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成最大社會公約數
陳傳仁(知名臺商)：從“8·15保釣”到現在“9·10”日本正式決定將釣魚島“國有化”，保衛釣魚島主權正在成為中國人民甚至全球華人的共同心願，也在成為凝聚兩岸四地中華民族的最大社會公約數。這樣的民族決心會讓兩岸四地的相關政府部門保釣態度更堅決、果斷、更有效力，也會形成對日本博弈的全民意志。在國難和外來壓力面前，中國人永遠是最團結的。如何發揮5000萬左右的全球華人力量，借保衛釣魚島加強中國認同，發揮全球華人的政治軟實力，這些都是我們日後要考量的。
李義強(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副會長)：世界華人保釣聯盟自從在香港正式註冊以來，一直希望利用這個大平臺凝聚更多的民族力量。現在看來，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核心力量一定是中國大陸政府，不是台灣，也不是香港。民間是推手。在目前這種現狀下，民間保釣運動存在和發揮的空間還很大。我們希望民間有更多的渠道跟政府進行相應的溝通，讓我們了解政府想要做什麼，或者這個階段我們能怎麼配合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有效地展開行動。我們也希望跟傳媒有更多的互動，讓他們表達民意。
莫世健(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日本正式決定將釣魚島“國有化”再次給我們敲了一記重重的警鐘，過去我們善意地追求“擱置爭議”，現在恐怕很難再“擱置”了。從一定角度上講，保衛釣魚島應是立體的戰略安排，需要各方面的組織，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法律。尤其在國際法律秩序構建上，更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每天在做什麼，都在被外界解讀。這次中國大陸政府公佈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就是一次構建法律秩序的很好嘗試。我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行為對某個法律原則進行白紙黑字的創造。
楚樹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釣魚島的困境告誡我們，中日之間民間外交這條戰線一定要擴大。幾十年來，中國的對外博弈大多是政府在做，但人家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議員、社會組織，包括各類NGO組織，我們什麼時候都是單一的政府力量，看似強大，實際上非常薄弱。因此，關鍵是要怎樣尋找到民間保釣力量，怎樣把民間的力量與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在這方面，日本在釣魚島上的社會力量怎麼發揮作用，怎樣更嚴密地組織起來，中國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還應該如何反制日本
許森安(國家海洋局資深研究員)：現在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從法理上來講是站不住的。日本認為他們實際佔領多年，有法律上的所謂時效。但時效概念不構成國際法公認的規則，我們不接受這個概念。我們要做到據理力爭。該爭就要爭，絕對不能退讓，整個中華民族都不能退讓；第二，要佔領國際輿論高地，中日矛盾根本上是日本拒不承認它的罪行。我們必須要用多種手段讓日本頭腦清醒，認識到它的罪行，必須政治、經濟、宣傳、軍事的多種手段一起上。有人提出來要政經分離，我不贊成。經濟就是為政治服務的，要從經濟上對他們施壓。
戴旭(國防大學教授)：現在天下大亂，美國稱王稱霸，小國在結盟自保，日本等中等國家在趁火打劫。日本想借美國這次的戰略東移，實現它在太平洋地區的實質性擴張，為下一步日本的全面崛起或者是為它的全面武裝化奠定基礎。個人建議是，我們要在東海立威。以後的保釣行動要和國家的整體戰略配合起來。比如，一是對日本展開全面的輿論戰。第二，保釣運動要在全球展開。第三，我們的執法船要想辦法抓幾艘日本的漁船，想辦法撞沉日本的執法船。第四，隨時對日本的軍事挑釁做好打擊準備。這其中的關鍵是要在心理上強大起來，讓我們的心理和真正的實力符合。要是自己心理軟弱，給什麼樣的武器也沒有用。
劉剛(日本沖繩大學教授)：日本民族的島根性很強，不願意屈從於中國之下。近幾個月來，日本炒作釣魚島的背後，是日本國粹主義、民族主義的泛起。日本民眾在這個方向上走得非常快，情緒流露得非常飽滿。日本誤解了從周恩來到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認為中國不重視釣魚島，認為那個島太小了，不希望它妨礙中日大局。我們要破除日方誤解、誤讀，讓日方非常明白我們的立場，讓日方慢慢明白我們必須坐下來跟中國談。中國的可行性操作，一是法制化，中國要制定國內法，將日方登島人員名單蒐集起來，通過法律起訴他們。有記錄在案，他們一到中國領土上就要抓。二是要程序化，對民間保釣要支持，甚至可以民兵化。三是保釣一定要加強護航。
鄭明(原海軍裝備部部長、少將)：除了目前做的，我們還要加強研究釣魚島，一是形勢判斷，要做得充分、科學，對形勢判斷的決策要科學化、民主化。要做點實際的事，增加實際控制的可能性，比如，入手做生態環境的保護調查，對海洋災害進行監測和預報。第二，陸海統籌。第三，組織學術界讓保釣研究成為顯學，並與實踐結合得更有效、有序。最後，文化工作要跟上，需要更多關於釣魚島的文藝、美術、影視作品等。
要有圍繞釣魚島的海洋戰略
羅援(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少將)：在東海、南海爭端上，我們一定要有全面的國家戰略，要有頂層設計。我們應該儘快成立國家海洋委員會。東海、南海問題不能再往後拖了。第二，我們可以打海上遊擊戰，打海上人民戰爭。我們要集團作業，必要時給予護漁護航。第三，結成保衛二戰勝利成果的統一戰線，策應俄羅斯和韓國。第四，搶佔冠名權，比如把第一艘航空母艦冠名為“釣魚島”號。第四，建立釣魚島經濟開發集團，負責釣魚島的旅遊業、油氣開發、石油、文化等項目。第五，儘快組建國家海岸警衛隊，有了準軍事力量才能和日本進行對撞。必要時護漁、護航，拿出實際行動，才能體現奪回釣魚島的主動權。
陳一新(台灣淡江大學教授)：現在形勢非常複雜，要考慮到大陸的幾個戰略。一是黃金機遇期，是以經濟為主；第二，大陸堅持和平崛起戰略，能否為保釣開動一次戰爭？要有戰爭的話，中國大陸的盟國在哪？也許兩岸都需要“FIRM”。F代表彈性，保釣需要很大的彈性去推動。I就代表國際環境。R代表全民意志，這不只是政府，還需要有民眾意志。最後的M就是軍事力量。軍事力量後面又是需要經濟力量支撐的。台灣不可能跟大陸聯手保釣，但可以不約而同保釣。
丁偉(香港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係教授)：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釣魚島問題每隔若干年便出現在香港報章的報頭上。當年站在保釣前線的青年學生，如今皆垂垂老矣。“保釣行動委員會”這個組織過去20多年不斷想辦法籌款租船或買船到釣魚島宣示主權，但他們遇到的困難真是罄竹難書。香港的“保護釣魚島”運動，雖持續40多年，前赴後繼，但零零星星派船出海宣示主權的行動，都未能匯聚越來越多的群眾，發展成為波瀾壯闊的“運動”。有限的人力財力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兩岸政府的態度。
馬振崗(原駐英國大使、亞太合作安全理事會中國委員會會長)：釣魚島問題涉及三方面：一是歷史問題，我們有我們的考量，但日本怎麼解釋也不能更改“主權在中國”的事實。第二個問題是外部勢力，主要是美國。從釣魚島問題的演變過程，從歷史問題到現狀，都是美國人造成的。第三，日本國內問題。日本國內把釣魚島作為了政治鬥爭的砝碼。怎麼實現主權屬我、擱置爭議，這個問題還遠遠沒有探討清楚。釣魚島問題不是中日關係的全部，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我們處理中日關係，不能離開這個全局。中國現在要發展，發展還是要爭取和平環境。但在我們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要考慮和你的力量相輔相成。
李薇(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日本對釣魚島“國有化”之後，給我們帶來的難題會更大。我們現在做得還遠遠不夠，比如，第一，我們一貫強調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但史料宣傳上有點跟不上。第二，我們應該強調國際法不支持通過侵略戰爭實現的所謂時效支配。釣魚島問題發生的本源在哪兒？是法律問題，還是歷史問題？這些要搞清楚。第三，強調有關日本人戰敗處理的國際政治文件不支持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主張。明年是《開羅宣言》70週年，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重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成果，要從這個高度來處理戰後遺留的問題，包括釣魚島問題。中國應該有比較明確的海洋戰略目標。終極目標是什麼，階段性目標是什麼，在戰略戰術上應該怎麼做，應該逐步明確起來了。
童增(中國保釣聯合會會長)：釣魚島既然是中國領土，就要行使主權。全國人大立法部門應充實海洋立法。在行政上，所有涉及海洋的部門也要行使主權。我們可以設立軍事禁區。軍事上的行使主權對日本的威懾力是最大的。我們可以讓央企或者民企組織旅遊航行。如果我們做了具體的行使主權的工作，跟日本爭奪釣魚島的地位會自然而然的平等。釣魚島問題是橫在中日交往之間的障礙，並不是解決釣魚島就會破壞中日交往，而是解決好這個問題，要面對它，才更促進長遠的兩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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