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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周邊的路上滿是黑色煤渣
粗糙的預謀
5個少年裏，領頭的那個叫小龍，今年16歲。被抓的時候，他正在農村老家裏躲著。他家村子距離縣城大約10公里，沒有公車直達。這裡很容易辨識：低頭看地面，只要還踩著灰色水泥地，就是縣城，遠一點的地面遍地堆積著黑色煤渣，那是支撐這座縣城發展的煤礦區，再遠一些，一腳踩著苔蘚一腳踩著泥巴的地方，就是小龍長大的村莊。
小龍見到警察的時候，並沒有顯得很害怕。他留著光頭，黑黑瘦瘦，個子不高，總是昂著下巴。他的腳上蹬著一雙藍色塑料拖鞋，格子襯衣只扣著倒數第二個扣子，就跟著警察走了。
縣城裏跟他差不多年紀的少年，這個時候還在為上學忙碌。當地官員喜歡跟人炫耀，這裡重視教育，“從幼兒園到高中都是義務教育”。可是，一個跟小龍一般兒大的女生說，自己從小在縣城讀書，年級升得越來越高，老同學卻剩得越來越少，感覺上著上著學，班上的同學都漸漸沒了。
女生說，那些成績好的，大多離開這裡，擠去咸陽或者西安的重點中學，卯足了勁要考一個好大學；那些成績不好的，儘管當地高中把入學標準降到了200多分，可還是有大把人考不上，7門課的成績加一塊都達不到這個數，而他們又不願意交動輒上萬的贊助費，漸漸也都沒影兒了。再見到他們，可能是在網吧裏，酒桌上，或者在縣城馬路邊遊蕩。要麼就再也見不著了，他們或許去咸陽打工，或許去西安找事兒做，甚至到更遠的地方謀生。
對小龍而言，讀完了小學五年級，他就再也沒有念過書。小龍爸爸說，兒子跟自己差不多，除了自己的名字，認不得幾個字，出門得叫人帶著，不然全抓瞎。小龍家6間房，裏面找不到一本書，屋裏唯一一個帶著字兒的顯眼東西，只有挂在廚房的海報，上面寫著“林志玲”。
5歲那年，小龍媽媽就跟人跑了。一家人靠爸爸在山坡上種地過活，小龍從小看著爸爸用肩膀擔著扁擔，踩著泥走2里地的山路，從村裏往山上擔肥料，從山上往家裏擔小麥，一畝地有時候得擔個五六趟。小龍爸爸今年48歲，就這麼擔了半輩子擔子，現在肩膀都緊實得跟磚頭一樣，沒法放鬆。
在審訊錄像裏，陪兒子來的小龍爸爸雙手抱胸，蜷縮著窩在審訊室角落，一副迷茫的樣子。而小龍坐在一旁，歪著腦袋，一邊用舌尖舔著自己的虎牙，一邊跟警察說，他最大的目標，就是在縣城迅速賺一筆錢，拿這筆錢買張去北京的車票，然後在那裏繼續打工賺錢。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在縣城的一家火鍋店打過工，可是幹了8天還賺不到100塊。於是，小龍花了60塊錢，在賓館開了個房間，叫上自己的兄弟，開了個會，商量迅速賺錢的方法——搶劫。
他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在縣城最熱鬧的開元廣場，趁晚上人們乘涼的時候，見誰有錢就“撂倒”誰，搶光他身上所有的東西，然後用搶的錢打的去西安，買火車票去北京。
小龍說，他還琢磨過，要是搶一個人錢不夠，到了西安，就把出租車司機“撂倒”，接著把車拿到黑市一賣，那樣一來，錢應該就夠了。
參與這場搶劫會議的有小龍在火鍋店打工認識的同伴，也是自己拜過把子的“兄弟”。長得黑黑瘦瘦的小康排行老五，矮矮壯壯的胖子是老六，他們都得管小龍叫“二哥”。另外兩個新入夥的兄弟，是小龍在縣城五星級酒店門口打群架時認識的，他管這叫“不打不相識”。
為了壯膽，小龍到“超值2元店”給每個兄弟買了一把刀，兩把圓刃的水果刀，兩把尖刃的西瓜刀，還有一把沒有刀套的小匕首，留給自己用。
可一切沒有想象中順利。在賓館開會的時候，自己的兄弟先鬧起來了。同樣16歲的小康說起話來文文氣氣的，他反對說，“這個想法太瘋狂了”，年齡最小的胖子也跟著不願意。胖子今年只有13歲，逢人就說自己是個“人見人愛的00後”，他拒絕別人叫他“小胖”，嚷嚷著要叫他“小乖”。小龍給他發刀的時候，剛剛從小學畢業不久的“胖小乖”鬧彆扭了，他對小龍說，“為什麼要搶人，我不想搶人，我不願意弄。”
小康回憶說，“二哥”用兄弟的方式解決了問題。他上前掄了胖子一拳，把刀扔給他，“跟著幹！”
無果的搶劫
拉扯著不情不願的胖子，和搖擺不定的小康，小龍出門了。那是6月15日的晚上，天氣已經熱了起來，廣場上聚集著消夏納涼的人。女人穿上了輕薄的裙子，身上只背著小小的皮包，有的男人只穿著背心褲衩就出了門，把所有隨身物品塞進口袋，裝得鼓鼓的。
廣場旁邊是當地最大的超市，叫做“家福樂”，9.9元一雙的運動鞋裝滿整整一筐，任人挑選。
如今到這裡，還能看見廣場前的馬路堵車，拉著煤塊的大卡車別住了寶馬車，雙方都在拼命摁著喇叭。路過的商店宣傳車貼著大海報，正在舉辦消夏歌唱比賽，不知名的選手用大音量的麥克風高唱：“我拿青春賭明天，你用真情換此生，歲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何不瀟灑走一回！”
小龍說，那天他們就打算在這裡搶劫。可他們看著人們在眼前走來走去，背著包的，戴項鏈的，打手機的，確定了兩三次目標，每次走到了跟前，誰都不敢動手，只好一次次退回來，在廣場上坐著。
廣場上坐著各種各樣的人，帶孩子的，遛狗的，光著膀子打牌的，拎著水筆寫字的，當然，也有跟小龍看著差不多大的少年，有的三三兩兩湊在一起，嘻嘻哈哈抽著煙；有的穿著統一的短裙，向來往的人分發附近商店的促銷傳單——耐克專櫃新品上市，新款1499元。
在小龍打工的火鍋店，領班廚師長說，他們這些打工的常常聚在一起討論，什麼樣的工作“最厲害”。常出現的答案是，好工作在煤礦。在縣上不管打什麼工，一個月最多一兩千塊錢，可在他道聽途說打探來的消息裏，不管是一線下煤礦，還是二線搞後勤，到了煤礦月收入就能上萬。不過，這種關於“好工作”的討論每次都以沮喪結尾——因為據說雖然下礦有危險，但想要幹這行，也得“有關係”才進得去。
這些年來，閉塞的彬縣因為煤礦積累了財富。這裡建起了氣派的高樓，馬路甚至比咸陽更寬闊。當地宣傳幹部很樂於向外來的人介紹，他們為教育投入大手筆，花了2.2億元建造職業教育培訓中心，教學樓的門柱子都是比著美國高等學府建的。這個中心在新城區地標性的體育館旁邊，而那也是個大手筆，比著北京建的，“蓋出來會跟鳥巢一個樣”。
不過，火鍋店的夥計們誰也沒去過這個職教中心，他們只在坐大巴車離開縣城的時候路過而已。這些恢弘的建築甚至很少出現他們的討論中，因為“出來還不是打工，可那地兒還要交錢”。
在火鍋店打工的時候，胖子最愛滿屋亂竄，拉人聊天，可是那天在廣場上，他卻坐在躺椅上不肯動，嘟囔著要回家。幾個兄弟裏，只有他家住在縣城，是個“城裏人”。他常在店裏那些涂著長長睫毛膏的女服務員面前大聲炫耀，說爸爸是個小煤礦主，家裏有塊小地皮，能自己開採，就光家裏那輛拉煤車，一年就能賺上四五十萬元。
一同打工的服務員打趣說，他是“富二代來體驗生活”，他只是嘿嘿笑著不說話。事實上，沒人知道他撒了謊。他的父親其實只是縣城倒閉藥廠的下崗工人。胖子在家偷過家裏人的錢，但他在外面幹過的最出格的事情，也不過是在火鍋店拼盤的時候，勾著領班的脖子，指著給顧客準備的點心，笑嘻嘻地跟他商量，“肚子餓了，讓我吃一個吧，行不行？”
小龍幾個人就這樣，一邊吵吵著，一邊坐在廣場，一直等到後半夜，等到廣場上消夏的人漸漸散了，剩下離他們不遠的一個流浪漢，躺在長椅上睡覺。
廣場上只有最後一個目標——一個孤身走過的女人。她幾乎符合少年們計劃的所有要素：穿著高跟鞋跑不快，身上背著包會有錢，現在廣場上沒別人，搶了可以迅速跑。
小龍叫上兄弟要動手，可胖子又不願意了。他沒拿出小龍為他準備的刀子，反倒拿出了手機，要打電話回家。小龍把他的手機奪過來，扔到地上踩了踩，然後把胖子從躺椅上推下來，叫他去一邊看著。
可是，還沒等小龍他們走到面前，高跟鞋女人就快步走到路邊，揮手攔了一輛出租車，離開了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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