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瑞金時期的種種建樹，除了蘇區軍民的擁護外，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其他領導人的支持
在黨內，毛澤東是比較早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並自覺運用於土地革命戰爭實踐，取得卓著成就的人。朱毛紅軍的成長壯大，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蓬勃發展，尤其是三次反“圍剿”的接連勝利，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創造了寶貴的時空條件。這一切，使得黨內高層以至於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都對毛澤東高看一眼，對毛澤東的某些失誤，以至犯上（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決議、指示或明或暗的抵制）行為，亦取寬容態度。總之，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共產國際，都對毛澤東的建樹起了支持作用。而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賞識、支持，顯然離不開中共中央的介紹與舉薦。
早在1929年夏秋之際，紅四軍（即朱毛紅軍）領導層發生嚴重分歧，一度導致毛澤東“離職”。中共中央得悉後，于8月、9月兩次給紅四軍前委發去指示信（史稱“八月來信”和“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建軍原則，要紅四軍前委恢復毛澤東和朱德在群眾中的威信。受中央委託處理此事的周恩來，還特別囑咐來上海彙報的陳毅，回去後要請毛澤東復職，並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現在，人們都知道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古田會議決議，在建軍、建黨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卻少有人知道和提及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已在“九月來信”中全然提及。
1930年冬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在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之際。中共中央為此首先要求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委上上下下立即停止對事變的爭論，無條件服從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的統一領導。然後又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肯定了總前委對富田事變的定性，又一次支持了毛澤東。事實表明，中共中央的如此處置是柄雙刃劍：一方面有利於維護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以及他對反“圍剿”戰爭的指揮地位；另一方面又因此釀成了冤案和悲劇。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派往中央蘇區的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也在第二次反“圍剿”之際，全力支持了毛澤東，且促成了“以毛代項”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事。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希望中央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即將成立的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博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鋻於毛澤東在蘇區的地位與威望，決定就由他出任中央政府主席，並電復蘇區中央局。此前數月，中共中央通過的決議提出：“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蘇區政府來對抗國民政府，公佈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為“蘇區最迫切的任務”。可見茲事體大。假如再聯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最初曾有由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動議，或許就更有理由認為這是對毛澤東的信任與重用。
在1932年10月上旬舉行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任弼時等與會大多數人的批評，被解除對前方戰事的領導權，還要他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的電報（回復任弼時等9月30日從瑞金髮出的電報）中，卻明確指出：
“至於與毛澤東同志的分歧，我們再重復一遍：請嘗試用同志式的態度爭取他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目前採取這一步驟，會給紅軍和政府造成嚴重的後果。”
一句“我們再重復一遍”，表明中共中央的這個態度不是隨機的、輕率的，而是一貫的、慎重的。
中共中央對毛澤東主持的各項具體工作，也給了足夠的支持和肯定。為糾正查田運動中出現的偏差，臨時中央政府于1933年10月10日，批准了毛澤東起草的《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並通過了他主持制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同時用命令形式予以公佈。命令要求各級政府按照這兩個文件的精神，對農村階級成分進行復查，凡搞錯了的應據本決定予以變更。為克服1933年春夏以來出現的蘇區經濟生活惡化的局面，中共中央決定對一些經濟政策作若干調整，同時要求臨時中央政府採取措施，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這無疑為毛澤東放開手腳抓經濟建設，提供了上方寶劍。
對毛澤東的一些建議、意見，中共中央和相關領導人也吸納、採用了。如1934年4月，他要去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周恩來同意了。同年6月下旬，他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軍團長尋淮洲留瑞金待命，周恩來也接受了。長征前夕，毛澤東要去贛南省視察，得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同意。他獲悉中央要把政治局委員分散到各軍團去隨軍行動，立即到中革軍委提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軍團；第二，應帶一部分女同志去。事實表明，他的兩條意見都被接受、照辦了，儘管陳雲、劉少奇、凱豐等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還是按中央決定去了各個軍團。
可見，毛澤東在瑞金時期的種種建樹，並非孤軍奮戰的結果，除了蘇區軍民的擁護外，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其他領導人的支持。看不到這一點，只看到臨時中央和其他領導人對他的批判，難免作出錯誤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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