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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蔡華偉
“城市病”的根源不在“大”，而在“大而不當”
大城市怎樣“治病”？(特別報道·大城市的糾結③)
前文回顧
5月12日，本版刊發“大城市的糾結”系列報道第一篇《“城市病”緣何而生？》。報道認為，我國“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專屬病”。國內外實踐也充分證明，“城市病”與城市大小沒有必然聯絡。
5月19日，本版刊發“大城市的糾結”系列報道第二篇《大城市空間有多大？》。報道認為，發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與國際上相比，我國大城市發育還很不足，依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大城市的發展也要有相應的條件，應當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
頂層設計要科學
規劃設計時宜採用“串葡萄”而不是“攤大餅”模式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100多年前，馬克思這樣闡述城市的集中性。
100多年來，城市化與工業化兩大車輪，推動人類社會滾滾向前。然而，當“集中”到了一定程度，人口高度集聚的大城市開始遭受“城市病”困擾時，人們首先從“分散”中尋找出路。
清晨6點剛過，河北燕郊納丹堡小區門口的公交站臺就排起了黑壓壓的長隊。隊伍裏，孫玉英老人已63歲，她是替在北京上班的兒子排隊，而像她這樣為孩子排隊的人還有不少。“孩子太累，想讓他多睡會兒”。
在距京30公里的燕郊，類似這樣“跨省上班”的城市“候鳥”有30萬人。這些人工作在北京，消費在北京，對他們來說，燕郊只是一張供晚上睡覺用的床。
時下，不少新城以治理“城市病”之名拔地而起。然而，當人們被“分散”到新城後，似乎並未“藥到病除”：一座座沒有產業的“睡城”、沒有人氣的“空城”，不僅沒有緩解“城市病”，反而加劇了大城市的交通負擔。
“這是規劃佈局、功能定位等頂層設計出了偏差。”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教授陸銘這樣判斷。
——應當合理規劃佈局，重統籌重合作。
大城市規劃常見的是“攤大餅”模式：以老城區為中心，一圈一圈往外攤，就業、消費、公共服務等在老城高度集中，新城則一片空白。城市職住分離，居民兩頭奔波，連接老城新城的路越來越堵。
而國外的“串葡萄”模式給人啟發。上世紀50年代，倫敦在周邊規劃建設了8座衛星城，除住宅外，每座衛星城都有配套的產業和生活服務設施。衛星城的建立，使多達3650萬人的倫敦都市圈並未感到太大的人口和交通壓力。
“先有業再有城，而不是先有草坪和住房。”陸銘認為，人口集聚以就業崗位為基礎，“攤大餅”會增加出行需求，新城建得再漂亮，也只是“空城計”唱得動聽。因此，規劃設計宜採用“串葡萄”模式，讓新城多串聯一些配套產業、基礎設施等。
此外，對一些超大城市而言，騰挪空間已經有限。要治理“城市病”，應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從“跨區域合作”中尋找答案。比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框架下，通過區域協調發展使人口、產業、生態佈局更合理，從而在發展區域經濟的同時也為北京治理“城市病”拓展空間。
——應當明確功能定位，不貪大不求全。
“現在一些城市不管資源環境容量如何，只要是能大量創造GDP的產業，都欣然接受甚至拼命爭搶。這樣‘暴飲暴食’，自然會因‘消化不良’而‘生病’。”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坦言，從深層次看，應當改革和完善過於看重GDP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以土地財政為代表的不合理財稅體制等。
量力而行，就不會“累出病”。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對於每座城市來說，首先要看清楚城市發展的格局、態勢、在區域經濟社會分工中能夠擔當的角色，然後結合自己的資源、環境、文化特點，努力滿足生產、消費和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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