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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正義與效率
南京：創新簡易程序 庭審提前亮“底牌”
新華網南京9月16日電(記者 盧俊宇)“我知道自己的行為構成了交通肇事罪，我對檢察機關的指控沒有意見，我認罪。特別要感謝公訴人的《適用簡易程序案件指控依據告知書》，讓我心裏有了底，在看守所期間有了希望和盼頭……”近日，由南京市棲霞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邵某交通肇事一案開庭審理，在被告人最後陳述環節，邵某當庭認罪並向公訴人致謝。
在該案審查起訴過程中，邵某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但多次通過駐所檢察室工作人員表示希望得到從輕處理。檢察機關在《適用簡易程序案件指控依據告知書》中，詳細列舉了其具有自首、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等量刑情節，並建議適用緩刑，在提起公訴時將這份文書送達邵某。邵某看過後，既明白檢方為何要以交通肇事罪對他提起公訴，也了解到了自己可能判處的刑罰，心安了許多。最終法院採納《指控依據告知書》建議，判處邵某緩刑。
據了解，這是南京市檢察機關適用簡易程序公訴案件指控依據隨附制度的一個案例。
從2012年7月起，南京市檢察機關就開展了簡易程序指控模式改革試點，嘗試探索“指控依據隨附制度”，這項制度以《適用簡易程序案件指控依據告知書》的形式，將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主要證據、適用的法律條文、量刑建議的依據，以及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項訴訟權利內容，全部清清楚楚地寫在“告知書”上，並在開庭前就送給被告人看，使其可以提前充分了解檢方指控的證據及定罪依據。
“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簡易程序適用範圍，並要求檢察機關全部派員出庭，這給基層公訴工作帶來較大影響。”全國檢察業務專家、南京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愛君告訴記者，為了緩解案多人少的壓力，各地紛紛在簡化工作程序上做文章，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是明顯的，如許多庭審流於形式、被告人的知情權和辯護權得不到充分保障。
“一年來，我們在5個試點基層院386件422人簡易程序案件中進行了試點，從結果看來，該制度在實踐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可操作性，對提升訴訟效率、保障被告人權利、實現公正等方面效果明顯。”李愛君介紹。
價值成效
記者了解到，因提前向被告人亮出了“底牌”，庭審中控辯雙方在出示證據、發表出庭意見等環節更具有針對性，從而極大縮短了庭審時間，大大提升了庭審效率。據統計，適用該機制辦理的簡易程序案件平均庭審時間僅用14分鐘。2013年1月至6月，參與試點的五家基層院沒有發生一起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的案件。
更重要的是，《告知書》使被告人開庭前對案件的基本情況有了相對全面的認識，消除了被告人對指控的疑惑，不僅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隨意翻供現象增加，相反提升了被告人的認罪服判率。以參與試點的鼓樓區院為例，2013年1月至6月，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公訴案件85件104人，其中判決後上訴2件2人，簡易程序案件上訴率2.35%，同比下降53%。參與試點的五家基層院1月至6月共有10件簡易程序案件上訴，平均上訴率為2.42%，部分區縣檢察院甚至沒有發生過一起簡易程序案件上訴的情況。而同期未參與試點的院平均上訴率則為3.14%。
制度規範
今年7月，南京市檢察院在總結5家基層院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實施了《簡易程序公訴案件適用指控依據隨附制度實施意見（試行）》，在全市推行該制度。《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指控依據隨附適用案件範圍；規範了《指控依據告知書》文書結構；針對個案的不同特點及被告人的對案件的認知異議，突出告知書說明重點，有針對性地作出案件定性、量刑等說明。《意見》從告知書審批到送達，從異議的提出到採取應對措施，規定了一整套運轉流程，規定《指控依據告知書》需經部門負責人或分管檢察長批准；告知書與起訴書一併移送人民法院並商請一併送達《指控依據告知書》；被告人收到《指控依據告知書》後，由駐所檢察官及時將其異議情況及時反饋給公訴人；辦案人員掌握被告人提出的異議後，通過分析論證、補強證據等，有針對性的做好庭審準備工作。
“該制度設計具有很大的積極價值。”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狄小華認為。通過指控依據隨附，讓被告人在庭前對全案證據和指控理由有相對全面認識，保障其在庭上有效質證，避免了庭審程序縮減後可能造成的庭審走過場的現象發生。同時，由於可以在庭前得到被告人的意見，讓庭審更有針對性，減少不必要的程序轉換，有利於庭審活動有序、連貫、高效地進行。
“施行簡易程序案件指控依據隨附制度，是在對接新刑訴法實施過程中的一項有益探索。此舉既符合現代刑事訴訟理念，也順應了刑事司法改革潮流，在公正與效率之間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平衡點。當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指控依據隨附制度還需要接受更多實踐檢驗，需要不斷完善。”南京市檢察院檢察長葛曉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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