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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絡社會不良風氣予以整治和嚴厲打擊借網絡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符合公眾期待。此前，有關方面依法查處和偵辦的“秦火火”網絡犯罪事件，以及查處借網絡維權幌子行斂財之實的周祿寶案件，再到查處自建網站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仲偉等，都是整治網絡不良逐步深入的標誌。但在整治和遏止互聯網不良風氣之時，對於何謂網絡傳謠造謠？何謂罪與非罪？以及何謂情節嚴重等等，讓廣大網民頗有困惑，也一定程度上讓法律執行者難以操作和執行。二來，此前，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舉辦的“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上，由網絡名人達成共識，提出網絡須遵守的“七條原則”，在廣大網民達到上述共識之後，也亟待儘快將共識落實，這需要一個來自法律和制度的支撐。
由是觀之，“兩高”日前發佈和出臺相關“司法解釋”，顯得極為必要也正當其時。《解釋》的公佈和生效，更具有對不良網絡風氣的直接遏止和良性導向功能。在發佈相關《解釋》前，一些無良者和別有用心者，有可能混水摸魚，可以非法遊走在“罪與非罪”的空間，譬如利用組織互聯網水軍“斂財”一事，在過去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定性。一些居心不良者，就有可能利用“謠傳謠言”定性不明晰，大肆傳播和炒作一些負面信息並引起種種不良反應。《解釋》的出臺，無疑直接堵死了個別人的僥倖，對於一些利用虛擬世界牟取利益以及破壞網絡風氣乃至涉及社會穩定的非法人群和非法行為，將是一個帶有震懾意義的強力告誡。
《解釋》的出臺和生效，對於未來恢復網絡風清氣正環境不容低估。在我國已有網民高達5.91億的時下，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極度迅速，自媒體時代的來臨，都為我國如何更好的管理互聯網提出了巨大的現實挑戰。解決互聯網時代來臨所帶來的這一重大社會課題，不能無所作為，更不能隨意而為，而“兩高”日前發佈和出臺相關《解釋》，正是管理互聯網、有效利用互聯網資源讓互聯網造福社會的開端。從這個意義上分析，依法實施對互聯網監管，以法律手段打擊遏止不良信息和互聯網違法犯罪行為，是社會發展和時代所需。
《解釋》對於網絡違法犯罪的精準打擊，並不是對網絡表達和網絡言行的遏制，更不是對網絡舉報和網民權益的限制。恰恰相反，法律規定越準確，對違法犯罪定性越準確，越有利於一個環境的改良，越有利於保護社會公眾和網民的合法權益。兩高日前出臺的《解釋》，是我國真正將互聯網監管納入法制軌道的標誌，也必將對互聯網良性發展起到保駕護航的功能。（莊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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