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治昭老人拉手風琴。

　　朱治昭老人手寫的家書。

　　朱治昭老人在樂山淩雲山留影。

　　雷健和他的舅舅。

　　《重慶越走越精彩》歌單。

　　在曾經沒有電話、沒有手機的年代，家書，是親人間唯一的聯繫，一來一往，皆是牽掛。

　　“最親愛的健兒，新春康樂！”生活在成都的雷健一家，和生活在重慶的舅舅朱治昭，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2016年舅舅去世，有長達60餘年的家書往來。

　　數百封家書，手寫下的字字句句中，大多都是關於生活的絮絮叨叨，這些，正是親人間最真切的惦念。而信中所記錄的平凡家庭的起落和悲喜，也折射出時代變遷。

　　壹

　　一封封家書連接成渝兩地

　　雷健的母親和舅舅，上世紀30年代出生在重慶涪陵一個教師家庭。家中只有姐弟倆，相差不過5歲，從小一起長大，感情很深。

　　上世紀50年代，雷健的母親因為工作離開家鄉，先後到了樂山、成都，舅舅卻一直留在重慶，分隔兩地，便開始了書信往來。如今，成都到重慶，高鐵只需要一個小時就可以抵達，但在那時，坐火車卻需要一天以上，寄封信也需要好幾天時間才能收到。

　　從雷健記事起，母親與舅舅的書信往來十分頻繁，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有時候一週就有一封。“當時我年紀還小，只有10多歲，母親不大讓我看舅舅寫來的信，但我總愛偷著看。”雷健回憶，每次看到母親把舅舅的來信拿回家，自己也總有一種興奮感。

　　姐弟倆的通信，大多都是關於家事，歡喜和苦惱，見聞和感悟，大大小小的生活和工作瑣事，都會寫入信中。

　　上世紀70年代初一天，舅舅突然來信，説自己得了肝硬化，在那年頭，這可是要命的事情。“母親很著急，回信給舅舅，讓他趕緊來成都治病。舅舅到了成都，母親帶著他上醫院檢查，醫生檢查完，沒有給出醫治方案，卻是讓病人返回原籍繼續治療，叮囑家屬做好後事準備。”雷健回憶，那段時間，母親和外婆都特別焦灼，壓根不敢提那個不吉利的“死”字。

　　但舅舅是個天生的樂天派，不以為意。住在醫院期間，舅舅也定時來信，心中似乎揣摸到了母親的心思，每封來信都要説到“死”：“命不該死”“死了也不可惜，好歹已有後代”“死的方法林林總總”云云。

　　有一次舅舅從醫院寄來的信，居然洋洋灑灑寫了幾大篇，敘述自己住院治療期間和護士“鬥智鬥勇”。“他説他最討厭輸液，針頭一扎，瓶子一挂，幾小時不能動彈，偌大一個病房就他一人，寂寞得不行。所以他一看見輸液瓶心裏就怵得慌。”雷健回憶，舅舅尋思，既然能往靜脈裏輸液，也就能吃，因此護士剛一轉身離開他就拔下針頭，將液體一股腦兒灌進肚裏，然後溜出醫院悠哉遊哉地逛大街會朋友。

　　母親焦急地給舅舅去信，要他遵照醫囑好好住院治療。沒想到舅舅回信中大筆一揮兩句話總結：自己一能吃二能睡，一時半會死不了！

　　半年後，舅舅來信，説病已好，母親不放心，去信讓他到成都來檢查，醫生一按壓，肝軟如嬰，完全不像得過肝病的人，專程跑了好幾家醫院，醫生都如此説，這病就這樣奇跡地去無蹤了。舅舅的樂天，也通過這些信件對雷健産生了影響。“後來，我有一些朋友如果生活不順或者生了重病，我也會給他們講這個故事。”

　　到了上世紀80年代，雷健已參加工作，舅舅的來信，他也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了。“舅舅的信我們總是全家傳閱，他工作穩定了，全家看著信舒了口長氣，然後又興高采烈地弄一頓豐盛的飯以示慶賀。他説他結婚了全家高興，捧著信傳來傳去反復看，就像看新娘似的看個夠。”雷健説，有時候，舅舅也會講述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難題，與兒子在生活中的矛盾，母親也會回信寬慰他、鼓勵他。

　　通過一封封家書，相隔500多公里的親人們，一直這樣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貳

　　母親去世後兒子接力寫信

　　2004年，雷健的母親過世，寫家書就由雷健接力。

　　其實，那時基本上家中都有了電話，舅舅家也有，但他卻依舊堅持以寫信為主要通訊方式，電話甚至成為他催促雷健回信的工具。

　　“有時候工作忙，沒來得及及時回信，舅舅就會打電話來，問我怎麼還沒回信呢？”雷健説。

　　當時，舅舅家中也有了電腦，他也學會了熟練使用，但每封信依然堅持手寫，薄薄的信箋紙上，一筆一畫，認真寫下。雖然已是70多歲的老人，字跡依舊工整、漂亮。來信與以往一樣，大多都是記錄生活瑣碎，但信中思路清晰，格式規範，在信尾還總會認真落上自己的大名。這也讓雷健對待回信不敢怠慢，提筆之前，總要認真思考一番才敢下筆。

　　彼時，朱治昭已退休，回到涪陵老房子裏居住，把許多精力都投入到音樂之中。2000年之後，地方群眾文化迅速發展，在地方文化館、老幹局等組織下，各種社團樂團蓬勃興起，懂樂理知識還會多種樂器的朱治昭自然成了當地活躍人物，常常參與演出和排練，給雷健寄來的許多信件中，都提及了自己的忙碌生活。

　　“我擔任了涪陵老幹部合唱團教師，每週兩天上課；而涪陵老朋友藝術團又特聘自己為‘創作老師’，需要提交歌曲作品；還有涪陵濱漢樂團聘為藝術顧問，每週二和每週六兩個半天指揮樂團合樂。”2007年3月，舅舅寄來的一份信中這樣寫道。

　　除了參加樂團，舅舅也堅持創作歌曲。雷健回憶，有一次，舅舅隨信寄來一首他剛作的歌曲，還在信中要雷健提意見。“我回信説，我儘管從事文字工作，但對歌詞尤其是作曲一竅不通，提不出意見的。他卻固執地又來信要我提意見。我想這不是強人所難嗎？於是把他的信放到一邊。誰知他一個月後到成都，怒氣沖衝地問我為什麼不給他回信？我慌忙向他解釋。”

　　以前舅舅給母親寫信，抬頭總是“最親愛的姐姐”，到了給雷健寫信，信的抬頭就變成了“最親愛的健兒”，但實際上，見了面卻是不好意思這麼叫。或許這就是家信的魅力，許多當面無法説出口的話，能在信中表達。

　　雷健説，每次收到舅舅的來信，心裏總有一種安慰。“見字如面，家信傳遞的其實不只是家長裏短，更有濃濃的親情。而字裏行間我不只是獲悉舅舅的近況，看到信中整齊流暢的筆跡，清晰的思路，總會讓我心安，説明70多歲的舅舅眼不花手不抖腦子不糊塗，身體尚好。這些都是短信、電子郵件無法替代的。”

　　雷健告訴記者，母親和舅舅一生堅持寫書信，與他們少時所受教育有關。年少時，父母對姐弟倆都是嚴格要求，寫字之時，身子要端正，手握筆的姿勢也必須正確，姐弟倆都練得一手好字，也就此養成了讀書寫字的習慣。

　　讓雷健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舅舅出差到成都來，住在自己家裏，一天早上，他發現舅舅屋裏燈亮著，舅舅正埋頭寫信準備寄回重慶給外婆。“我很驚訝，就問他，還有兩三天就回去了，為什麼還要寫信？舅舅説，出門在外，家人自然掛念，一封信就可讓人放心！”

　　就這樣，兩地的親人通過家書保持聯絡的習慣又持續了10多年，直到2016年，舅舅80歲時去世。

　　參

　　平凡家庭的悲喜折射時代變遷

　　舅舅數十年的來信，內容十分廣泛，或縱論天下大事，或排遣宣泄情感，或侃談市井俚語。他的幾十年人生起起落落、悲悲喜喜都記錄在了信中，但家書中其實並不僅僅是小家庭的記憶，也折射著時代的變遷。

　　年輕時，朱治昭曾參軍，分配工作後卻因為“禍從口出”，被打成“右派”，兩度入獄，不僅被開除公職，也與妻子離了婚，兒子也只得交給母親撫養。勞教期間，舅舅也會從獄中寄信來。

　　出獄後，朱治昭回到原籍涪陵，因為有音樂特長，當地一個文工團聘請他為臨時工。雖然生活艱苦，但好歹有了份工作，養家糊口。因為文工團演出，時常到酉陽、秀山、黔江、彭水以及貴州、湘西各地的鄉下，每到一處必有書信寄來。當年下鄉演出，交通條件十分艱苦，兩個鄉鎮之間輾轉，都要花費很長的時間。雖然也會唸唸叨叨工作勞累，天不亮就要出門坐車，一路輾轉，天黑才能抵達目的地，但同時舅舅也會講述一路所見所聞，每到一地演出，十分受歡迎，十里八方的群眾都會跑來觀看。

　　上世紀80年代，舅舅被調入重慶市區教育系統工作。工作穩定了，雷健一家都十分高興。隨著改革開放進程推進，社會風氣更加活躍，生性不羈的舅舅也開始躍躍欲試，常常有不少大膽又新奇的舉動。

　　那時候，下海潮興起，舅舅也跟朋友一起合夥，試圖搞個“第二職業”，在來信中詳述了自己的計劃，還興致勃勃要當“先富起來的人”。母親有些擔憂，認為舅舅是“吃筆墨飯”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去信中語重心長地勸弟弟不要去，但舅舅卻左一信右一信，大談自己的生意經，果不其然，不到半年，第二職業嘗試以失敗而告終，舅舅卻也樂於當了一次“時代弄潮兒”。

　　舅舅晚年時，與雷健通信的次數雖然減少了，但也基本保持著一個月一封的頻率。信中，舅舅偶爾也會回憶起當年，比如告訴雷健，自己每隔兩三天就要去看望患了肺癌晚期的四姐（表姐）。“上世紀60年代，物資匱乏，全靠四姐救濟，後來，家中多遇變故，母親和兒子沒有地方住，也是在四姐家中近一年。”回憶起艱苦歲月，舅舅的信中，對曾經幫助過他的人總是充滿感念。

　　但更多時候是談論自己的老年生活。不服老的舅舅有時候會感嘆自己的確老了，身體素質好像大不如前，但依然關心時事，重慶設立直轄市10週年時，他還專門創作了《重慶越走越精彩》歌曲並寄來給雷健。“重慶風采，霞光流彩。紅也可愛，紫也可愛。八面來風總是春去春又來！”字裏行間，能夠看出已經70歲的舅舅依然充滿熱情。（記者 吳夢琳）

　　原標題：60餘年家書往來 折射鮮活時代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