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綠園小學簡陋的教室。本報記者 馮華攝
開學了，孩子們的課桌在哪？(鄉村觀察)
馮華 陳一新
8月10日上午，剛剛下過一場雨的北京城碧空如洗，7歲的小男孩傅童宇的心情和天氣一樣明媚：“我要上學了，我要成為一名小學生了！”
這天是海淀區綠園小學開學的日子，小童宇和媽媽興高采烈地來到學校準備報名，卻發現校門上了鎖鏈，門口的黑板上寫著一則通知：“各位家長您好：據海淀教委令，我校今天不開學、不發書，請家長本週五(8月12日)上午8點到校開家長會。”
“學校不辦了我的娃咋辦？”
小童宇和媽媽從緊鎖的校門縫隙中進入學校，原本應當書聲瑯瑯的校園此時空空蕩蕩，一些家長和孩子陸陸續續進來打探情況，又不甘心地離去。
“這學校可不能關啊，要是學校關了咱孩子怎麼辦？”小童宇的媽媽沙女士有些無助，不知怎麼辦好。沙女士和丈夫從河北保定農村來北京打工10多年了，丈夫在一家物業公司做維修，她幹保潔，兩人月收入加起來有三四千元。小童宇一直跟著他們在北京生活，今年到了入學的年齡，沙女士和丈夫犯起了愁。
“最早想的是公辦學校，今年6月份先後去肖家河小學和上地中心小學報名，還沒走到校門口就看見了長長的報名隊伍，聽說名額很緊張，我們就沒敢想。”沙女士說，他們一家就租住在樹村的平房裏，走路到這個綠園小學就幾分鐘，聽說這家小學的教學質量不錯，而且專收農民工子弟，就想著在這上學了，可沒想到這所學校辦不下去了。
“萬一在北京沒學上，我們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了。”沙女士說著眼圈有些泛紅。一旁的小童宇之前還興奮地念著小黑板上認識的漢字，這時仿佛聽懂了大人的對話，低著頭不再吭聲。
從湖北農村來北京打工的徐德財也愁眉緊鎖，女兒徐紫荷今年8歲，一直在綠園小學讀書，開學就該念三年級了。“我今天休息，特意帶孩子來看看，學校不辦了我的娃咋辦？”徐德財說，他打聽過附近的公辦小學，比如清河5小、肖家河小學等，都說名額滿了。徐紫荷是個靦腆的小姑娘，她告訴記者自己很喜歡上學，很喜歡北京，經過一個暑假，她也很想念班上的70多個同學。
“綠園小學的教學質量好。今年六年級小升初的92個學生裏，有53個通過了中國地質大學附中的考試，還有33個孩子被八一中學錄取了，我們都信得過校長。只要學校開學，咱孩子就在這上。”來自河南的一位學生家長說。
打工子弟學校的艱難辦學路
8月12日上午，綠園小學召開最後一次家長會，主要是向那些已繳納學費的家長退還學費。
綠園小學為何辦不下去了呢？
這所學校地處城鄉結合部，位於海淀區海淀鄉樹村小清河路北側，校舍由三排簡易的倉庫庫房改造而成，倉庫用木板做隔斷，分成學前中班、學前大班及小學一至六年級共14個班。其中一至六年級的學生686名，學前班學生近200名，招收的全部是農民工子弟。
校長張曉虎介紹說，小學校舍租用的是樹村林業大隊的公房，從2005年起一年一簽租約。今年春季開學後的安全檢查中，相關部門認為學校存在安全隱患，不符合辦學條件，張曉虎就和親戚朋友借了25萬元，添置了消防器材，裝了17台空調，安了暖氣，更換了門窗，改了電線線路。
翻新校舍後，張曉虎松了一口氣。可到了6月底，學生們放暑假了，他突然接到樹村村委會和林業大隊通知，告訴他合同到期，不能再租賃這裡當校舍了。張曉虎一下子就懵了，打工子弟學校的暑假都很短，原計劃8月10日開學，這短短的一個月時間上哪兒找新校舍去呢？
張曉虎不是第一次遭遇這樣的事兒。從1995年來北京辦打工子弟學校至今，綠園學校被迫搬了好幾次家。
張曉虎原本是個鄉村教師，當時村裏不少人舉家到北京種菜謀生，孩子上學成了問題。應這些家長的請求，1995年末24歲的張曉虎來到北京，借了些錢，在中國農業大學大墻外用磚頭、木板搭建了個簡易房。經過3年的發展，慕名而來的孩子越來越多，1999年春天，張曉虎借錢在原地建了5間五六十平方米的大教室，但那年7月有關機構說要搞開發，一分錢不給就強拆了學校，張曉虎從此負債十多萬。
“後來大隊書記把一處閒置的院子暫時租給我當學校，但也就租了一個學期，算是過渡。”張曉虎回憶說，2000年春節後，他又在上地建材城附近找了個地方，繼續辦學校。可沒安穩幾年，上地建材城周邊拆遷，張曉虎又一次搬家，租到了現在的校園。
2006年，北京市大規模地清理打工子弟學校時，綠園學校也曾面臨關停命運。張曉虎說：“作為一個辦學者，農民工的孩子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這也是我們的心願，我第一個響應分流。”但最終因為公辦學校接收能力有限，學生無法分流，綠園學校得以繼續存在。
“張校長真是個辦學的人，一些學生家裏窮就不收學費，收上來的錢也基本花在了房租和老師工資上，有餘錢就翻新學校設備。”綠園小學副校長劉明望告訴記者，張曉虎辦學16年卻年年負債。據了解，綠園小學一學期的學費加上書本費等，總共800元，在北京市打工子弟學校中算是收費比較低廉的。
張曉虎告訴記者，學校頻繁搬家給他帶來不少的債務。“最早借錢建學校，想著能長期幹下去，誰想到搬一次家就得維修校舍、購置設備。”此外，為了方便孩子上學，張曉虎買了幾輛中巴車免費接送，“這個花錢最厲害，修車、油錢都挺貴的。”
綠園小學辦學16年，卻一直屬於“未經批准的流動人員自辦學校。”張曉虎很無奈：“我也想辦‘辦學許可證’呀，可那個標準太高了，海淀區2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基本上都沒有證。”
據了解，北京市對打工子弟學校的審批要求是要達到《北京市中小學校辦學條件標準》的“基本標準”，如校園面積至少要達到15000平方米，校舍總使用面積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體育場地應當滿足相應學校規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環形跑道等。張曉虎說，這些標準有的公辦學校也很難達到，何況是打工子弟學校。
雖然辦學艱難，張曉虎卻忘不了孩子們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這些支撐著張曉虎繼續把打工子弟學校辦下去。但眼下這個坎讓他邁不過去。
為什麼不再續簽合同？記者在樹村村委會採訪時，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收回校舍是為了搞新農村建設，有別的用途。
8月11日，張曉虎已經準備處理校園裏的物品了。“這些課桌椅是去年底新買的，100元一套，如今賣給收破爛的價格是8元一套。還有新添置的空調，櫃機4600元一台，挂機3500元一台，回收的人報價1000元，賣了真可惜，可我又沒地方存放十幾臺空調。”
“我的孩子難進公辦學校”
綠園小學要關停的消息傳出來後，不少家長憂心忡忡。
從河北張家口到北京打工的劉先生每天都要來學校打聽開學的事兒。劉先生1989年就來北京打工，一家4口人租住在樹村的一個15平方米大的出租屋內。大的孩子剛開始工作，小的剛12歲。“孩子可愛學習了，上學期在年級60多個孩子中成績排第8名呢！”說起孩子，張先生語氣中透著自豪。但說起下學期上學的問題時，劉先生的目光瞬時暗淡了下來。記者問會不會把孩子送到公辦學校，劉先生直言：“我的孩子難進公辦學校。”
證件是個大難題。劉先生告訴記者，在北京要上公辦小學，外來務工者得湊齊“五證”：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孩子在老家上的學校以各種理由不給辦轉學證，另外房東不給開發票，暫住證也沒法辦，多虧農民工子弟學校不要這些證明，孩子才能在北京有學上。”
費用是根本原因。劉先生介紹說，他在一家醫院藥庫當臨時工，負責發藥，一個月1300元工資，6點多起早打些小工，每月可多掙300元。孩子母親平常打點零工，收入不穩定。租房一個月就600元，再加上贍養老人、伙食等費用，一個月下來基本不剩錢了。“學校提供的3塊5的盒飯我們孩子都吃不起，都是自己帶飯到學校熱。有的公辦學校午飯8元，訂本書就幾十元，我們根本不敢上。”
此外，公辦學校的時間安排也不適合打工者。劉先生每天6點半就要出門上班，這個時間公辦學校是沒有開門的，可綠園小學已經開門一個多小時了。“我們臨時工工資低，幹活累，沒有假，遲到早退一次人家就可以辭退你。上公辦學校的話，早早送去時不開門，放學時我們還沒下班。多虧了打工子弟學校，車接車送還免費！有一次我和孩子他媽都加夜班，校長就讓孩子在學校過夜了，這些都是公辦學校做不到的。”
即使各種條件滿足也難進公辦學校。來自河北保定的打工者張女士說，自己幾次到公辦學校詢問，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名額滿了”。
劉明望告訴記者，劉先生說的情況具有普遍性。辦齊“五證”對不少農民工來說難以達到，以“在京務工就業證明”為例，一個菜農到哪兒去開 ，有條件開的也要好幾個月才能把證明辦下來，開學時間早過了。
“今後孩子去哪兒上學？”
“我可以負債，但我的幾百個學生如何安置？如今北京學校招生已經結束，要立刻關閉學校，這不是要趕著孩子回老家做留守兒童嗎？”張曉虎無奈地說。從7月份至今，張曉虎和同事們一直在找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同時積極尋找新校舍。
“離學校300米遠有一個肖家河小學樹村分校，空置了五六年，能不能把校舍租給我，只要能租到，租金高一些也沒關係。”張曉虎向海淀區教委求助，並遞交了一份申請，但沒得到回復。
8月9日，張曉虎去海淀區教委遞交686個學生的花名冊時，看到了一份文件，上面說要保證把這些學生分流至附近的肖家河小學樹村分校，保證不讓一個學生輟學。但當他再仔細詢問具體事宜時，卻沒得到明確的回應。
8月12日，來開家長會的農民工徐德財無奈地說：“這個學校關了，聽說要分流，但具體怎麼分流，需要什麼條件都不知道，也沒人跟我們說。”
“今後孩子去哪兒上學？”這是家長們最關心的事，但截至記者發稿時，他們也沒有得到有關部門明確的說法。
記者試圖採訪海淀區教委，但值班室的工作人員說要請示領導，此後一直沒有給出答覆。
還有多少個“綠園小學”
記者了解到，綠園小學並非個例，今年6月份以來，海淀區、朝陽區、大興區相繼有部分打工子弟小學被關停。
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公益網站上的數據顯示，目前，北京現有打工子弟學校200多所，就讀學生近20萬名。這其中除了50多所有辦學許可證的學校以外，其餘200多所在夾縫中生存——處於北京郊外的城鄉結合部，利用當地廢棄的學校或廠房、四合院等場所，修復與擴建簡易教室，環境簡陋，教學設備差，同時還處於被拆遷與搬遷之中。
“打工子弟學校是農民工進城打工的必然產物，城市的正規學校上不起，為了孩子不失學，農民工只能上這樣的學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郭宇寬長期關注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從2008年起選擇了北京、上海兩地各10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1000名孩子進行跟蹤調查。郭宇寬坦言，由於師資力量參差不齊、流動性較大等原因，部分打工子弟學校教學質量並不理想，生存狀況堪憂。
據了解，打工子弟學校的創辦者經歷各異，很大一部分曾經在家鄉當過民辦或公辦教師，還有一些是半路出家，有的做過包工頭、小販、廚師等多種職業。辦學資金多為創辦者自己籌集，主要依賴學生的學費來維持學校的運轉。
郭宇寬表示，打工子弟學校的現狀需要政府進一步開放公辦學校教育資源。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學校在開放招收打工子弟，朝陽區教委在2010年鼓勵轄區學校擴大班額，也就是把一個班20多個學生，擴大到40—50人，這樣可以提高教育資源使用效率。但有一些農民工反映，孩子如果去城區裏如亞運村區域的學校上學，家長就要在學校附近租房子，生活成本難以承受。他們更希望城鄉結合部的公辦學校教育資源向其開放。
此外，郭宇寬建議應對打工子弟學校中較好的學校進行扶持。可以借鑒其他城市的做法，通過政府補貼和監管，使原先的民營打工子弟學校轉變為非營利性學校，由政府給所有登記入學的孩子經費補貼，並在師資方面給予補助。郭宇寬還表示，政府應給予相關配套政策，鼓勵一些公益組織興辦非營利學校。同時針對打工子弟的實際情況，突出特色，實現教育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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