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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違法行為！”3月29日下午，在一陣急促的警報聲後，溫州市區松臺廣場上空不斷地回蕩著這句話。聲音是從松臺廣場對面新國光商住廣場C幢4樓平臺發出的。平臺上架了6個大喇叭，正對著松臺廣場，目的就是對抗不堪其擾的廣場舞。從當天下午2點開始，“警告聲”一直播放到傍晚5點多。一些廣場舞大媽實在受不了了，陸續打道回府。（4月1日《杭州日報》）
扯著大喇叭，對著居民區大放“民族風”的廣場舞，已經成為不少城市的心頭之患。跳舞的也不是沒道理，好不容易找了個強身健體、陶情冶性的娛樂，還能鍛鍊社交能力。舞迷們也不是惡人，多是熱心腸的大媽。就這麼點愛好，還不讓跳，好像有點說不過去。只是，苦了附近的居民，喇叭震天響，睡也睡不著，弄得小區的房子轉手都困難；去說理吧，還架不住跳舞的人多勢眾，急火攻心，難免就有了過激行為。
僅以去年為例，4月，成都一小區幾家臨街住戶由於長期受廣場舞音樂困擾，一氣之下向跳舞人群扔水彈；8月，北京昌平區，由於鄰居跳廣場舞放音響過大影響了自己休息，56歲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雙筒獵槍朝天鳴槍，其還放出自己飼養的3隻藏獒衝散跳舞人群；10月，武漢一小區內正在跳廣場舞的人群遭樓上業主潑糞……眼下，溫州的高音炮，雖屬於“功能型武器”，實在也是不得已之舉。據說去年10月，在業委會的牽頭下，溫州新國光商住廣場600余位住戶一起出錢，湊了26萬元，買了一套擴音設備“還擊”廣場舞音樂。這份“齊心協力”，比收物業費爽快許多，也足以窺見兩者之間的糾葛之深。
地方部門似乎也沒閒著，今年年初，溫州鹿城區還發佈了“廣場舞公約”，並由公安、環保、城管等部門聯合執法。只是，這就像貓抓老鼠的遊戲，執法人員來了，大媽們就調低音量，走了又調高了。跳舞好像也是合理的民生需求，噪音又是明晃晃的侵權行為，地方部門也管了問了，但這樣的癥結還是懸而未解，究竟誰該對此擔責？
法理而言，跳舞的太吵，自然理虧在先，至於拿高音炮“以暴制暴”，顯然也難以契合程序正義。只是，跳開安靜權等法理上的字面揪扯，我們不妨從下面這組數字來窺視廣場舞之爭的真相——據統計，我國平均每10萬人的運動場地數量只有65.8個，而日本和歐洲發達國家都在200個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2平方米。好在2012年年底發佈的《“十二五”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規劃》規定，到2015年，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將達到1.5平方米以上，基本實現“縣縣都有公共體育場”。只是，這一“1.5平方米”的目標，還是不足美國的1/10，不足日本的1/12。面對這樣的現實，廣場舞上的愛恨情仇，該如何自處？
跳個舞，或者睡個覺，都是民生之需。公共服務部門有責任與義務，去協調好兩者間的矛盾。看看不少城市華麗時髦的體育館，再看看捉襟見肘的廣場舞之地，就明白：必有職能作為袖手旁觀，才逼得跳舞與睡覺成了水火不相容的糾結。禁止與對抗終究不是目的，給廣場舞一個出口，高音炮上的這筆沉沒成本，才不至於成為城市生活中的憤懣負擔。（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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