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邵陽城區違章停車，立馬就可能被一群市容監督員“包圍”，並開出一張10元罰單。據《瀟湘晨報》報道，邵陽市城管局聘用千名市容監督員替城管執法，罰金將上繳給區財政，及時結算後，其中80%將返還獎勵給監督員本人。
尋找“執法替身”，委託職能機構之外的人員行使執法權，顯然是違背法律意志的。公權民賦，職能機構只有履行的義務，並沒有委託和轉包的權利。但不僅是邵陽，株洲、湘潭、武漢等不少地方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了管理成效或其他目的，無視法律私自讓渡執法權。這樣的行徑，無疑是“以違法治違法”。
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罰款等行政處罰由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範圍內實施。行政機關不得委託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要說這些地方毫無法治觀念，恐怕不夠客觀。邵陽市法制辦就很清楚，“監督員無執法權，開罰單不合適”。但如此“不合適”的做法為何大行其道？或許和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有關。
邵陽想治理一些不文明或違法行為，本可以從更多的方向去求解：譬如交警等執法部門，以身作則、嚴格執法，起到應有威懾作用；譬如完善志願服務體系，加強公共參與，督導與規勸不文明行為……如此種種，比聘“市容監督員”罰款都要好，最起碼都是在法律框架內進行的。不過，這些合理合法的方式，“缺憾”在於它們不能速成、成效不夠“顯著”。
為什麼很多地方迷信和依賴罰款手段，因為這種治理方式效果立竿見影。邵陽給市容監督員80%的提成，則讓提成變為“監督”的強大動力。如此，大概不難洞見公共治理者急功近利的思維和心態。但是，這種“以違法治違法”的行為，即便短期來看效果“顯著”，長期來看，只會讓公共治理走入越來越糟糕的境地。
面對沒有執法權而又來罰款的監督員，容易引發與市民的衝突，陷入法律糾紛。而且，在提成80%的“激勵”之下，很難保證“罰款權”不被濫用。從邵陽違章停車司機被監督員“包圍”的情況來看，這種“提成罰款”已經給當地民眾的生活帶來困擾。如不能得到及時遏制，後果殊難預料。此外，“以違法治違法”，損傷政府的公信力，其本身的危害和市民個體的違法行為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監督員罰款“提成”，背離了法治的方向。法治談了這麼多年，為何還有類似“罰款提成”的行為？和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外在監督乏力有關。縱觀各地公共治理的諸多領域，類似邵陽的“代替執法”和激勵機制還並非罕見，成效速成的思維之下，公共治理難免背棄法治和倫理而劍走偏鋒。而以非正義的、簡單粗暴的方式管理社會，結果恐怕只會是舊弊未除，新亂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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