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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家的平房和院子
盲目的跟隨
倒在一邊的胖子看到最後一次搶劫行動也失敗了，開始大聲嚷嚷，“不弄了，不弄了。”
“不弄了？去你媽的！”小龍大聲吵起來，“你X誰呢還是晃誰呢？你不弄了？趕緊給我滾！”
淩晨3點後的廣場，只有小龍他們5個人，以及睡在附近的流浪漢。小龍拿出事先買來壯膽的刀，瞅了一眼流浪漢，衝胖子說：“沒膽兒就趕緊給我滾，再不就過去那邊，拿瘋子練練手。”
睡在躺椅上的流浪漢並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到來。在之前的許多日子裏，這個廣場是他夜晚安眠的絕好去處。當地官員介紹，為了競爭“全國衛生城市”，他們把縣城劃塊，每一塊地面都有一個清潔工專門打掃，這其中就包括流浪漢安睡的躺椅。沒有人會轟他走，他每天都有乾淨的躺椅選擇，靠馬路的，有樹蔭的，挨著噴泉的。
可是，這一晚的美夢卻被搶劫失敗的少年們攪亂了。回憶起那天的情形，小龍和小康跟警察說，睡得迷迷糊糊的流浪漢，從廣場看臺旁邊的木頭躺椅上坐起身來，不耐煩地衝他們抱怨：“朝一邊兒去，趕緊走！”
小康把小龍拉到一邊，陪他坐著聊天。小康讀書不錯，小學考過全班第八名，“三好學生”獎狀至今還貼在一家5口住著的十幾平方米的小屋墻上。他跟小龍一樣，出生於滿地長苔蘚的村子，但是小康爸爸為了讓兒子讀縣裏的中學，舉家搬進城。他跑到學校找老師談話，回來還勉勵兒子：“別人念著念著就不念了，你一定要好好學習。”
搬家的決定對於小康家並不容易。母親不識字，沒工作，父親雖然在煤礦工作，但每個月只能拿到3000多塊錢。小康還有兩個姐姐，他們跟父母擠在一間房子裏生活，住在縣城角落的城中村。
那地方看上去像個大雜院。在這裡，水泥地的縣城可以找到長著苔蘚的泥巴路，十幾戶人家擠在一間小院裏，每家都用被罩挂在門口擋著。站在院子中央能聽到一樓的男人跟女人吵架，看到二樓的住戶從窗戶往樓下潑水。院子外面是林立的綠樹，樹下是一條乾枯的河，堆滿垃圾袋。院子外焚燒垃圾的焦糊味，混雜著院子裏做飯的爐火味兒，不遠處山上跑著的運煤車則不停地摁喇叭。
“娃根本在屋裏待不住，動不動就要往外面跑。”在切菜板、摩托車和呼啦圈共處一室的屋子裏，只有一盞發黑的白熾燈，小康的媽媽捂著臉哭著說。她沒讀過書，但她一心想讓兒子讀好書，為此她把印著古詩詞的舊掛曆整齊地貼滿出租屋的墻壁，還到處去請教培養孩子的訣竅。她問過住在隔壁的，街上賣菜的，還有學校外面等著接孩子聊天的，“他們都說不能讓娃出去，可是怎麼說他都不願意待，一個勁兒要出去。”
從今年3月開始，上初中的小康鬧著不學了。他坐在父母和自己擠著睡的大床中央，嚷嚷著要賺錢，賴著不出門上學。爸媽雖然反對，最後也只能跟他達成妥協——等到秋天，去讀個職業技術學校，在此之前，可以先到縣上打工。
小康說，他很快發現，外面的世界沒那麼簡單。有天晚上快兩點了，他在跑著拉煤車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男人追著兩個女人，不管女人如何呼喊，並沒有人去幫助她們。
“我覺得外面社會太亂了。”在警察面前，小康扭捏地選擇靠著墻根的角落坐著，聳著肩膀，用手掌摩挲著自己的膝蓋。他在火鍋店打工認識了小龍，跟他拜了把子。“我就想跟二哥他們……我們發誓，以後相互罩著幹。”
但對“二哥”提出的搶劫，小康說他沒同意。他說，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要用刀子，之所以會跟著出來，只是因為他不想忤逆小龍這個“二哥”，想什麼都跟著他。
無解的出路
準備了一晚上，什麼都沒有搶到，小龍不太能接受這場搶劫計劃的失敗。他說，當時身上已經一毛錢都沒有了，可是，他迫切地需要錢，去買一張火車票，離開這個地方。
小龍想去北京，一個他第一次見到地鐵和電梯的地方。不過，他已經不太記得該怎麼去北京了。兩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還是老鄉帶著他，逃票坐上了火車。
在陌生人面前不愛說話的小龍，總是繃著一張臉，額頭上勒出與他16歲年齡不相搭配的抬頭紋。但是只要一說起普通話，一說起北京，他整個人都放鬆了，偶爾還能露個笑臉。
他對北京生活的印象，只有三個字：“好著嘞！”他在北京當過後廚，做過保安，還在肯德基做過冰激淩。在他的描述裏，在北京每個月能賺三四千，還包吃包住，儘管住的只是四五個人拼一間的地下室。他說，自己兩年賺了4萬塊錢，還寄給了爸爸1萬7。
但小龍爸爸說，從來沒有收到過兒子寄來的錢，他甚至很少接到兒子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對於兒子外出打工的事，總是懸著一顆心。娃出門打工的時候，還不到他的肩膀高，兩年沒回家，再見面已經比自己還高了。不僅個子長了，還學會了抽煙，一天至少抽半包，胳膊上也不知什麼時候烙下了一個個圓形傷疤，像是被煙頭燙過的。
小龍爸爸也外出打過工，在深圳給人鋪路，幹了4年，帶著幾萬塊錢工錢，和一身的風濕病、動脈硬化回來了。他回村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給家裏蓋房子。他把小龍從北京叫回來，要他待在家裏看屋子，不願意他再出去打工，“外面社會太複雜，我怕他出去出事”。
可是，待在家裏對小龍來說太難熬了。在這個小村子，生活只有兩種模式，出門種地，回家做飯，頂多再多一種模式，外出打工，回來蓋房子。
如今他家雖然蓋起了全村唯一一戶貼著亮白色瓷磚的小平房，但姐姐在外地打工，71歲的奶奶要下地幹活，爸爸要去地裏用扁擔挑麥子，白天只有他守著6間空蕩蕩的房子。屋裏唯一的裝飾品插在窗戶把手上，是兩根彩色的野雞毛。
從沒出去打過工的小康，並不太理解小龍的焦慮。他唯一一次走出彬縣，是12歲那年發高燒，爸爸抱著他去西安看病。小康爸爸說，他們在醫院門口排隊，挂了3天號才看上大夫。夜裏抱著小康輸液，他看著臉色透紅的兒子半夜突然醒過來，在擠滿陌生人的掛號隊伍旁邊來回打滾，自顧自地瘋跑起來。照小康媽媽的說法，那次看病耽誤，可能把兒子的腦子“燒壞了”。
小龍說，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在那裏，他在賓館門口當保安，穿著淺藍色的制服，感覺自己跟進了“特警隊”似的，特有面子。他不會上網，但是偶爾有人請客，帶他去網吧的時候，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看那些穿著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在電影裏抓壞人。小龍跟審訊他的警察說，他本來的理想，是要當一個警察的。
在北京，小龍還談了人生第一場戀愛，女朋友是同在賓館打工的服務員。小龍說他前前後後給了女孩近1萬3，叫她買衣服，或者寄給家裏。後來，小龍發現這個女孩早就有男朋友，從一開始就騙了他。但小龍說，他還是告訴女孩，“有事再來找我”。
但現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爸爸不給他路費，自己打工賺的錢又少。他在火鍋店負責切菜，廚師長常常看到他一個人站在角落，一言不發地切一上午菜，三下兩下就能把一整條魚帶著血剁成一塊塊的，然後就從後門出去，一個人到天臺抽煙。
那個天臺上並沒有什麼好風景。在這個三層小樓的屋頂，環顧四週只有上世紀80年代蓋的機關單位大院，門口坐著如他父親一般年齡的勞工，在馬路牙子上等待活計。遠處正在蓋大樓，一架架起重機轟隆地響著。
再往遠處，就沒有別的新玩意兒了。彬縣在古代是流放官員的地方，范仲淹就曾經被貶到這裡當地方官。除了高樓跟當年長得不一樣，放眼望去，四面依然是如圍墻一般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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