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近1萬元的拖欠工資,農民工欒興龍走上了討薪之路,最終在輿論的介入下拿回了拖欠工錢。但是討薪過程中被迫寫“保證不再找政府部門上訪”的保證書,令人深思。欠薪頑疾久治不愈,該寫保證書的怎能是丟了血汗錢的農民工呢?倒是有關部門該好好寫份保證書,並以實際行動保證農民工工資落袋為安。
與動輒上萬甚至數十萬元的欠薪相比,欒興龍討要的錢並不多,還不到1萬元；與下跪跳樓等討薪方式相比,欒興龍採用的方式也算是溫和的,先是找帶自己來淄博打工的小老闆交涉,未果又去找淄博高新區清欠辦投訴。可就是這樣一位討薪數額不大、走正常渠道維權的農民工,其討薪過程並不順利。
根據欒興龍提供的情況,2012年11月9日在淄博高新區清欠辦解決他的欠薪問題時,工程“大包”“二包”“三包”都能聯絡到。暫且不論工程層層轉包是否涉嫌違法,讓人想不通的是,沒有一個環節找不到人,淄博高新區清欠辦也正常運轉,可為什麼欒興龍就拿不回被拖欠的工錢呢?
幹活給錢,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可以設想,“大包”已經把工錢給了“二包”,以此類推,責任似乎在“三包”。但是淄博高新區清欠辦的工作態度也很值得推敲。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淄博高新區清欠辦工作人員不是著力徹底解決問題,反而要求欒興龍寫下“保證不再找政府部門上訪”的保證書。政府的公共職責之一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保證勞動者取得自己應得的勞動報酬是其中應有之義。淄博高新區清欠辦如果不能替欒興龍拿回他應得的報酬已是失職,又有什麼權利讓欒興龍保證不上訪呢?
值得肯定的是,在新華社報道發出後,淄博高新區清欠辦及時糾正了錯誤,幫助欒興龍拿回了全部所欠工錢,但是欒興龍的經歷折射出的問題卻不容回避:如建築領域層層轉包現象並未根治,簽訂勞動合同、按月發放農民工工資等措施並未得到落實,某些職能部門“執政為民”的意識還十分薄弱等。由此看來,有關部門應該好好想一想,如何保證解決層層轉包問題,如何保證將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如何保證“執政為民”不是一句口號!
一個欒興龍已經討回了工錢,還有多少欒興龍在討薪路上跋涉?人們期待著,有關部門把保證書寫在心上,落實在行動上,讓工資落袋為安不再是農民工的奢望。（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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