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湖南西部邊境的通道縣以前，毛澤東和王稼祥兩人更深入地談起如何擺脫當前困境的問題。
毛澤東對王稼祥說：“蔣介石已經佈置好了一個大口袋，引誘著我們去鑽，可是我們的發號施令者，就是看不見這危險，或者是看見了，卻無法改變，非要鑽進去不可，你說他傻不傻?”
毛澤東停了停，接著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敵人在湘西佈下口袋陣，我們就另辟生路。”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對王稼祥小聲說：“我們從已得到的情報中獲悉，貴州方向敵人兵力不多，更沒有堡壘工事和設防體系，我們滿可以乘虛而入，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讓蔣介石白白操勞撲個空。”
王稼祥點頭說道：“這情報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本來就不會帶兵，李德雖有豐富的軍事學識，卻對目前形勢，視若無睹，進入蘇區以來盡瞎指揮!”
毛澤東深思地說：“問題正在於此。李德那些軍事學識從何而來?是本本上來的，是西洋外國來的，是從一般戰爭以至帝國主義戰爭中來的。而我們的戰爭，是在中國，是在革命根據地，是在敵強我弱情況下進行的反‘圍剿’戰爭，環境不同，條件不同，戰爭性質更不同。他拿十萬八千里以外的和幾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戰例戰法來硬套，焉有不敗之理?”
王稼祥贊同地說：“蘇聯國內戰爭和我國的情況大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拿破侖戰爭，與我們這裡更不一樣，機械搬用是錯誤的。”
毛澤東接著說：“我國古代軍事家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這位洋顧問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澤東自嘲地說：“可惜，我現在處於毫無發言權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現在很多同志都會贊同你的意見。”
“你看哪些人會贊同我?”
“我看政治局內一定有同志贊同你的意見。”
“你最近同他們交談過嗎?”
王稼祥點點頭。
“好，我們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換交換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見轉告給他們。”
王稼祥先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張聞天聽了，明確表示同意。他還來到王稼祥和毛澤東身邊，利用行軍和休息時繼續交談，並囑咐保衛人員和供給，衛生人員一定要維護好毛澤東的安全和休息。這樣，三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必須改變紅軍的前進方向和路線，不能讓博古和李德再這樣指揮下去。
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也進行了談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這時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腳底受傷化膿，也坐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他與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當地對他說，根據當前情況，必須撤掉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組領導，最好由毛澤東同志重新出來統帥部隊。
聶榮臻聽罷爽快地說：“完全贊成，我也早就有這個想法了。”
紅軍一進通道縣，毛澤東就向中央提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部隊立即改向貴州前進。1931年12月12日，舉行了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討論毛澤東的建議。由於這一建議有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和張聞天等同志的支持，因而會議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方案。幾天后，中央又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結果在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李主避開正面敵人，轉兵改道向西，爭取到川黔邊境去另建革命根據地。李德等人極力反對。但是由於毛澤東的主張得到王稼祥和張聞天等多數同志的贊成，加之主持這次會議並具體負責作戰指揮的周恩來
也明確表示贊成，會議便決定採納毛澤東提出的新的行動方針。李德由於爭論失敗，氣得暴跳如雷，卻又無計可施。紅軍堅決地揮戈西指，一舉突破天險烏江，進而佔領黔北名城遵義，使敵人在湘西圍殲我軍的計劃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一個扭轉黨和紅軍乃至中國革命歷史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如期召開。到會的20個人中，除了與中央紅軍一起行動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各路諸侯”--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
按照會前的決定，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總結報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在總結報告中對第五次反“圍剿”，僅僅一般地承認沒有打好。在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探討造成失敗的原因時，他卻把責任全部推到客觀方面，對自己“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實際上並無認識。
接著，周恩來、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緊接著作重要發言。他用前四次反“圍剿”獲勝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作了透徹的全面的分析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這樣，在會場上就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方針路線。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鬥爭，就完全擺到桌面上來了!會場鴉雀無聲，情緒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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