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瑞金時期屢遭批判的原因
毛澤東在瑞金時期屢遭批判，有客觀原因，也有其自身原因。不宜把問題的癥結都歸於“路線鬥爭”，把所有的賬都算到犯“左”傾路線錯誤者頭上。
先說客觀原因。首先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機關）領導人所處位置不同，彼此關注的重點、對問題所持的立場，以及相應的對策、方法，難免不一致，甚至衝突。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作為最高決策者，要統攬全局，更關心全國和國際方面的情況，考慮問題不能不更多地從全國一盤棋和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出發。毛澤東作為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領導人，他主要對地方上的軍政事務負責，更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當然，他也不乏全局性的思考，但按照中共的領導體制，他畢竟還無須對全黨、全局負責。因此，在中共中央規定的各根據地和紅軍都須遵從的總體框架中，他的言論和行為往往因時因地發生變化。應當說他的某些機變機動確有道理，是正確的，不過要讓大家都跟上他的思維、他的經驗很難。
王明于1932年11月2日，從莫斯科寫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就反映了這種情況。信中說道：
“關於進一步擴大蘇區的方向問題，現在在中國領導同志中間引起了尖銳的意見與分歧。以毛澤東為首的前委主張（以師為單位）所謂把我們的武裝力量分散在國民黨地區的計劃，等待敵人的進攻並在居民中進行群眾工作。而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員把毛澤東的策略稱為防禦性戰略，擔心重犯去冬的錯誤，即紅軍失去良機，沒有利用業已取得的勝利，沒有展開廣泛的進攻，因此主張較為積極的進攻策略。”
第四次反“圍剿”期間，圍繞紅一方面軍如何行動，才能積極支援湘鄂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粉碎國民黨軍大規模“圍剿”的問題，蘇區中央局和中共臨時中央同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等發生激烈爭論，更是具體地反映了這種情況。
其次是毛澤東和博古、“博古們”對待共產國際的指導、聯共（布）的經驗，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態度。由於中共成立之初便加入了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就必須無條件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指導，中共的重大決策、高層人事變動，都要經共產國際批准才算數，才能實行。而尚處幼年階段的中共，無論是思想理論水平，還是革命實踐經驗，都很欠缺。況且在經費來源上，還時時須仰仗共產國際的接濟。這就決定了中共和共產國際間的微妙關係。博古、“博古們”出於對共產國際、聯共（布）的崇敬，以及組織紀律的約束，不免更多地把後者的話當做經典、信條及聖旨。而毛澤東則注重調查研究，對國情有深刻的獨到的見解，對於共產國際、聯共（布）的東西，不盲目崇拜，而是有選擇地吸收、運用。這樣，毛澤東和博古、“博古們”，便不免在如何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上面，產生分歧與衝突。像眾所週知的怎樣對待共產國際的“進攻路線”、富農政策，以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第三勢力”的鬥爭，“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等，在這些問題上，雙方就因多次發生爭論而不快。
值得指出的是，過去總是說和毛澤東“唱反調”、“過不去”的，是以博古為代表的犯“左”傾錯誤者。而事實卻是有時與毛澤東意見相左，以至互不相容的，不僅有博古、“博古們”，也有任弼時、周恩來、項英，以至朱德、彭德懷等。對他們，顯然不能以路線劃界，也不能以站隊論是非。還有就是他們雙方的爭論，基本上是同志式的，並沒有如後來的人所評論的那種敵對的、你死我活的味道。
再說其自身原因。毛澤東出身湘潭農家，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他的理論修養、行事風格，更多地體現出一種中國氣派、湖湘氣魄。艱難複雜的階級鬥爭，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多次以弱勝強、轉危為安的指揮經歷，與廣大軍民的親密相處、息息相通，使他的認識、經驗乃至性格，與其他領導人有諸多不同。他時常感到“眾人皆醉我獨醒”，即個別掌握了真理而形單影隻；又往往因為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怨氣，在黨的會議上拂袖而去，甚至以去職明志（這在別人看來，無異於威脅和要挾）。
他在紅四軍七大、八大時的表現是一例，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又是一例。他深諳“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理，對革命戰爭情有獨鍾，因而興趣集中在指揮作戰上，積累的經驗也偏重於戰爭。他和別的領導同志的分歧、衝突，也就經常地集中地反映在軍事路線、軍事指揮及紅軍行動方向等戰略戰術上。他眷戀前線而不願羈留後方。周恩來于1932年6月10日，從瑞金髮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就生動地描述了這一奇景：
“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派他去前線策劃軍事行動，他也希望去前線。”
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因為不願服從蘇區中央局讓他留在前方協助周恩來工作，遂執意請病假回後方休養。由此看來，所謂他“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一說，也就不儘然了。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
倘若當年他有後來這樣的豁達，當不至於踽踽獨行，落落寡合。
毛澤東的個性，無疑要妨礙他和身邊的同志，尤其是和中央領導同志的交流與團結。對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深有體會，他對妻子賀子珍感嘆地講：“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果然，從此“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週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了”。
總而言之，毛澤東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時的境遇，有順有逆，有喜有悲，甜酸苦辣鹹五味俱全。造成這種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這恰恰折射出中國共產黨成長史上的必經歷程，不值得大驚小怪，更不值得刻意渲染。因為這樣做，不單不能準確反映、宣傳這段黨史，還要傷及許多已逝的革命前輩，即使對宣傳毛澤東本人，也不見得是好事。當革命不斷向前發展時，毛澤東更成熟、更偉大了，博古、“博古們”也更成熟、更偉大了。這就是真實的中共黨史。這就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主觀世界。
（曹春榮 來源：《黨史博覽》 聲明：載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本網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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