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工作上，毛澤東的一系列正確主張，並非孤掌難鳴
毛澤東在瑞金時期的一系列正確主張，並非孤掌難鳴。黨的其他高級幹部乃至“左”傾錯誤代表人物博古，也與毛澤東有不少相同見解。這也正是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能在蘇區時期初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黨內而言，毛澤東也罷，博古也罷，他們及各自代表的一部分人，終歸都是共產主義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論信條，造成了他們合作共事的前提和基礎。因此，他們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及相關政策策略上，必然有共同之處。毛澤東本人就說過：
“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當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
不妨拿毛澤東和博古在幾個問題上的言論作番比對，看看彼此間是不是一致或相近。
關於民族解放道路。毛澤東在二蘇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蘇維埃應當成為全國民眾反帝鬥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蘇維埃政府只有用盡一切力量使民眾明了當前的危機與國民黨的罪惡，依靠于廣大民眾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的提高，才能順利地執行自己神聖的任務——以民族革命戰爭與革命的國內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博古在成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三個月後撰文指出：“要救中國民族，要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沒有別的希望和道路，只有人民自己的團結，自己的組織，武裝自己，推翻國民黨政治，建立自己的民眾政權，在自己的政權領導下，進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這裡所說的“民眾政權”，博古已點明是蘇維埃政權。
關於革命戰爭的偉力所在。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博古強調：“蘇區勞苦群眾積極性的增高……一切願意犧牲為著革命戰爭的熱烈情緒是我們勝利的先決條件，而且是今後更偉大的勝利的出發點。”
關於查田運動的階級路線（即策略）。毛澤東指出：“查田運動的策略，是以工人為領導者，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去削弱富農，消滅地主。”博古認為：“查田運動中，目前最切要的是要執行中央局決議中所規定的明確的階級路線，我們要依靠雇農貧農，堅決地消滅地主階級，削弱富農，然而我們的火力決不能一絲一毫地侵犯中農——侵犯中農是不可寬恕的錯誤，我們要經過查田運動去更加鞏固與中農的聯盟，鞏固中農對無產階級的信任。”
關於經濟建設。毛澤東認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這些意見是不對的。”“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博古也認為：“為著保證戰爭的勝利，初步的必要的經濟建設，是絕對需要的。有些同志以為在內戰的環境中誰要提出經濟建設的任務等，那便是‘和平建設’，那便是機會主義。又有些同志以為經濟建設是今天我們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務，它是高於一切的。我想這都不是布爾什維克地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經濟政策。毛澤東指出：“我們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我們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經濟，不待說，現時是佔著絕對的優勢，並且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博古認為：“在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一切設施與政策（經濟政策包括在內）應該從嚴格的估計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基礎出發，從蘇維埃政權的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實質出發，從鞏固無產階級與基本農民群眾在反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中的革命聯盟及鞏固與加強在這個聯盟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出發。”因為蘇區在經濟上比較落後，沒有重要的工業中心，“所以過早的（實行）社會主義的辦法是更加不能容許與更加有害的。一切關於‘國家壟斷’、‘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創立’及‘消滅富農’，等等的空談，不僅是今天沒有能力完成的烏托邦，而且是極端危險的半托爾茨基主義的立三路線之重復”。在沒有任何可能來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情況下，“用不著害怕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是在發展蘇維埃經濟中間，要“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利用蘇維埃政權所取得的經濟地位以造成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前提和優勢”。
此外，在改善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方式與工作方法，密切黨和蘇維埃同人民群眾的聯絡，在一切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以及反腐倡廉、艱苦奮鬥等反映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博古及“博古們”，就更無二致。
以上事實表明，至少在革命工作上，毛澤東還不至於成為孤家寡人，也不至於無端成為同志、戰友攻擊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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