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揚大附中學生徐礪寒估計沒有想到，他在放學途中不慎弄壞了他人轎車後視鏡後留下的那張道歉及賠償聯絡的小紙條，會令車主“無比感動”和“極度震驚”，並引來一連串感人的後續：被撞車主感動之餘主動不讓徐礪寒賠償；一家修車行表態願意免費為受損車主修車；網友們紛紛感慨，在這個孩子身上看到了美好……
細看大家對此事的感嘆，如出一轍，都覺得男孩的誠信彌足珍貴。現實中我們時常面對的窘境，是互信的缺失，是對陌生人留個心眼兒，是對各種商品、各種服務的疑慮重重，是可能的肇事逃離和得理不讓人，更有似乎隨處可見、一觸即發的爭執和吵鬧。我們無奈地要成為各種“專家”：要學會驗證陽澄湖大閘蟹的“金毛銀爪白肚皮”，得掰開月餅學會辨認餡子是否隔年，去修車必須認明修車舖子會不會以次充好……
缺乏誠信，人們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維護商業信用、保證正常運轉。我們會為了一點小事，跑遍許多部門，展示諸多證件，填寫無數表格，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更不消說，我們還在為誠信缺乏付出的高昂精神代價，要為修複國家形象做更加艱苦的努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中學生的赤子之心便更顯得珍貴。
在經濟急劇增長、城市不斷擴張中，曾經倚仗熟人社會道德壓力來規制行為的文化傳統正遭受挑戰，誠信危機在不斷挑戰國人的承受極限，也瀰漫到我們身邊的所有領域：從學術腐敗到食品安全，從能不能扶摔倒的老人到小學生的家庭作業是否家長代勞……在情感約束越來越少的“陌生人社會”裏重建道德規範，雖然艱難但勢在必行。徐礪寒的誠信舉止，更大的意義是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下一代正在告訴我們，“誠信”二字有重塑的可能。
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經把“誠信”二字，鄭重寫入城市新的價值取向。確實，誠信不光關乎道德，也關乎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競爭能力。西方學者福山在《信任》一書中說：“一個國家的福利及其他參與競爭的能力取決於一個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會本身的信任程度。”
事實上，我們已經洞悉誠信之於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性。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鄭重提出“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國務院也早就大力推進“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然而，托舉向善的力量，我們不能全都往“社會”身上一推了之，這是每一個公民必須面對的考題——碰到需要負責的事兒，我們能否像中學生小徐一樣，恪守誠信，勇於擔當？（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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