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一期”發言人仕途軌跡描摹
“7·23”動車事故發生尚未滿月，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離任，將遠赴波蘭，一度驚濤駭浪的民間批評驟然部分轉向，透出依依惜別的意思。
7年多前，作為中國新聞發言人“黃埔一期”的學員，王勇平和王旭明、武和平、毛群安等坐在教室裏，模擬新聞發佈會上的各種最棘手的突發狀況。
“黃埔”一別，轉眼7年光陰，這批兼職發言人置身於鎂光燈下，親身見證了中國政府新聞發佈制度發展的學員們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軌跡。
在王勇平以沉默告別的轉身中，他們定格成為這幅畫面的背景。
崗前培訓
培訓第一步“開口”
對新聞發言人培訓的第一步就是要讓他們開口，把學員腦子裏固有的官場理念：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2003年8月，地壇醫院的“生命走廊”上，北京最後一批康復的“非典”患者與親人相擁。同這些成功抗擊病毒的人們一樣，中國的政府新聞發佈制度迎來了新生。
現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教授當時剛從美國回清華執教，與清華同事李希光、董關鵬等教授一道正忙於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面向外宣工作者進行“全球傳播高層研討班”的教學工作。“非典”結束後得到通知，國新辦要啟動全國第一批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工作，全面建立和推進政府新聞發佈制度的建設，要“以培(訓)帶建(設)”。
首期培訓班學員包括王勇平等來自66個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聞發言人，開班時，究竟由哪一級別的官員來擔任新聞發言人仍未最後決定，現任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等人當時就以“後備力量”身份參加培訓。
這個被稱為“黃埔一期”的培訓班為期不過5天，在史安斌看來有點“掃盲班”的意味。台下坐著的這些學員們，對於媒體和傳播幾乎沒有概念，相當一部分人從未面對過鏡頭。
“第一步就是要讓他們開口。”史安斌的最大目標是把台下這些學員腦子裏固有的官場理念：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當時的課程設置共五個模塊：領導講方針政策；專家講新聞傳播理論和策略；資深記者白岩松、敬一丹等還有國外媒體從業者講記者和新聞發言人之間如何互動；資深發言人，如孔泉和劉建超等傳授經驗；最後是模擬演練，由記者提問，新聞發言人回答，專家點評。精挑細選的學員加之強大的師資，被稱為新聞發佈的國家隊。
當時班裏比較活躍的有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同他們相比，王勇平給史安斌留下的印象並不深，只是“見人愛微笑”。
“你們從事的是一項有風險的職業。”史安斌告訴學生。
帶著老師的這句話，“黃埔一期”們經歷了各不相同的仕途人生。
低調轉崗
不打官腔成為個性
新聞發言人的“個性”指的不是脾氣性格，而是作為官員的新聞發言人，在記者面前直抒胸臆，說話時不打官腔。
“黃埔一期”有“二王”，即教育部的王旭明和鐵道部的王勇平，被歸類到“有個性”的新聞發言人之列。
強調大學生要轉變就業觀念而在新聞發佈會上拋出“大學生養豬論”；宣傳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拋出“媒體無知論”；批范跑跑“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無恥”，王旭明發佈新聞時，自己也成了新聞。
對此，王旭明認為，他希望把枯燥的政策轉化成一個大眾流行的文化形態說出來。“在這些引發媒體譁然的背後，國家的政策實現了更大範圍的宣傳。”
王勇平擅長詩歌散文寫作並愛好書法，“他是溫和的、文雅的，幾乎不發脾氣”，一名與王勇平相識的鐵路人士說。常與他接觸的記者也多有類似評價，日常採訪遭圍堵，他會答完記者最後一個問題。截至動車事故發佈會之前，王勇平給人最深的印像是“和善”。
風格迥異，卻被歸為一類，他們的老師史安斌認為民間所稱的新聞發言人的“個性”指的不是脾氣性格，而是作為官員的新聞發言人，在記者面前直抒胸臆，說話時不打官腔。
僅這一點，在大部分新聞發言人還停留在官員固有的話語體系中的時候，“二王”的表現成了個性。
2008年7月，王旭明在擔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5年後突然卸任，調任語文出版社社長。
此後一年他出版的書裏，卸任的一天被比作都德的《最後一課》。後記中充滿糾結：“望著語文出版社窗外那搖曳的老槐，聽著嘰嘰喳喳傳來的自在鳥鳴聲，難掩心中複雜之情，百感交集。”
行將赴任之際，王旭明對一位記者說：“我是很傻，但我還沒有傻到對官場基本運行規則還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選擇了這個位置，就不能只講官話。”
對王勇平在動車事故發佈會上的表現，王旭明給老同學寫了一封長達6000多字的公開信，指出他作為新聞發言人在發佈會中存在的問題。8月，王勇平卸任。“二王”都成了新聞發言人群體的“檻外人”。
“我不想再和媒體接觸了。我只想過安定的生活，負起自己的責任。”
王勇平卸任後，對想要採訪的記者說。
固守陣地
首批發言人11人在崗
2004年公佈的新聞發言人名單與2010年相比，首批75位新聞發言人中仍守在這一崗位的有11人。
將去年年底國務院各有關部門新聞發言人名單與2004年首批75位新聞發言人名單對比，7年之後，仍然守在新聞發言人崗位的有11人，佔比不到兩成。
主要包括國家計生委于學軍、國家體育總局張海峰、國家宗教事務局郭偉、南水北調辦公室蔣旭光等。
這些新聞發言人所在的部門大多與大眾溝通並不多，召開新聞發佈會的次數較少。
有媒體報道稱，通過有關檢索，發現部分新聞發言人鮮有以這一身份向公眾傳遞出相關部門的聲音。其中就包括在這一崗位上堅守8年的南水北調辦公室新聞發言人蔣旭光等，他們的職務過半沒有改變。
對堅守至今的國家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史安斌認為他的聲望正來源於時間的歷練，從部門工作以及媒體素養、傳播素養方面都得到豐富的積澱。比如，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後，黃毅作為新聞發言人來到人民網，與網友“面對面”，面對網友尖銳的提問，黃毅給出了詳實的回答。在這次網絡訪談中，公開表示，溫州動車事故不是天災，而是一起特別重大的鐵路交通運輸事故。此外還就“35人紅線”的坊間傳聞正式回應，用事故分級的具體做法否認了這一說法。當天，國家安監總局還在人民網開通了微博。在堅守新聞發言人崗位的同時，黃毅也獲得了提升。2004年他的職務是政策法規司司長，現在他已是該局黨組成員、總工程師。
獲得擢升
發言人表現無關升遷
既然多發言與不發言幾乎不影響升遷，官場言多必失的潛規則制約了很多新聞發言人張嘴說話。
第一批新聞發言人中，三成獲得提拔，其中5位升至副部長，如民政部原辦公廳主任竇玉沛、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主任胡曉義、原國土部辦公廳主任王世元、原信產部辦公廳主任劉利華，新聞出版總署原辦公廳主任孫壽山現為該署副署長。
有媒體統計，第一批新聞發言人中有19位從不發言，還有的發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
分析“黃埔一期”的仕途軌跡，史安斌指出，這些新聞發言人都是兼職，有自己的另外工作主項，實際上擢升與否同新聞發言人工作直接關聯不大。這說明新聞發言人工作的好壞並沒有作為其政績的考評指標。因此，新聞發言人發言與否成為一個自選動作。既然多發言與不發言幾乎不影響升遷，官場言多必失的潛規則制約了很多新聞發言人張嘴說話。
看到當年學員名單中三成被擢升，史安斌想起“黃埔一期”開班時一位領導在講話時透露，他們向中央建議，以後提拔任用幹部要優先用有新聞發言人經驗的。
“隨著以‘陽光政治’為主題的黨務、政務公開的穩步推進，各級政府部門的領導必然會更多地置身於鎂光燈下。”史安斌說，他們會更接近媒體。“擔任一段時間的新聞發言人，經過媒體和公眾的考驗，對官員的政治生涯有好處。”但反過來說，史安斌認為由官員兼任新聞發言人，是我國特有的政府新聞發佈制度設計，也存在與生俱來的弊端。這一弊端在動車事故的新聞發佈工作中被放大。史安斌認為，下一步的關鍵是政府新聞發言人從中國特色的“官職本位”轉型為國際通行的“專業本位”。
本報記者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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