有類似事件發生。遺憾的是，事發後，民意對犯罪事實並無過多譴責，反倒對被害者表達了一種由來已久的基於身份的反感。一輪復一輪，循環無解。
這是現實的悲哀，更是制度的悲哀。理性如法學專家，對行兇的小販表達了淋漓的憤慨；感性如普羅大眾，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對被害者表達了一種幸災樂禍——人性在此處是矛盾而分裂的：同情了小販，就等於悖逆了基本的生命尊嚴；譴責了小販，就等於關上了弱勢群體自救之門。兩廂權衡，輿論只能以一種反人性的人本溫情，刺激市容制度去反思、自省。
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自古有之。城市再大，總應給小商小販留一席謀生之地。但講究市容市貌、乾淨整潔，也是很民生的話題。二者基本演繹為私權與公權的對壘，遺憾的是，每每總是後者彪悍勝出，賣皮夾子的再悲苦，也只能在執法車呼嘯而來之際夾著尾巴走人。這是無須對話和博弈的事情，至於“城管把小商販的經營性財產予以沒收，禁止他們再從事這方面的經管活動，等於對這個行為設置了行政許可，而行政許可應當依法授予，所以行政機關到底有沒有權力設定這個行政許可本身就是個大問題”等考量，已經從喧囂的質疑變成塵封的懸疑，無人回應。
市容協管與賣皮夾子小販的矛盾，說穿了就是秩序與生存的交鋒。按理，這兩者是不會狹路相逢的：秩序既然服務於城市，自然不可能有剝奪市民生存權益的危險；反之，為生存而自救的個體行為，只要不違法犯罪，當不會觸及多元開放的城市秩序。詭異的是，眼下的不少秩序已然完美到不食人間煙火，比如給雕塑上打黃金粉底，比如給荒草刷綠漆，比如攢著勁建摩天大樓，比如個個力爭做國際都會……就是這些小商小販時常被嚇得屁滾尿流甚至時不時“非正常死亡”的城市，幸福指數卻出奇的高，說起來都宜居得不得了。
其實，協管員不是我們的敵人，卻因為要到市容制度裏謀一餐飯而不得不披上狼的外衣。不要怪“小紅帽們”聽不懂門外的愛恨情仇，怪只怪大家都在這樣一則寓言裏演得太投入。城管上的頑疾，註定是不可能靠“孫志剛們”紓解的—但既然人已逝去，市容管理制度起碼當為協管員之死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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