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魯迅曾稱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

現場讀者 陳子峰 攝

 

新民説2014年度文化沙龍第三場 從左往右依次為:歐陽江河、格非、戴錦華、柴春芽(陳子峰攝)

 

中新網北京1月6日電(宋宇晟) “‘新民説’年度文化沙龍暨鳳凰網讀書年度盛典”5日在北京舉行。在論壇中,談及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錢理群坦言,魯迅在當時無情地批評了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對中國有一個很嚴酷的判斷,説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


或許在很多人印象中,“新民説”只是梁啟超政論文章的合集以及20世紀歷史中的遺物,和當下的時代並沒有什麼聯繫。然而2014年初的這次沙龍中,“新民”再次成為了一眾學者討論的焦點與思考的中心,由近及遠地串聯起了“新民説年度沙龍”中的三個論壇。

 

世界與中國間的相互影響僅停留在器用層面

 

世界與中國的關係,自中國在西方的隆隆炮聲中步入近代以來,便已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的問題。與一個多世紀前相比,當下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無疑變得更加緊密了。

 

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瑜看來,當下中國的這种經濟發展和世界的市場是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世界為中國提供的這個市場,顯然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這一點來説,世界改變了中國是沒有疑問的。”

 

而談及中國對世界的改變,劉瑜坦言,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大量的廉價日用品在全世界的氾濫。但他同時也強調,即便中國現在的經濟影響力如此巨大,但需要面對的問題卻是:是否能夠在軟實力上征服世界。“無論是世界對中國的改變,還是中國對世界的改變,至少在個體的層面上,都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來説,這種改變還僅僅停留在器用的層面上。”

 

魯迅曾稱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

 

如果國人自當下的時間回溯,歷史上關於“新民”的説法必然地與中國人的國民性這個問題密不可分。而魯迅則是論及國民性時,無法繞開的問題。在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看來,魯迅提出的“立人”其實與所謂的“新民”有異曲同工之處。“1905年他提出來,中國要立國,關鍵是要立人,而他所講的立人主要指有個體的精神自由的人,個體的精神的自由的人。”

 

談及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錢理群坦言,魯迅在當時無情地批評了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對中國有一個很嚴酷的判斷,説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他説‘在中國有明説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説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説這樣,其實要做那樣的,有明説自己就這麼做,但是又説別人這麼做的。也有一聲不響就做的。’在這樣一個語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別人説的話,那就是笨;如果你真的把別人説的話當成做的話,那就是不合時宜。問題是誰都知道在説謊,但是所有人都願意相信、願意做出相信説謊的樣子,我們每天大家都在説謊,時時刻刻在騙你,我也知道你騙我,但是我説對對對,相信你。這就是那個遊戲規則。如果有人破壞遊戲規則,説句真話的話,大家會覺得這個人不懂規矩,這個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後大家一起把他滅掉。”

 

但他同時也強調,魯迅不僅批判國民性的弱點,更發覺中國國民性靈魂中的可貴之處。“在地底下就有中國的脊梁。他説我們從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人就是現在也何嘗少了呢?他們有血性、不自欺,他們前赴後繼的戰鬥,不過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在黑暗中而不能為人們所知道罷了。我以為魯迅這裡説的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為民請命、捨身求法,有血性、不自欺就是中國國民性的內在力量。尤其是我們今天要討論重新建立國民真精神的一個精神的資源。”

 

啟蒙先啟自己,新民先新個人

 

談及當下的知識分子寫作,作家柴春芽認為,知識分子要恪守“啟蒙先啟自己,新民先新個人”的準則。作家格非也坦言,作為一個作家,更多地應該是去對這個時代進行觀察。

 

在格非看來,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門羅就是個“觀察者”。“門羅是不是一個好作家我不知道,但是她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觀察者,她觀察到了這個社會裏面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隱秘的部分。當然作家需要有眼光。”

 

“我覺得不管是在知識界你是做一個老師或者做一個學者,還是做一個作家,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的。首先你需要非常謙遜的對待自己誠實的內心,觀察這個社會,來建立自己和這個社會的關係。然後來在冥冥之中尋找你的認同者,也就是讀者。不管研究還是創作,意義無非是如此。”格非説。