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及其與西方的比較

　　商鞅變法，影響深遠。它不但奠定了秦國統一根基，而且影響中國的世道人心長達兩千多年。譚嗣同有言，“兩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澤東亦曾説過：“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者，商鞅變法後之新政也！

　　西元前359年，商鞅公佈了變法的第一套改革令。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層什伍組織和治安聯保制度。其次，建立獎勵耕戰的激勵制度：為國征戰，立功受獎；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經商或懶惰而致貧者，官府沒收為奴。商鞅的激勵機制，不僅打通了平民通向貴族的通道，而且有明顯的經濟與産業導向。宗室若無軍功，不得列為貴族；普通民眾因為軍功可以得到榮華富貴。

　　十年之後，即西元前350年，商鞅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秦國都城從雍城遷到咸陽，改革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經濟社會層面：

　　一是強制民眾分家析戶，建立一個小型化個體家庭組成的社會；二是進一步推廣縣制（縣直屬中央政府，與屬於封君的封邑不同），把小鄉合併成縣，共31個縣，設置縣令、縣丞；三是廢除井田制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種以封主佔有土地、庶民為其耕種，但是産權不得轉讓的土地制度，商鞅廢除井田制，民得買賣土地，産權可以轉移，激發了勞動者和生産者的積極性。四是頒布統一的度量衡標準。

　　商鞅的改革兩手抓，一手是抓軍事，能打仗、打勝仗；另一手是抓種糧，發展農業生産。“利出於地”、“名出於戰”，把一切社會資源都驅使到促進農耕和有利於戰爭方面去。這個體制堅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奮六世之餘烈”，取得統一全國的勝利。

　　變法首先從建立法令的信譽入手。徙木立信是其突出例子。商鞅立木于都城南門，張榜募人搬運到北門，賞金十斤。當時，十斤相當於一個普通人家的全部財産。以如此高額的賞金募人完成如此簡單的工作，秦民議論紛紛，不肯相信。商鞅於是把賞金加到五十金，廣而告之。秦民激動萬分，有人躍躍而試，官府當場兌現獎賞，全國譁然。政府法度是可信的！這一觀念得到強化後，商鞅才開始頒布一條條改革法令。

　　法令既頒，嚴明賞罰以維護法律的權威就是成敗的關鍵。太子駟在貴族們的鼓動下犯法，商鞅認為，太子身為嗣君，不可施之以刑，但是，太子的師、傅要為其行為負責。於是，給公子虔、公孫賈，分別處以割掉鼻子、臉上刺字的刑罰，震懾了整個貴族階層。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線圖是“尊君”、“平民”。“尊君”，是以君主為至高無上的權威，構建一個不容挑戰的政治秩序。 “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會結構，王權之外的一切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社會榮譽，對所有的民眾開放，這是對尊君的輔助。只要有軍功、有才能，都可以獲得政府職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稱之為“壹刑”。平民主義、法治主義，與君主獨尊相輔相成，對於秦漢以後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與強化，有著重大影響。

　　如果比較一下古代希臘城邦改革，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認清商鞅改革的實質。雅典城邦從梭倫（約前640~約前558）到伯利克裏（約前495~前429）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權力制衡，鼓勵工商業發展。商鞅變法則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會管控能力，戰爭動員能力，促進農業發展。

　　同樣是打破貴族血統，梭倫改革突出的是按照財富劃分社會等級，商鞅的二十等爵則是按照軍功劃分政治社會地位。前者承認並鼓勵私人創造財富，後者引導國民埋首農田或撲向戰場。

　　梭倫改革中，與財産定等級原則相配合的，是各等級公民政治權利的差異。例如，第一等級可任執政官、司庫及其他公職。第二等級可以擔任司庫以外的所有公職。第三等級只可擔任一般公職，第四等級最多充當陪審員。

　　商鞅改革之後，從外來普通移民而躋身卿相的客卿，不絕如縷。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國比雅典更徹底。但是去貴族化和平民化政治，導致沒有任何勢力可以挑戰君主的權力，反而強化了中央君主權威，社會的過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斷地強化君主權威，才能阻遏混亂，維護社會的統治秩序。

　　如何看待這種東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異呢？

　　一是産業的差別，地處關隴的秦國是純粹的農業為主、兼及畜牧業的國家，而雅典等希臘城邦則是面向海洋、工商立國。因此，各自對於産業的發展思路不同，激勵重點不同。

　　二是民眾與人口的差別，內陸秦國的百姓，父子相傳，安土重遷；而雅典的居民，則多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多利亞移民。西元前500年，持續增長的雅典人口，成年男性公民僅3萬多人。秦國人口大約有400萬~500萬之多。誠如孟德斯鳩所言，小城邦容易實行民主制；人口眾多則多實行君主制。

　　文藝復興，將古希臘的傳統接續為西方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變法為此後兩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調，甚至影響到今日社會與人心。（記者 張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