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利民（右）請張正明先生為《晉商與徽商》一書題字。

　　龐利民先生歷時10載，完成了洋洋90余萬字的《晉商與徽商》。他試圖在學人罕至的兩大商幫比較研究中，為輝煌于明清、湮沒于歷史煙雲的兩大商幫文化尋找可供今人借鑒的價值

　　〖核心提示〗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明代萬曆、天啟年間的官員、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這樣寫道。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是山西的別稱。在當時，晉商和徽商已名聞天下，至清代，兩大商幫更是如日中天。他們曾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在光耀千古的歷史長卷中寫就濃墨重彩的一筆。

　　時至今日，專門研究晉商的專家、專著不少，專門研究徽商的學者、著述也頗多，但將這兩大商幫聯繫起來，專門進行比較研究的人和成果卻屬鳳毛麟角。

　　自2006年始，歷時10載，耗費工作之暇幾乎所有時間和精力，曾在晉徽兩地工作的龐利民先生追隨晉商、徽商的足跡，承繼兩大商幫的精神，收集資料、創新研究、潛心寫作，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在學術道路上艱難跋涉，完成了上下兩卷、洋洋90余萬字的《晉商與徽商》一書的寫作。他獨闢蹊徑，試圖在學人罕至的兩大商幫比較研究領域中，為輝煌于明清、湮沒于歷史煙雲的兩大商幫文化尋找可資今人借鑒的時代價值。

　　是國企高管也是“讀書人”

　　今年5月，一部上下兩卷、15個章節、90余萬字的學術專著《晉商與徽商》由安徽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不僅獲得國內研究晉商和徽商的權威學者的肯定，更為普通大眾了解兩大商幫精彩的歷史文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這部書從兩大商幫的家園與商路談起，終結于兩大商幫的衰落。在比較中挖掘出兩大商幫共有的窮則思變的創富動力、重商立業的文化底蘊、誠信義利的經營理念和同舟共濟的合作精神。讀過該書的人都會被其新穎的觀點、細緻的考證、翔實的資料、優美的文字所吸引。但，誰又能想到，這本書竟是出自一位非專業領域人士、一位國企高管之手！

　　龐利民，8小時之內，在漫長的30多年工作生涯裏，他是一位兢兢業業、嚴己寬人的實干家，以電力人的名義，從山西送變電公司最基層的宣傳工作者幹起，一路走至國網山西省電力公司副總經理、國網安徽省電力公司黨組書記、華中電網公司副總等國家電網公司重要管理崗位。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的獲得是對他職業生涯最好的肯定。

　　8小時之外，用熟悉龐利民的朋友們、同事們的話來説，他始終都是一個“讀書人”“學者”，身上有一種儒雅之氣。

　　龐利民告訴記者，他是萬榮縣通化村人。通化村是“千年古鎮、三王故里”（三王指王通、王績、王勃），也許是成長在文化厚重之地，他自幼便喜讀書、好習文，高中時所在通化中學文藝組油印的刊物《花蕾新集》收錄學生16篇習作，中間有他7篇。大學就讀于山西大學中文系。工作最初也是從事新聞宣傳工作，跟文字打交道。他説，雖然多年來作為社會人，擔任的職務、扮演的角色在不斷變換，可精神世界裏做個讀書人的追求從未變過。可能正是這份已經融入他骨血的追求讓他能時刻保持對物質慾望的警惕，也是他後來能堅守書齋，耐得住寂寞，完成對晉商、徽商研究的動力。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千百年來一直是我國文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比起時下人們工作之餘豐富多彩的各種愛好，讀書、行走、寫作就顯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幾十年如一日堅持的人也不會太多，龐利民是一個。在他工作室、家中，記者目所能及處就是書箱、書櫃、書桌和各個年代的書、紙、本。在他家書房裏，堆積著十來個大塑膠箱，那裏面是他在不同年代、不同地方單位工作的工作日誌、讀書筆記、文字手稿。每一個箱子裏整齊地、有區分地裝滿了各種紙袋、塑膠盒。其中就有《晉商與徽商》一書的初稿和5次校對樣，那是龐利民10年的心血，是這個“讀書人”最珍視的財富。

　　由門外漢到專家漫漫10年求索路

　　2006年7月，龐利民被國家電網公司調到了安徽。他抱著“做一個兩地文化傳播交流使者”的理想，沉浸在晉商與徽商的比較研究與寫作中。然而，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寫就是10年。路漫漫其修遠兮，他深深地感受到做愛好者和做專家的區別。

　　10年裏，他沒有因工作變動，身離山西、安徽而放棄自己的夢想，沒有因年齡增長、眼花肩痛就半途而廢，更沒有因學科陌生而畏難不前。相反，他給自己設定目標，一節一節寫，一階一階爬。工作時間之外，他婉謝了許多拜訪應酬，實地考察、尋找資料、整理筆記。週六週日兩天更是自我閉關，足不出戶，餓了泡包速食麵，啃個老家帶去的麻花，真正過著苦行僧的生活。龐利民對記者慨嘆：“當時真到了‘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

　　1957年出生的他，在2006年開始寫作時是49歲，到2016年，該書付梓時他已年近6旬。多年來，精神的寂寞和身體的辛勞都不算苦，曾令龐利民氣餒、畏難、徬徨，想要退縮、放棄的是如何做到更專業。

　　專業意味著要研究明清晉商、徽商的興衰成敗，就要涉獵掌握很多相關知識。比如明清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地域、要事，山西和安徽的人文風俗等等。為此，當時積累不夠、資料不多的龐利民購買、借閱、研讀大量專業類書籍。

　　專業意味著研究成果中所引用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有明確的原始出處，而他早期收集資料時有不少二手資料。這就需要重新查閱所有原著。光在《晉商與徽商》書末的主要參考文獻裏就羅列著150多本著作。他在有關資料中看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一個中國人——徽商王茂蔭。為了找出這個人在原著中的記載，他購買了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一套《資本論》，通讀一遍。

　　龐利民不會使用電腦，90余萬字都是他一筆一劃寫在稿紙上的。在他書房，記者看到的原稿和5次校對樣，每一本上都有他密密麻麻的改動和批註。甚至有的地方改動太大，他會再附一張紙。

　　10年研究與寫作，從霧裏看花到初窺門徑再到登堂入室，如今龐利民談起晉商和徽商時，“順嘴拈來”、如數家珍。在他工作室的墻上，有一面中國地圖，他為記者講述晉商曾經輝煌的萬里茶路時，就是一邊熟練地指著地圖上的位置，一邊準確流利地報出地名，線路。

　　填補晉商與徽商比較研究的空白

　　專門研究晉商和專門研究徽商的學者和學術成果很多，但將兩者比較研究的幾乎沒有。龐利民的這部巨著填補了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是我國首部將晉商與徽商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術著作。

　　的確，浩浩90余萬字，從兩個商幫的興衰歷程、經營行業、活動範圍、選人用人、科舉仕宦、建築特色諸多方面，他都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和比較，甚至將山西婆姨和徽州女人都進行了細緻的對比。

　　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他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觀點：提出晉商與徽商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他認為六大共同點是：所處環境都是地瘠民貧，窮則思變；走上商途後都是生財有道、經營有方；他們致富後也都建設家鄉，傳播文化；兩個商幫中都有人精研算學、編著商書；他們都是富而不貴。四大不同點是：地域大小不同；興盛年代不同，晉商興起于明初“開中制”，徽商興起于明中葉“折色制”；精神領袖不同，晉商崇拜關羽，徽商崇拜朱熹；民風習俗不同，徽人好訟，晉慎入衙。

　　另外他對銀行與錢莊、票號優劣的分析也讓人耳目一新，對今人很有啟發意義。他認為，票號與銀行的最大區別就是各自所建立的信用體制不一樣，責任不一樣。票號的存貸款是建立在誠信與道德的基礎上，這種信任只存在於一定範圍之內，業務範圍有限，責任卻是無限的，風險也難以避免。而現代銀行是建立在制度與信任的基礎上，從制度上規避了風險。

　　角度新、觀點新、論據豐富、論證條理，龐利民趟出的這條研究晉商與徽商的新路子得到了國內許多著名專家的認可。

　　張正明先生是國內著名晉商研究專家。他在《晉商與徽商》序言中寫道，山西與徽州，一南一北，相隔萬水千山，但在明清都産生了聞名全國的重要商幫。這是什麼原因使然呢？兩大商幫的相同之處是什麼？不同之處是什麼？各自的特色優點、風雲人物、衰落原因乃至經驗教訓又是什麼……今天，看了龐利民先生這本《晉商和徽商》的比較研究，我覺得他破了題，有了答案。

　　“幾十年來，很多學者從各個方面對徽商、晉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徽商、晉商的認識，然而，對晉商和徽商兩大商幫進行比較，成果則較為鮮見。”國內著名徽商研究專家、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王世華先生這樣評價龐利民的成果。

　　研究的是商幫傳播的是文化

　　在採訪中，龐利民再三強調：“雖然我研究的是商幫，但我的目的是傳播文化，將徽商文化、徽州文化介紹給山西人民，把晉商文化、三晉文化傳送給安徽人民，進而將兩大商幫所代表的中國道統文化傳播和介紹給世界人民，讓更多人體悟到我國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

　　的確，百年間，晉商走過漫漫鹽路、萬里茶路、絲綢之路，在遍佈全國的錢莊票號所在地人們的心裏銘刻上他們誠信、忠義的印記。徽商則“賈道儒行”“以賈衍文”，為後人留下了新安畫派、新安醫學、雕刻、版畫、戲劇、建築等優秀文化。龐利民竭力要把這些沉澱在歷史深處的文化瑰寶用一種嶄新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

　　他非常欽佩晉商的誠信文化，作為一個山西人，作為國企高管，他始終認為誠信、忠義文化在今天對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意義重大，對於當代商人和企業家都大有裨益。他告訴記者，晉商能創造百年輝煌，跟他們有自己優秀的企業文化、企業精神、企業道德密不可分。這個文化、精神、道德的精髓就是誠信，以誠為本。而這個文化、精神、道德的標準形象就是關公。他列舉了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顯、祁縣喬致庸等人諸多誠信故事來告訴人們誠信對於晉商的重要性。他説，山西票號建立之後，上無清政府之法律約束與保障，內無專門的監督檢查與審計機構約束，立百年之久，沒有倒賬、沒有賴賬、沒有掌櫃的經理們捐款跑路，乃是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東家和掌櫃、票號和客戶，皆取一個“信”字。今人之經商做生意，安身立命，亦須大力傳承，光大發揚。

　　10年歲月磨礪，10年辛勤耕耘，龐利民始終不忘初心，不被塵世浮躁驚擾，不為艱辛困苦折腰，在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路上留下了堅實的足跡。（記者 孫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