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偉思作為軍事觀察小組成員，不僅多次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還訪問了許多抗日根據地,見到了陳毅、林彪、聶榮臻等從抗日根據地來延安開會或彙報工作的中共將領。通過對延安的實地考察，謝偉思和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成員一致認為：與在國民黨統治區相比，他們似乎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論是延安軍民的精神氣質還是延安的氣氛，都與重慶迥然兩樣。
1944年7月28日，謝偉思在《對陜北共產黨根據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的報告中寫道：“那裏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言辭和行動上都如此。官員和人民與我們的關係，以及中國人相互之間的關係，都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談到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澤東時，帶有某種尊崇），但是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對他們完全沒有奴顏婢膝之態。他們自由地參加各種小組。這裡也完全沒有貼身保鏢、憲兵和重慶官僚階層中的嘩眾取寵的誇誇其談。初來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跡象。衣著和生活都很簡樸，除農民外，幾乎每個人都穿同樣普通的、用土布縫製的中山裝。在衣著、生活或接待方面，我們看不見炫耀虛飾的現象……”“士氣是很高的，戰爭看來接近了，而且是現實的。這裡沒有失敗主義，而是信心十足，沒有厭戰情緒。這裡到處都強調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魚水關係……人們是嚴肅認真的，傾向於一種使命感。那裏有驚人的政治覺悟。沒有對黨的領導人的批評，沒有政治閒談。同時，沒有緊張和壓抑感。”
謝偉思報道了延安令人鼓舞的形勢和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與經濟蕭條、官僚腐敗、特務橫行的重慶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反差不禁讓謝偉思大發感慨：“我們全力支持的政權（蔣介石政權）的表現和我們發誓要消滅的敵人（日本）是如此雷同；而我們從不予支持的中共卻又與我們美國人自己這般相像。真是不可思議！”
在重慶時，謝偉思與國民黨領導人有過廣泛接觸；到延安後，他與中共領導人也進行了很多接觸，使他對二者有了十分鮮明的對比：中共領導人都十分坦誠直率和平易近人，而重慶的官場裏充斥著腐朽和等級制。在謝偉思看來，中共領導人給人以兩點極為深刻的印象：
第一，青春年華。當時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差不多都是 40多歲，少數是 30多歲接近 40歲。正是這種年輕且精力充沛，使他們作為一個集體顯得十分活躍而稱職。在這個集體中，看不到半饑餓的、貧血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同樣也看不見吃得肥頭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頭的人。這種活力不僅表現在體質上，也表現在智力上。中共領導人的知識、興趣和閱歷都是極其多樣的，他們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堅強信念的人，謝偉思稱之為“韌性”。他們具有耐心，他們在這方面受過長期艱苦的訓練；他們將會妥協，如果這確定是符合黨的最大的、長遠的利益的話；一旦需要的時候，他們會奮起戰鬥；並且他們可能會是嚴厲和無情的，如果必需的話。在中共領導人中間，畏懼或個人利益都是不會加以考慮的。
第二，一貫井然有序。這種特點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質上的，因為在延安普遍存在著一種認真的氣氛和高效率。中共領導人中好像有一種強烈的集體感和牢固的團結，完全沒有證據表明存在人身攻擊、妒賢嫉能和小集體主義。沒有一個人給人以“政客”的印象。他們是在一場鬥爭中升到高位的，而鬥爭的勝利並不是依靠創建了一部政治機器、玩弄詭計或是利用有利的個人關係，而是依靠實際的成就。
謝偉思在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廣泛接觸後得出一個總體結論：這個領導集體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他們忘我地獻身於崇高的原則，具有傑出的才幹和堅毅的領導素質。就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謝偉思給美國國務院撰寫了大量報告，對中共領導人的素質和個人能力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的風度，習慣於推理思考和直截了當地處理問題，看來更像美國人，而不像東方人。”
（2012年第2期《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管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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